反共護教史 解密檔案人氣爆

曾慶豹濟南教會講座  鄭仰恩、郭明璋聯席與談  吸引會眾現場座無虛席 

【邱國榮台北報導】台灣教會公報社出版《約瑟和他的兄弟們》甫問市即在台北國際書展銷售一空,旋即展開二刷。作者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曾慶豹2月19日受邀出席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總會研發中心及七星中會濟南教會所舉辦的濟南講堂,演講「台灣教會史上的一件血衣」,現場座無虛席,老中青跨世代聽眾坐滿濟南教會禮拜堂。

《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一書談及「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台灣基要派的形成」這段鮮為人知的台灣教會史,並敘述黨國基督徒如何號召教會投入護教反共,抹黑普世教會協會(WCC)是脫離信仰的「大背道」,連帶也抹紅參與WCC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親共團體。曾慶豹以豐富的檔案和一手資料還原當時的政教關係,有如解密了不為人知的歷史檔案,在台灣社會現今渴望歷史真相、追究轉型正義的當下,極具吸引力。

曾慶豹在演講開場表示,根據多方史料研究,1970年時任PCT總會議長的謝緯牧師駕車撞樹意外身亡一案恐非意外,而是「台灣教會史上的一件血衣」,語驚四座。

教會與政府的矛盾始於1965年,長老教會慶祝宣教100週年,卻遭當局盯上,說教會是接觸親共、容共的WCC,外交部為了監控百年宣教紀念大會細節,為此成立了政治偵防的「天聲小組」;情治單位也為此建立「720檔案」。為了使長老教會自行退出WCC,政治壓力進入到大會籌備工作,而當時擔任慶祝長老教會百年宣教大會主席是已故浸信會牧師周聯華。

出於政治意識型態,蔣介石要求基督教成為「反共十字軍」,並引入萬國基督教聯合會(ICCC),闡明發揚反共神學,以宣揚復國、擁蔣為己任,成功協助蔣建立反共十字軍,奠立了台灣教會築起銅牆鐵壁反馬克思主義的基礎。

關於與長老教會友好的已故牧師周聯華,曾慶豹則說,周聯華是最不浸信會的浸信會牧師,也曾被抹紅,若不是蔣介石「就近看管」,所謂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恐怕周聯華早遭黨國基督徒在反共護教的旗幟下謀殺。

曾慶豹也提到濟南教會差點遭拆改建為記念蔣介石的「聖介石教堂」,當時經費已經到位,也規劃地下室供反共護教組織使用。幸而濟南教會牧師翁修恭通知前總統李登輝,改建計畫才中止。

反共護教、促長了台灣基要派成形的這段歷史,由於內容敏感,許多了解黨國基督徒與台灣基要派成形脈絡的人士,多不願說或出版專書著作。因此《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實屬難得,本次專題就帶讀者一探究竟。

 

【黨國基督徒 Q & A 】

【邱國榮專題報導】《約瑟和他的兄弟們》新書發表會除了邀請輔仁大學教授曾慶豹演講,也邀請改革宗神學院講師郭明璋牧師、台灣神學院歷史學教授鄭仰恩牧師擔任與談人,3人一起在濟南教會接受現場聽眾提問。以下為要點節錄整理:

Q :黨國基督教壯大,持續到今天仍然有影響力,我們該如何面對今天的教會?是否該積極轉型正義、要求道歉?另外,基督教反對婚姻平權一派,操作「反同護家」議題,已經到了打壓支持婚姻平權牧師,此是否類似黨國基督徒反共護教?

鄭仰恩 :大家應一起努力建構出一個反思的平台,讓曾經是加害的一方,有機會可以展現出超越歷史限制的良知,寫下自己站在加害一方的經歷,也許可以是促進轉型正義的方式。因為權力結構與時代不一樣,反同護家並不類似反共護教,但要小心被意識型態束縛、運用權力去操控,以及絕對化的心態。

Q :台灣靈恩派的茁壯,是否跟黨國基督教有關聯?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以琳出版社,及以琳基督徒中心創辦人柯希能宣教師,在脈絡上佔有相當份量。

曾慶豹 :確實靈恩系統要追溯到反共護教時期,其中有兩項因素:成功神學及切除教會跟外國關係。崇拜偉人或把高官基督徒當作表率,這是成功神學,從政治崇拜轉進到政商關係,然後進行經濟崇拜。至於切出教會跟外國勢力的關係,則是藉由反共名義「去宗派化」,使台灣教會走向「堂會化」。對比香港,台灣去宗派化更為明顯。至於柯希能,就是跟反共護教的黨國關係密切,因為他經常講述共產主義的破壞。

郭明璋 :期待華語及台語教會能夠舉辦針對1965年後彼此傷害與被傷害的復和禮拜,要在主裡合一,華語教會應該有更大屬靈勇氣去面對這段歷史,若只是祈禱早餐會談表面合一,並無助益。靈恩派並沒有帶給台灣基督徒人口成長,靈恩派要深刻去面對歷史,對付個人的「罪」。因此,基督徒都要為華語教會禱告,期盼華語教會有勇氣踏出這一步。

Q :書末「台灣基督教會政教關係史大事記」,其中寫到2015年,第一個在華人地區有以基督徒名義成立政黨「信心希望聯盟」,參與了2016年的台灣國會選舉,作者為何要將「信心希望聯盟」的成立列入該書大事記?是否作者認知到的「信心希望聯盟」,其實就是過去黨國基督徒的遺緒?

曾慶豹 :信心希望聯盟確實具有黨國基督徒背景。聯盟的重要成員雷倩,其父親雷學明曾在基督教出版機構宇宙光所辦談蔣介石的信仰活動上,見證自己是在軍中接觸《荒漠甘泉》而信主。但雷學明不知道的是,軍中刊物的《荒漠甘泉》並非原著,而是蔣介石改過的內容,每篇的第一頁都是蔣介石的講章,其目的是讓軍隊具有基督教的得勝精神。聖經有很多打勝仗的語言,而這些是蔣認為可以振奮軍心的工具,也是思想建設反共、復國、擁蔣的必須。雷倩作為信心希望聯盟的重要代表,加上參與的教會也多是過去有黨國基督徒的背景,因此黨國基督徒到今天一直都存在著。

 

 

致力理解真相 才能尋求和解

【特稿/鄭仰恩】位於馬來西亞的馬六甲(Moluca),是一個充滿歷史記憶與情懷的港市,自17世紀起,不但是東西方及新舊教交會、衝突的場域,也是基督信仰與在地文化及殖民情境不斷交織、對話的地方。曾慶豹出生在馬六甲,他撰寫《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展現了一定的勇氣和膽識。本書超越一般「蛋頭學者」所謂的客觀、中立的立場,直指台灣基督教界受到「意識形態束縛」和「權力腐化濫用」的核心事實,並明確反映了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主張的「歷史良知的召喚」。

尼布爾曾指出,所有宗教反省的根基,並不存在於我們的社會,而是在於意識、良知及罪惡感的深度。他主張,人的信仰一方面讓他具有一種因為知所反省所帶來的「超越性」:他活在自然中,但卻超越自然,他在群體中建構歷史和文化,但卻超越歷史和文化,在他的信仰良知中,他得以參透萬事,審斷歷史。另一方面,這樣的個人宗教良心絕不會讓我們對歷史或社會絕望,或忽略社會和歷史的責任,它必然會繼續產生或激發社會的敏感度:對社會的不公義、對權力的腐化、對專制極權的思想、對基本人權的侵犯,發出先知性的抗議。

早於1974年,日本神學家小山晃佑在《水牛神學》一書中論到台灣的政治處境時就已指出:「自1949年以來,蔣介石政權的基本政策就是『解放大陸』,這不只是一個國策或意識形態而已,而是每一個島上的人在任何場合都被迫要儀式性地背誦的『教條』。這個奇異且虛幻的教條就是蔣介石島(Chiang Kai-shek Island)上的官方政治『宗教』。美國支持這樣的一個『信仰告白』。過去25年來,島上的人──或許包括蔣介石自己──雖然深知其不可能性,但卻都生活在如此一個『國王的新衣』的實況中。」面對這個「偶像崇拜的處境」,小山問道:「難道教會不該出聲說:『國王陛下,你是赤裸裸的!』嗎?」小山隨後指出,可幸的是,通過1971年12月29日所發表的《國是聲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做到了! 

此一期間,台灣教會界也出現了一群因能「上達天聽」而享有極大政治影響力、且能左右教會政治情勢的「反共護教組織」,以及在當中悠遊鑽營的大批「黨國基督徒」,形成一個過去少為人所探討的「黨政教網絡」。這群活在「反共至上」的白色法西斯時期,習慣於以封建思維及戒嚴威權心態作為思考模式的基督徒,不但欠缺信仰反思的能力,更將黨國意識型態等同為基督信仰且視為理所當然。這樣的思維方式,對現今的基督徒來說,或許多數人只會斥之為「荒謬可議」,然而,因為這群基要派基督徒實際援引了政治權力來欺壓、傷害其他有良知的基督徒,其作為不但違反了基督信仰的精神,更觸犯了民主人權及法治的規範。

同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戰後不久即加入普世合一運動,因而漸漸受到啟蒙和衝擊,並有意識地投入社會關懷與重建的工作,也參與了台灣民主運動的開展。在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起步階段,更有不少宣教師因勇敢為台灣發聲而付出艱辛代價。這些基於信仰良知為台灣犧牲奉獻的長老教會宣教師及本地基督徒,若和上述的黨國基督徒相對比,實在是極大的反差。

諷刺的是,當長老教會在1970年代因台灣面對外交內政上的困境而前後發表3篇信仰宣言時,以外省族群為主體的「國語教會」對此事卻有相當強烈的反應。譬如,中華基督教長老教會信友堂發函支持政府「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並視「以三民主義立國」的中華民國為「代表中國8億同胞的合法政府」;《福音報》以一連串的社論指責長老教會,甚至主張神學院、教會使用台語是「違背政策,是被鬼附身,是令人羞恥的事」;《校園雜誌》則以稍具理性的態度主張「教會不應自命為時代的先知,也沒有聖經的根據扮演干預政治的『壓力團體』角色」;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也提出評論:「該宣言僅代表一小撮人」、「不僅幼稚,又屬矛盾」、「違反基本國策,又絕不符合1700萬自由中國人的願望,勢必造成長老會的內部分裂」。

20多年後,台灣政治已經解嚴且邁入民主化道路的1995年,當長老教會的長期夥伴「美國長老教會」(PC(USA))前來台灣和「台灣教會合作協會」(NCCT)舉行雙邊會議,與會的台灣主流教會──包括信義會、聖公會、衛理公會、天主教會在內的領袖被問及對長老教會於1970和1980年代關懷民主政治的觀感時,他們卻又異口同聲地對長老教會過去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所付出的犧牲和貢獻表達高度肯定與感激之意,也有部分代表對過去自身教會保持靜默甚至發表譴責聲明的做法表示懺悔或提出說明。在歷史場景的流動變遷中,不禁令人有時空錯亂之感。

毫無疑問,台灣教會需要重新思考「權力」的神學。那麼,一個權力體系是如何變成「偶像」或是「邪惡」的呢?簡單的說,只要任何權力「追求一個和他被上帝創造的使命相異,並以自我利益為最高目的時,它就變成邪惡的」。因此,當代政治神學家溫克(Walter Wink)主張,在現代世界中,我們必須積極對付權力及其支配系統,這牽涉到如何辨認、指稱和抵抗各種權力及其支配系統,並撕破、揭露其假面具的課題。

那麼,台灣教會是否需要「轉型正義」?或是採取「修復式正義」的模式?我個人深信,曾慶豹所撰述的這本書已經開啟了台灣基督教界的「轉型正義」工程,書中不但對過往的錯謬意識形態提出批判,更揭穿假冒神聖者及操弄權力者的偽善面具。我更確信,只要我們願意致力述說真實,我們就會越接近真相,也會越趨近真理。

重要的是,作為台灣基督徒,我們至少需要先理解「真相」才能嘗試尋求「和解」?同樣的,過去長期享用政治特權,甚至濫用這些權力來打壓他者的個別基督徒或信仰群體,是否需要認罪、道歉?

我也相信,台灣教會需要展開新模式的「在地合一運動」(local ecumenism)。隨著一個開放、自由、民主,且主體意識逐漸確立的新台灣的開展,台灣眾教會-特別是年輕的一代,也必須以「由下而上」的方式,通過查經班、讀書會、講座、工作坊等形式,開啟一個另類的對話機制和互動平台。只要我們願意接受「歷史良知的召喚」,試著去探索並涉入自身的教會處境時,馬上就會發現「政教關係之張力與著力」的痕跡無處不在,或許那就是一個最好的切入點。

 

面對台灣社會日益壯大的公民覺醒運動,台灣基督教的宣教契機應在於基督信仰所帶出的「覺醒、更新與轉化」的層面。今年也是宗教改革運動500週年,加爾文的座右銘「在黑暗之後,必有光!」這正是復活信仰的盼望落實在公民社會裡的絕佳典範,象徵著教育啟蒙所帶來的良知覺醒以及公平社會的建立。同樣地,有鑑於對人性容易受權力腐化的深刻體認,基督徒更應扮演「監督者」的角色,持續為台灣的新政治文化帶來更新與轉化。

 

跳脫眼界限制 重新詮釋史實 

我的角色是最尷尬的,因為我是國語教會的牧師。但此時我要站在牧師同時教台灣教會史的角度來談個人、牧會與教學的經驗。

1974至1977年我借濟南教會的空間帶成功中學夜間部的團契,那時不懂教會歷史,不懂為什麼這個教會門上有兩個招牌。自己本身的處境很尷尬,父親因為在台灣省議會工作受到牽連,在二二八事件中被關了3個月,從此他變得很沒有安全感,也深深影響到家庭。從小覺得奇怪的是,為什麼警察常到家裡查戶口?

高中時在改革宗長老會信主,這又是一個尷尬,那時被灌輸長老會是有問題的。在政大7年也深受校園團契影響,倒是沒有跟長老教會處不好,師母就是台南民族路長老教會出身的。担任橄欖基金會總幹事時,遇到兩件尷尬事,出版《中國教會三巨人》時,有浸信會文字中心負責人打電話來說書中有罵蔣介石的話,只好收回改版;後打算出版《中國基督教百年史》,發現序言又罵蔣介石,只能推掉。當時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對抗,在那時的人都會面對類似這樣的逼迫。

很擔心慶豹會不會因這本書被黨國基督徒的後代追打,但又期待這本書對台灣教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力。我心中很矛盾。雖比他年長,總覺得他的研究和洞見幫助我們很大。我在教台灣基督教會史常有瓶頸:「該怎麼怎麼解釋這段歷史?」只好分開講述原住民教會、長老教會、國語教會,但怎麼放在一個大時代的背景來談。謝謝慶豹走出這一步路,讓我知道該怎麼詮釋這段和我成長背景息息相關的歷史。

這本書自1965年講起,已指出核心問題,從普世教會、台灣歷史、神學等角度來詮釋。對國語教會最情何以堪的是,這些形象良好的黨國基督徒,過去受到聖化,之後要怎麼交代與解釋?事實上,黨國控制台灣不只在1965年,其實在50年代初就已經注意長老教會,之前兩邊已壁壘分明。長老教會一直沒有想要和國民黨對抗的意念,卻始終無法擺脫這樣的罪名。

今天面對這樣的情況,我了解國語教會的處境,他們該如何詮釋?這本書對長老教會是還一點公道。今天這把火已經燒到華神,已經有老師要出來澄清。有很多是必須去面對的,讓聖徒能降落到凡間來。不過在此也要替國語教會講一點話,正如來華宣教士捲入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那樣,宣教士幾乎無法跳脫其國家認同、時代的侷限,同樣的,黨國基督徒也有其族群、政權、領袖,甚至是主義的認同和時局的眼界限制等,這是他們必須面對的。(口述/郭明璋,整理/陳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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