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昌華
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演出已告一段落，我認為本片最重要的意義，是台灣的原住民能夠在大銀幕上，以本族語言表達自己的社會情境和歷史傳統。其實，嚴格來講，這只不過是歷史事實的呈現而已，然而，達到這樣的地步卻歷經長遠的路程，這只能說是少數族群命運的困境吧！
本文將討論本片中電影音樂語言的問題，聚焦於一段不斷重複出現的主題旋律：「失去的獵場」。討論這段旋律所代表的敘事角度，和它所蘊含的意義。
電影主題音樂
說電影的主題音樂是整部片的靈魂也不為過。歡樂、哀傷、振奮、緊張等等不同類型的音樂配合故事情節的轉折，彷彿無形的指揮棒，帶領觀眾的情緒起伏。最成功的例證是史蒂芬‧史匹柏的電影《大白鯊》配樂，當低音大提琴演奏由慢到快，出現一波比一波快速的節奏時，觀眾的情緒會跟著緊張起來，心裡面不停吶喊：「快逃，快逃！大白鯊要來了！」
電影音樂的影響有兩個層面，對電影來講，音樂帶動突顯故事的情節。而對觀眾來講，當他在重聽原聲帶時，可以不斷回去故事場景中，使自己成為電影情節的一部分。好的電影音樂在電影消失之後，因受到聽眾的喜愛，仍繼續存在市面上，甚至改編成為獨立的作品。最著名的電影配樂作曲家，如：顏尼歐‧莫瑞康納、尼納‧羅塔、約翰‧威廉斯等人的作品，儘管電影早就不在市面流通，但是他們的音樂唱片仍可以在唱片行購買到，而且音樂的旋律也經常可以在媒體上聽到。
透過音樂和故事的敘述，《賽德克‧巴萊》整部電影有3個主題呈現，那就是「失去的獵場」、「血祭祖靈」和「彩虹橋」。這3個主題環環相扣，彼此關連而成為電影敘事的主要架構。
血祭祖靈與彩虹橋
電影中，當莫那‧魯道決定率領部落群眾和日本人作戰時，他就是以「血祭祖靈」作為鼓舞部落勇士的主題。關於這個主題，導演魏德聖先生親自撰寫一首〈仇恨消失〉的歌詞，相當精準的掌握原住民「出草」的精神意涵。在歌詞當中提到：「歡迎你的靈魂居住在我這裡，我會拿米酒及食物供養你，我們之間不再有仇恨，當你流出血，你我的仇恨從此消失；你成為我們自己人後，也要與祖靈在一起，守護我的族人。」
在歌詞的描述中，敵對雙方的仇恨關係是短暫的，廝殺結束以後雙方變成親人；而敗者成為勝者和其家族的守護者，而勝利的一方有義務要以米酒和食物供養戰爭中的落難者。這種思考方式有別於現代戰爭中，先將敵方物化成為不值得存活的「邪惡之物」，然後可以毫無罪惡感的加以宰殺屠戮，而不去思考對方是和自己等同的生命，也有他的親族和家人。
賽德克族的這種戰爭思考既不是新的想法，也非特例。17世紀的西拉雅人，對待敵首也有類似的方法。在出征隊伍出發以前，勇士會拿著敵首，在他的口中灌滿食物，然後唱以下的歌：「噢！靈魂啊！儘管你我曾經是敵人，但現在請你離開身軀，和我們一起出發前往戰場，幫助我們獲得勝利，假若你讓我們獲勝平安歸來；我們承諾將不斷對你貢獻祭品，並敬奉你於祖靈之列。」
在這種思考之下，一位勇士想要度過彩虹橋有兩個條件，首先就是狩獲大型獵物，或在搏鬥中勝利取得敵首；其次如果不幸喪命，那麼他的靈魂必須協助敵方（此時他已身不由己）攻克敵人。由於戰場上的勝負很難逆料，所以這種傳統對敵對的雙方是公平的。
「彩虹橋」是整部電影最重要的動機。受到日本統治後，年輕一輩不再文臉，白淨的臉龐不被祖靈認可為勇士，所以死亡之後根本看不到彩虹橋，所以部落決定「血祭祖靈」。
就算莫那‧魯道心裡清楚知道，反抗日本統治者，有可能全村遭到屠戮，但是為了讓後代能驕傲的踏上彩虹橋，決定號召各部落舉事。而血祭的對象是日本人，也會是自己部落的成員。換句話說，莫那和聯盟的成員都抱著「必死」的決心，目標就是要走上彩虹橋。
失去的獵場
《賽德克‧巴萊》電影音樂，除了何國杰先生的作品外，也收錄了拉卡巫茂所改編的泰雅古調。但是，在整個音樂當中有一段非常特別，以不同的樂器和形式，經常出現在各種場合的旋律主題，那就是「失去的獵場」。音樂由長笛和提琴、豎琴以對話的形式交互出現，由單獨一支長笛吹奏出旋律，然後接續由數支提琴和豎琴以相同旋律回應。莫那（長笛獨奏）以哀傷的音調表達原住民在外族統治下的痛苦。而數把提琴和豎琴所代表的祖靈以溫柔的音調安慰莫那。這一來一往的過程中，電影音樂的主軸「失去的獵場」也就鋪陳出來了。
音樂帶著淡淡的哀傷，旋律極度優美，共有10段音樂出現這個旋律。根據原聲帶的安排順序，出現「失去的獵場」主題旋律的歌曲包括：〈太陽旗〉、〈如太陽般的出擊〉、〈失去的獵場〉、〈命運之河〉、〈真正的人〉、〈莫那的光榮〉、〈相遇彩虹橋〉、〈傳說〉、〈最後一刻〉、以及〈賽德克‧巴萊之看見彩虹〉等樂段。
為什麼這部電影會以「失去的獵場」作為主題旋律，筆者認為這應該是和作曲者何國杰先生的出身背景有關。何先生是新加坡人，而該國社會是一個富裕且開發的相當完全的「城邦」（City state），由於是個小島，所以自古（包括英國統治時期）以來的生存方式，就是貿易和港口轉運，因此物質資源的豐饒就成為島民的最主要關懷和價值觀。在這樣的思考之下，由於日本是個先進國家，所以當太陽旗飄揚在台灣的土地時，一定會擴張統治的領域，到滿清時期力有未逮的山地部落地區，開採高山上豐富的自然資源，也因此早晚會和原住民的狩獵文化衝突。所以太陽旗出現，代表獵場的失去。接下來的音樂安排，都圍繞在如何拿回這個失去的獵場。而獵場對原住民來講，除了物質層面外，有更深一層的精神意涵。
或許有人會問，儘管獵場失去，但是在現代化的產銷安排下，平地的豬肉和漁獲可以供應山上的居民享用，原住民又何必那麼在意來源既不穩定，而且充滿危險的「獵場」的消逝呢？
事實上，背負獵物回到部落，只是最後的結果，然而更重要「獵場」反映出「獵人文化」裡，人和大自然、和人群以及和自己間的和諧關係，借用排灣族作家撒可努父親的話：「獵人的智慧足以清楚的掌握自然生態的平衡，所有的一草一木都是彼此相環扣著，誰都沒有權力被犧牲而造成失衡；存在的理由就是相互的依賴，當生存權力超過且影響自然法則時，野蠻是自然回歸原點的方法。」說獵人代表人類與大自然平衡的守望者也不為過。而維持大自然的平衡，是維持部落福祉必要條件。假若有一天，「獵人文化」完全失落，那麼和這個文化連結的原住民族群結構、價值觀和宗教信仰都將殞落，而原住民也將成為流浪故鄉的異鄉人。 
失去的難道只有獵場？
在平地的物質文化進入原住民的部落以前，山上是個自給自足的所在。但是當這個封閉的環境成為自然資源的寶庫時，原住民的社會就受到未曾有的衝擊。阿里山和太平山的檜木、花蓮的大理石和白雲石礦產，以及山內溪流的砂石資源，住在都市的統治者以火車、卡車一車車將這些物產運往山下販售。而隨著統治勢力的到來，貨幣使用和消費文化掌握原住民社會的一切活動。
原本自給自足的社會發現，珍貴的山產卻換不到多少的貨幣。所以突然之間，大部分原住民變成窮困的低收入戶。為了換取貨幣，年輕人下山進入都市，成為社會底層的勞工階層，受到平地人的剝削，同時也造成山地部落萎縮成為老人和幼童的社會。
作家劉克襄的詩作〈大武山，我的媽媽〉描述當時原住民的困境：
「我最疼愛的小兒子，昨夜來看我。
我們沒有錢醫治他，
三歲就患不知名的病過世。
我的大女兒多麼勤勞啊，
十二歲就跟我耕作玉米田，
如今流落台北街頭
每個夜晚都要敲不同的門
每個夜間都要躺在陌生人的床頭」
《賽德克‧巴萊》電影已然落幕，但是電影所勾起的議題應當會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成為探討原住民問題，或是台灣史敘事的主題。期望台灣社會不斷反省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以避免將來重蹈覆轍的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