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中山堂 是光復,還是再殖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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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光益

攝影◎黃謙賢

常到西門町閒逛,去捕捉年輕人時尚的脈動,卻沒留意到中山堂就在西門町附近。這棟日治時代起造宏偉的公共建築,如今被周邊的高樓、街道和車水馬龍重重包圍起來,反倒成為鬧市中遺世獨立的隱者。

我去中山堂,當然不是去看廣場一側被譽為唯妙唯肖的孫文銅像,而是去看台灣本土雕塑家黃土水的名作水牛浮雕。我屬牛,孩童時代有過一段以耕牛為伴的鄉村生活,對以牛為主題的藝術品頗有興趣。在農業時代,牛在鄉村是生產力的象徵,農夫離不開牛,牛成為親密的家庭成員。台灣人也以耕種不輟、一路向前的牛自居,「台灣牛」成為某種精神象徵。

在中山堂中央樓梯的二至三樓間,陳設著黃土水的浮雕傑作《南國》(俗稱《水牛群像》)。黃氏係艋舺人,東京美術學校科班出身,1920年以《山童吹笛》入選日本第二屆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為台灣人首次入選,《水牛群像》為其最後遺作。作品以香蕉樹、台灣水牛、戴斗笠裸身牧童,形成濃厚生動的南國風情。黃氏逝世後,夫人廖秋桂女士將之移贈中山堂,嵌置於中山堂光復廳前壁,永久留存,堪稱鎮堂之寶。

 屬於市民的公會堂

與蔣介石親自倡議、規劃並興建的陽明山中山樓不同,中山堂是日治時代留下的建築,原名為「公會堂」,後來被國民政府改名為中山堂。如此改名,如同赤裸裸地竊取他人之智慧產權。或許因為孔夫子說過「名不正,言不順」,國民黨到台灣之後特別喜歡篡改原來的建築和街道的名稱,偏偏改名者粗魯無文,且深受儒家專制主義及現代威權政治之毒害,所改之名不脫中山、中正、三民主義、四維八德之類的陳腔濫調。

其實,公會堂這個名字更符合這棟西式建築之特質。此地舊址是清帝國統治時期的台灣布政使司衙門,該衙門是當時全台灣的最高行政機關。清日甲午戰爭之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1895年6月,日本進駐台北並接收布政使司衙門,17日在此舉行「治台始政式典禮」,開始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治時期。從1895年至1919年,原布政使司衙門一直為台灣總督府之辦公場所,直到新的台灣總督府廳舍完工為止。

1932年,台灣總督府決定在此興建台北公會堂,原有的中式建築部分遷迻到他處。該建築由知名建築師井手薰擔綱設計,於1936年11月建成。建築寬60公尺半,側深達113公尺,共有4層樓,建築物總面積共達3185坪,是當時台北規模最大的公共建築。所謂「公會堂」,乃是日本專為都市舉辦集會活動而修建的公共建築。除台北之外,台灣各大都市也興建了多個大小不等的公會堂。1936年,台北公會堂落成時,其規模與場地設備僅次於東京、大阪及名古屋,是第四大都會公會堂。

在西方,公共領域是必不可少的歷史形態和都市規劃。早在希臘城邦時代,就有各類公共空間供公民集會、演講、辯論和娛樂。研究公共領域的德國思想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認為,近代意義的公共領域最早出現在17至18世紀的英格蘭和法國,隨後與現代民主國家一起傳遍19世紀的歐洲和美國。「其最突出的特徵,是在閱讀日報或週刊、月刊評論的私人中,形成一個鬆散但開放和彈性的交往網絡。通過私人社團和學術協會、閱讀小組、共濟會、宗教社團這種機構的核心,他們自發地聚集在一起。劇院、博物館、音樂廳,以及咖啡館、茶室、沙龍等對娛樂和對話提供了一種公共空間。這些早期的公共領域逐漸沿著社會的維度延伸,並且在話題方面也越來越無所不包:聚焦點由藝術和文學轉到了政治。」民主自由的觀念,首先誕生在這些公共性和世俗化場域,而非宮廷與天主教的教堂之中。

 大正民主的餘緒

明治維新之後奮力「脫亞入歐」的日本,學習歐美大都市營造豐富而寬敞的公共空間。於是,「公會堂」這種融合西洋近代思想與日本本土文化的公共建築應運而生,它涵蓋了劇院、音樂廳、演講廳、會議廳、餐廳、咖啡館等多種功能,成為公民品質養成的基地以及民間與政府對話、溝通的橋梁。日治時代的台灣,每個都市都興建了公會堂,很快公會堂便成為該城市各項公共活動的中心場所。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這個半截子還停留在帝王專制時代的政權,根本不明白何謂公會堂,何謂公民社會。於是,國民黨政權自以為是地將遍布台灣各地的公會堂改名為中山堂,使之成為個人崇拜的地標以及黨國教育的場域。這種改名以及改變建築物用途的方式,是落後文明對先進文明的顛覆。

在1920年代後期的日本,昭和專制和軍國主義已甚囂塵上,但在文化藝術領域似乎還存有「大正民主」的餘緒,各地公會堂的設計尚有容忍建築師「不拘一格」的自由。

當時,西方和日本的建築及藝術正處於從西洋古典主義向現代主義的過渡期,台北公會堂正好成為過渡時期的標本:在外觀上,它的整體造型維持嚴謹的對稱性,入口有厚重的拱形廊門,是古典風格;同時,線條簡潔明快,結構採鋼筋混凝土,則是現代建築的特色。而且,它又採用台灣難得一見的中東阿拉伯拱窗及台灣陶瓦,帶來一種神祕主義的氣息。在室內裝飾上,大廳天花板也呈現阿拉伯風格的穹窿造型,柱頭原本鑲嵌日本皇室的菊花圖案,後來被改為代表國民黨的梅花圖案。二樓的大宴會場,是兩層樓挑高設計,四周尖弧形窗戶,也是呈現阿拉伯風格。或許,這正表明當時日本的野心不僅僅是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也要向西亞的阿拉伯世界發展。 (待續)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