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常聽到亞洲教協（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CCA），但參加活動還是第一次，從決定出國、買機票、辦簽證、回家拿行李箱到出門，只有短短9天，而參加主因就是對愛滋議題的興趣。

曾在望道號（Logos Hope）上當過志工，在船上聽到對愛滋議題的介紹，打破了我自以為學校老師有教過、相當程度理解的想法，也發現教會對這個議題著墨的實在太少，很好奇想知道其他國家的教會是怎麼做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又該如何跟普世教會連結？便接受了這個挑戰。

愛滋病在亞洲

俗稱的「愛滋病」，是一種因為感染了愛滋病毒（HIV），使身體的免疫系統漸漸受到破壞，無法對抗環境中存在的細茵或病毒，而出現一連串的感染症狀，最後導致死亡。所以正確的全名應該是「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簡稱AIDS），一般中文翻譯皆取其簡稱使用。

由於HIV病毒會攻擊體內免疫系統，導致最後免疫系統癱瘓，對一般人來說普通的病菌，就有可能造成HIV帶原者的死亡。簡單說，HIV就像感冒病毒，如果好好用藥治療就不會有事，但若放著不治療，感冒可能變成肺炎，HIV也會造成AIDS，最後更可能導致死亡。

AIDS是一個需要長期服藥的疾病，因此在制定策略時需要有長遠的眼光，除了金錢的投入外，社區情感資源的連結也很重要。對於長期慢性病的患者，親朋好友的陪伴、社會正向看待才有助於穩定服藥。此外，在一些國家有地理不便的難題，倘若交通工具無法抵達也就無法運送藥品，只能倚靠走路。也許一次兩次可以用直升機送藥，但是長期下來該如何維持？這也是代表們所提出正在面臨的問題之一。

HIV病毒則是在未做好衛生教育與事先防治作業下，很容易並且快速傳染的病毒。此次會中，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的代表也提出數據，顯示有做相關教育跟治療跟沒有做的得病數差異，期待透過數據引起各國政府的重視。

大會的第一天跟第二天的早上都在聽取各國的經驗和簡報，CCA總幹事朱納卡拉（Mathews George Chunakara）博士分享了過去幾年做了什麼努力，和遇到的挑戰。我也從經驗分享中得知，印尼教會不僅早在神學院便設有相關課程，且也對已在牧會的牧師進行再訓練；印度教會則接納跨性別的會友，雖然不知道是否能做到完全不歧視，但在普世會議中能公開宣稱教會願意接受跨性別會友，也是需要一番組織內討論跟掙扎的過程吧！ 

另外，緬甸代表的報告中提到，在緬甸，愛滋議題的主要參與及關懷者是天主教，基督教界並未重視；除了捐款者不會想到要支持愛滋事工外，社會歧視也相當嚴重，在2014年，大約只有40%的感染者接受治療，且每年大約有1萬人因罹患愛滋病死亡。

CCA也邀請跨宗派組織AINA（Asian Interfaith Network On AIDS），一起合作處理相關議題，由基督教、伊斯蘭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所組成的成員致力於終結亞洲社會對愛滋議題的歧視、不平等，關心性工作者、移民、街友等邊緣族群。AINA提出口號：「關心ＨＩＶ，不分宗教。」（HIV is no religion.）希望藉此喚起宗教合作意識，不過在執行上，卻也遇到問題，像是伊斯蘭教禁用保險套（因為生養眾多的命令）；以及接下來組織該如何運作？或是在某區域有些特定宗教的影響較大，要如何合作等。

在台灣，每年約有2300人被測出HIV陽性，若再加上沒去檢驗的黑數，數量應該更多。以這種增加率，我們或多或少在生活中都會遇到，如果教會中有會友測出HIV陽性，牧師知道如何回應或教育會眾嗎？台灣的教會中似乎有種觀念，認為HIV是有罪的人才會得的，所以不需要去談論，因為只要不犯罪就不會有這種疾病，而這些人是罪有應得。但實際上，除了男同志、共用針頭、性工作者之外，夫妻、親屬間，甚至醫療行為都有可能造成傳染，難道教會不應該去關心這些人嗎？

教會一直對於談論「性」議題有包袱，但面對愛滋議題，教會如果沒有正確觀念，並且繼續避而不談，只是加速與社會脫節。現在是一個資訊發達的社會，若不教導，青少年因著好奇心自己摸索，青少年會得到什麼資訊、產生什麼結果都很難說。為了安全，教會跟學校都應該要趁早教導正確性行為觀念，也應該協助預防HIV、消除歧視，使這群體能走進教會。

2017～2020四年期計畫

第二天下午分成3組，分別是倡議（advocacy）、培訓（capacity building）、網絡（networking），各組分別就2017～2020年想關心的領域以及制訂相關的方案作討論。身為神學生，我對如何培養神學生及牧師較有興趣，因此參與了培訓組。

培訓組討論出來的方案包括：在神學院倫理課放入至少2週的HIV／AIDS課程、針對牧者開辦訓練課、增加亞洲愛滋紀念主日、普世交流計畫，以及了解其他國家政策等。除了HIV／AIDS，培訓組也希望關心性少數族群，其他組員建議我們需要有動員資源（包含經費和人力），所以我們也規劃了教會可提撥部分資金支援愛滋事工，並訓練相關人才。

在這個階段，因為必須和各國代表討論合作時，參與者需要清楚了解自己國家的強項和弱項，才能做出合適應用與連結。但實際上，卻有點難做到，有些國家並不願意把自己的弱點攤開來，或是害怕會因此在資源分配上吃虧；像是這次參加的台灣跟韓國就是屬於相對富裕的國家，我在會中一直有種其他國家代表很希望獲取我們的經濟資助感覺，因此，如何在幫助跟被幫助中間取得一個平衡，也是一個課題。

誤入專家會議的年輕新血

其實，我原本以為這是一場CCA主辦的研討會，但到了當地才發現是專家磋商會（Expert Consultation），心中不免一驚，我可不是個專家啊！來參加的代表多為亞洲各國愛滋事工負責人，聯合國愛滋委員會也派員參與。相對之下，僅有韓國與台灣是派青年人出席，分組討論時，明顯感受到年輕人在實際經驗上的不足，難以發表有建設性的想法外；甚至因為對議題的不熟悉，有時專家們需要暫停討論時間反過來向我解釋，讓我對其他參與者感到有些抱歉。

會議最後要結束時，CCA愛滋關懷顧問Alphinus Kambodji邀請大家分享，許多人都表示很開心每一年開會都是熟面孔，今年終於看到不一樣的人、看到年輕人參與了。從他們的反應來看，這並不是客套話，而是由衷的歡迎年輕人參加事工研討會。這樣的重視，讓我覺得自己是重要的，也會想要更多了解並回應期待。

這些專家熱情的反應，也讓我反思在台灣的教會裡是否有這樣熱烈的歡迎年輕人參與會議，並認真聆聽他們的意見？還是教會普遍只希望有年輕人「做工」，但卻不讓他們有決策權呢？大部分情況，幾乎是教會要求年輕人做事，卻沒有好好聆聽他們的需要跟他們意見。教會年輕人的流失，我想「不被重視」也是其中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

會後反思與期待

要不是因為要參與開會，我對愛滋的了解也許只比旁人多一點點。在參加完會議回來與同學分享，被問到：「當我們在說沒有歧視時，如果身旁的人突然告訴你他是HIV陽性，我們能接受嗎？」即使知道口水不會感染，但心中真的不會介意跟他一起吃飯或是生活嗎？隨著對這個議題的了解，我想答案也會不同，期待未來台灣社會中每個人的答案都能是肯定的。

很可惜，因為學校課業的關係沒辦法參加到後面專門給青年的研討會，聽到其他台灣青年分享，在當中討論出了很多具體的方案，像是下學期在神學院裡開辦講座或工作坊、在自己教會的青年團契安排課程等。盼望從我們的分享開始，能喚起更多人對相關議題的重視跟支持，使每個不被看見的弱勢人們都能被關懷跟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