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黃欣怡（CCA執委會委員，台灣神學院道碩生）

台灣神學院在這一學期邀請加拿大蒙特婁長老教會神學院的教牧研究主任德懷斯（Roland De Vries）來教授「當代神學議題：原諒與復合」。這門課從哲學、新舊約、神學、加拿大的處境等面向，談原諒與和解這個沉重的議題。

當我們饒恕的時候，很容易將自己放在受害者的角色，但往往我們雖是受害者，卻同時將傷害轉嫁到他者身上，以致我們也成了傷害他人的加害者。面對人心所承受的苦難時，我們如何去計算這個苦難的重量呢？我們有辦法完全了解，甚至是背負對方過去一直到如今都仍然在背負的傷痛嗎？

亞洲是一個充滿多元族群色彩的大洲，這塊土地擁有各樣豐富的物產、多采多姿的人文以及語言，然而從15世紀以來，也一直深受殖民的影響與迫害，造成國與國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人與人之間充滿許多暴力與創傷。當人受到壓迫或傷害時，常常選擇以暴制暴，但卻不總是有辦法對施以暴力的人復仇，而情緒累積到一個臨界點時，我們會潛意識地複製過去他人加諸在我們身上的傷害，轉移到其他人身上，從這當中得到抒發，也使我們間接地成為加害者，以致整個結構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整個亞洲因為2016年11月新上任的美國總統川普而有了更多的動盪，牽動了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軍事、經濟等關係。美國與韓國簽訂薩德系統（THAAD），造成南韓跟中國之間的外交國防關係更加緊張。然而，中國是南韓最大的貿易出口國，面對川普採取的保護主義政策，宣布要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以致南韓不得不繼續仰賴中國這個貿易夥伴。

反觀台灣，至今仍無法成為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會員國，正式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無非也是因為政治的緊張關係，造成撕裂分化越來越嚴重。南亞，宗教之間的衝突、經濟上的剝削、族群之間的暴力、疾病所帶來的壓迫等，讓人們面對各種衝擊、傷害以及挑戰。（延伸閱讀：未獲世衛邀請函 PCT動員外交力、中國打壓 台灣進不了WHA）

「只是我告訴你們這聽道的人，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路加福音6章27～28節）當如何愛仇敵？很多時候我們愛不下去，恨不得以相同的方式去報復惡待我們的人，然而耶穌基督和平的福音卻是讓我們學習選擇跟這世界不一樣的方式去面對惡。我們無法掌握別人如何來回應這個原諒，然而「愛」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願意去揭露自己，即使知道對方可能有不好的動機，仍然願意去擁抱這樣傷害我們的人，仇敵就不再是我們的仇敵！

每年6月的第2個主日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訂定的關懷亞洲紀念主日，參與亞洲教協（CCA）這幾年，我看見亞洲這個多元複雜的處境中，有許多議題是我們無法短時間個別面對的。然而，上帝讓我們處在這個多元族群社會中，意識到只有跨出自己的熟悉的文化、語言、背景，融入對方的處境，才有可能開始對話，從傷害與被傷害中找到醫治與擁抱，重新建立未來的關係。

信仰告白

那些信仰告白告訴我的事

◎文圖：曾偉宗（CWM東亞區專案助理） 

我想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裡的幾段話，分享這些年在普世機構工作的心得與學習。

近代韓國基督教復興、新加坡超級教會亦吸引許多基督徒觀摩，普世教會協會（WCC）、世界傳道會（CWM）更先後於2013和2016年在韓國舉辦年會，讓全球看見亞洲勢力的崛起。然近期亞洲整體宣教發展趨緩，許多教會重新思考如何讓信徒有良好的靈命、與神和好的關係，而非一味地重視量的成長。

信仰告白提醒我們，教會是上帝子民的團契，除了修復與神的關係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形塑教會的關鍵。我們既然都是上帝所造，那麼上帝子民的團契理應是給全人類的團契。我們是否都能敞開心胸接受所有人（包括不同宗教、不同性傾向、不同身心狀態的人等），最終在基督裡建立上帝的教會？

蒙召來宣揚耶穌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

2013年WCC青年會前會一個重要子題即是和解，當時的理解停留在世界善惡分明，如果做錯事的人知錯，我們就該放下仇恨與之和解。這樣的理解其實沒錯，但是如果我們一味認為自己是對的，對方需認錯，這樣不叫和解，更多的是屈從。

和解有許多形式，我們要學習如何和解，但是不要害怕過程中面對的分歧，分歧不代表不能有和好的關係，也不代表只能站在對立面。如果我們相信上主已經用祂無比的愛成為我們的拯救，有了這樣的愛，我們才能成為和解的使者，才能與這世界和解。

當IS持續以激進的方式試圖控制世界、中國繼續以人口和經濟優勢在各地擴張勢力，我們該怎麼在這樣艱難的處境下回應上主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

是普世的，且根植於本地，認同所有的住民。

根據新加坡政府2016人口普查，本國公民只佔約60%，其他則是永久居民或外籍移工。不論是經濟因素、跨國婚姻、人力派遣或其他原因，大量人力流動使傳統地界的概念已無法界定人口的組成，而逐漸邁向老人化的亞洲國家，未來更會帶來另一波可觀的勞動人口流動。

青年貧窮處境下的移動者、城鄉差距驅使的勞動力，甚至是國家動盪底下的流亡者，對土地、對人的認同成為他們是否能真正住在此地的關鍵。不論文化、語言如何差異，我們都要認同每個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通過愛與受苦，而成為盼望的記號。

1992開始，許多韓國人每週三聚集首爾日本駐韓大使館，抗議日本不願為慰安婦事件道歉（新聞報導：South Korea’s new president questions Japan ‘comfort women’ deal）；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仍踏在前人鮮血消費轉型正義。

2016年CWM大會主題為「醫治──行動中看見盼望」，我們準備好學習愛與受苦，在行動中看見盼望了嗎？

看東南亞

思考「起而行」的亞洲關懷

◎文圖：林秀娟（Mission 21亞洲團契執行委員）

想到亞洲，腦中會浮現什麼畫面？以台灣為中心，北向韓國、日本，南向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汶萊、新加坡、東帝汶，以及中南半島的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向西，有不斷威脅台灣的中國，更遠則有感覺與台灣十分疏遠的南亞、中亞和西亞。為什麼需要知道亞洲地理？因為沒有粗略的地理輪廓，談所謂的亞洲關懷就只是一個抽象的口號而已。

眾所周知，台灣與中國互動頻繁，政治上劇烈衝突。撇開中國不談，台灣與韓國、日本在生活方式、工作態度和文化接受度上有更多相近之處，其中也包括已回歸中國，但力求港人自治的香港。這一點在基督教普世組織裡尤其明顯。台灣與普世組織裡為數眾多的東南亞國家關係是遠或近？或許你會驚訝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互動之頻繁密切。

台灣社會向來崇尚歐美日韓文化，但在台灣日常裡面，過去二、三十年來，東南亞國家的人民不論是來自中南半島或南洋群島，人數、質量早已存在台灣各地角落。起初也許是來台灣工作的外籍勞工、後有嫁到台灣的外籍配偶，隨著東南亞各國經濟起飛，也有成績優異的學生來台灣求學，畢業留在台灣受聘於跨國高科技公司。

拉拉雜雜談了這麼多，最想說的是：老是認為台灣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觀點和心態，真的需要好好修正一下。台灣人曾經十分自傲的經濟成果，其實早就不足以傲視其他國家。近年來，東南亞國家急起直追，經濟面的建設和改善，其實大有成果。

既然經濟起飛，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要出國工作？就菲律賓來說，因為菲律賓的高失業率，以及幣值相對於台灣較低，婦女出國工作賺錢寄回家鄉，不只是為了養家餬口而已，更多是供子女在菲律賓接受高等教育或賺取創業基金，返國後可以開店作老闆。這個情況同樣出現在印尼到國外工作的婦女身上。出國工作，除了養家活口，更多是大幅改善家庭社經地位。當然，出國工作永遠冒著未知風險，卻阻擋不了東南亞朋友出國工作的初衷和理想。

從2012年開始，有幸受選為「Mission 21亞洲團契」執行委員，在事工投入過程，我對東北亞日、韓兩國的印象，已從旅遊勝地轉變為個別真實委身的基督徒，他們身體力行參與普世事工，投注大量金錢時間於真正需要幫助的國家。（延伸閱讀：瑞士Mission 21的普世宣教理念、Mission21來訪總會 勉勵互為婦女發聲）

對於東南亞，尤其是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兩個緊密相連、語言互通的國家，則從原本慵懶炎熱的熱帶島國印象，以及許多皮膚比台灣人更為黝黑、常見於台灣工地或家庭的外籍勞工印象，轉變為一群受西方教育薰陶、訓練良好、表現優異的基督徒菁英。也許他們的國家幅員太過遼闊，難以像台灣地小人稠、資訊傳遞迅速、知識普及，但他們建設國家的熱情和努力卻耀眼地叫人難以忽略。

對台灣基督徒來說，「起而行」的亞洲關懷其實不難，也應該徹底擺脫「麵粉教」的宣教思維。東南亞國家的人民或許經濟仍然有待改善，但身為普世運動夥伴教會若要表達在基督裡的愛，卻不單只是物資上的分享，更多的是真正的尊重，而且也應該真實了解對方的文化，進而尊重、學習。在台灣，我們有這麼多東南亞朋友聚集在此，如果台灣本地教會能夠更多友善接待，甚至主動接待，在教會和社會投入宣導、認知及創造友善環境的運動，也是一種簡單有效的「起而行」的亞洲關懷。

聚焦香港

務農老婦的生態和平

◎文圖：葉子揚（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生）

香港新界市場外，每天均出現一個有趣景象，早上開始有一群老婦人推著一籃籃自己耕種的農作物到市場門外，展開一整天的擺賣時光。

早前有一陣子居於新界西區的元朗，每天上班、上課和外出都會經過元朗的合益市場往大馬路乘坐公車，香港人生活來去匆匆，一直都只是從這群老婦人的身旁走過。究竟這群老婦人是誰，她們的背景是怎樣，我一直未有深究，只大概知道她們是於附近鄉郊居住和耕作的村民。直至這個學期修了「女性主義與文化政治」的課，才有機會接觸她們，嘗試了解她們背景和經歷的契機。

黃金福年90歲，是其中一位擺賣農作物的老婦，她生於泰國一個富裕的華僑家庭，因家道中落，母親轉為街頭擺賣麻糖餅的小販。父親死後，黃金福與母親回中國，14歲時被賣為盲婚啞嫁的「童養媳」，在夫家吃盡苦頭，命運從此不由自主。作童養媳那4年，黃金福沒跟丈夫說過話，甚至結婚生子後也很少談話。兩個人之間，沒什麼喜歡不喜歡，對她而言，沒有自由戀愛年代的人就是這樣。

1958年，30歲的黃金福由中國南下到香港，與較早到達的丈夫會合，初時居於九龍橫頭磡的東頭邨，在九龍土瓜灣的電筒廠當女工。一年後，與丈夫搬到離島長洲，於地盤任泥工。一生漂泊無定的黃金福，最後舉家搬到新界石崗菜站、後來的菜園村定居，擁有人生第一個安定的居所，開展下半生超過60年由零開始的務農生涯。

到了2009年，當時香港的曾蔭權政府要於菜園村興建高鐵車廠，黃金福的家園面臨拆遷，作為村內第一代耆老，她開始站在捍衛家園的最前線。當年她廣為香港人認識的稱呼就是「高婆婆」，因為她女兒是帶領村民抗爭的「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延伸閱讀：【菜園村高婆婆‧上】由童養媳到抗爭者：我沒有怪媽媽把我賣掉、【菜園村高婆婆‧下】每次抗爭都打頭陣　菜園村給她尊嚴自信）

最終菜園村仍是被政府拆毀，但直至2011年抗爭落幕前，黃金福堅持留守到最後一刻，即使在迫遷時，不知道有沒有明天，她仍舊每天下田。現在，她已遷居到拆遷後新建的菜園新村，依舊每日耕作，到元朗合益市場擺賣自己種植的農作物。

對女兒高春香而言，媽媽年少時是寄人籬下的童養媳，一直過著看人臉色的生活，在夫家從不起眼、沒角色、沒性格、沒自主，得不到人尊重，但菜園村的農耕生活給她尊嚴。她認為媽媽是真正的農民，就算已90歲高齡，仍然堅持去做，種田是她的終生事業。

黃金福的一生與許多封建年代盲婚啞嫁的務農老婦經歷相近，前半生都過著不由自主的生活，婚後因著丈夫要外出工作的關係，自己順理成章一肩承擔家庭照顧者的角色。時代背景造就了她們在前線的農業工作，同時，農業角色分工亦滿足了她們作為家庭照顧者的角色要求。

但鄉郊婦女作為家庭照顧者的角色，因著其農業參與，務農生活上的自主未受傳統父權社會侵奪，反而多年來的種田生涯，讓她們吸收到關於農務的技術和知識，因而被賦權，自主耕作方式亦自然地直接挑戰到主流社會生產和消費模式。

同時，因為作為家庭照顧者，在種田時亦因著考慮到家人食用時的健康，亦無形中考慮種植的農作物是否天然、永續和不損耗環境。並且，在她們將農作物搬往市場銷售時，更會形成一個自然的社區照顧和關懷的網絡，可以說她們充滿價值的民間智慧每天都在看顧著我們的社區，只是我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一直都忽略這群務農老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