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解嚴前,台灣正處於社會動盪不安時代,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卻不畏國民黨政府強權的迫害,率先於1977年公開發表〈人權宣言〉,冒了極大風險成為台灣民主進程的推手;讓我們乘坐民主改革的浪潮,看看國內外風起雲湧的革命浪花,一起勇敢馳騁在社會公義與自由和平的海上!

80年代韓國人權運動

◎承賢敏(曾任大韓耶穌長老會青年聯合會總幹事)

人權運動,在理論上,雖然包括改善人類社會荒謬各方面的努力,但對於韓國朴正熙和全斗煥獨裁政權持續數十年的鎮壓,人民所做出的抵制,人權運動很難與民主化運動區分的。特別是在80年代,人權運動歷史與1980年5月戲劇性激進民主化鬥爭──光州民主化運動,並沒有太大的不同。這次的運動大大影響了韓國社會幾十年的運動抵抗力,包含人權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幾乎所有人權運動人士都是從光州民主化運動開始,下定決心投身於社會運動。

◆黑暗時期的基督亮光

在1980年光州事件前,韓國已有民主化的運動。但在朴正熙強大政權的壓制下,它被認為不是一種直接的社會運動形式,而是一種「普遍有效的價值觀」,等同於「人權」的形式。1974年4月韓國教協(Korean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KNCC)人權委員會是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唯一發聲的組織;同年成立的「天主教正義實踐全國司祭團」,也以支持和保護社會運動或類似的抵制,實踐人權的使命。

大多數的抗議者,如: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平民,除了日常遭受非法騷擾和折磨外,也因為各種原因被審判和監禁。人權委員會的任務就是協助這些被監禁的領導人及他們的家人。此外,委員會除了定期出版發行含有人權消息的小冊子,也組織抗議集會式的禮拜儀式。特別是在每個星期四,在首爾基督教會館會舉行「星期四禱告會」,時至今日還在進行。

基督教和天主教兩個團體也開展受監禁政治犯的人權運動,包括釋放良心犯、關注遭酷刑者人權和反對派運動。1972年,國際人權組織韓國分會成立,這些活動幾乎微不足道,但這兩組織是黑暗時期唯一的「人權運動」。

◆短暫又殘酷的首爾春天

80年代的韓國,當時我是成均館大學的大一新生。自3月開學後,我們享受了一段非常短的自由,人們稱之「首爾春天」。1979年10月朴正熙被刺殺,這個春天非常殘酷,每天充斥催淚瓦斯和流血,獨裁軍隊失去領導人,但很快就產生另一個新的獨裁者──全斗煥。在美國的默許之下(已經是曝光的祕密),新軍部全斗煥派空降部隊到光州,殺死數百人、宣布戒嚴,並關閉全國所有大學,持續到當年9月。我還記得校園裡充斥著裝甲車和穿制服的軍人。

韓國1987年6月民主運動,上百萬民眾在全國各地示威抗議。(相片截取WCRC)

全斗煥政權的繼續執政,與朴正熙時代相似。學生運動、基督教運動、勞工運動等,因著長期被專制統治和日常壓制,變得更加強大。幾乎每一天,學生和防暴警察都在街上進行戰鬥。當時人權運動已經向人民宣布政府一系列侵害人權、違法監護和暴力鎮壓行為,並持續對受害者家人進行訪問和支援。1987年,獨裁政權試圖延長政權,而人民抵抗浪潮達到頂峰。每天超過100萬的市民和學生上街遊行,最終全斗煥承諾按照正當程序進行總統選舉和改革,但獨裁政權創造了一位總統──全斗煥的老朋友盧泰愚,兩人於1980年政變合作。隨著人民力量的增長,各種人權組織也組建起來,開展了強而有力的活動。1986年,法律界開始組織人權防務,形成「民主社會律師會議」,並將釋放長期良心犯或良心拒服兵役視為重要議程。

韓國1987年6月民主運動,上百萬民眾在全國各地示威抗議。(相片截取WCRC)

◆人權非政府組織風起雲湧

另一方面,遭侵犯人權的人民和家屬開始成立自己的組織。「民主實踐家庭委員會」和「民主化運動遺族協會」分別於1983年和1986年成立。1987年「心身障礙人權利研究所」成立並展開行動,為障礙人士爭取相關權益,雖然很難將其視為一個關鍵改變,卻穩步擴大了社會認同。同年,21個婦女團體成立韓國婦女聯盟,為韓國NGO中最強大的組織之一。

因此,1980年代人權運動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而是民主運動的「民權運動」。在這個時候的,人權運動成為面對極端政治壓迫的政治、爭取自由的首要任務。誠如上述,80年代的人權運動主要由反對政治壓制抵抗民主的社會運動所主導,人權運動傾注力量在反政府運動、反酷刑和非法拘留的活動。但當民主化運動在1987年達到頂峰時,法律、婦女和殘疾人士建立了自己人權運動議程,發展不同活動。1993年參加維也納世界人權會議的經驗帶來大轉變。性別少數群體人權運動和移民工人權運動已成為人權運動的新領域。第一個民主政府金大中政府在1998年將國家人權委員會列入議程。此後,2001年頒布「國家人權委員會法」,同年11月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然而,主流人權運動仍然在私營部門,大部分活動分子和積極分子與政府部門的人權運動相距甚遠。

 

制度應促進人類尊嚴為目的——香港回歸20年

◎文圖:龔立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

中國政府常自誇「一國兩制」是偉大構想,並以擁有兩個世界最好的來描述一國兩制和掌握國家帶來的龐大機遇。現實是否如此?支持香港自決者認為以上問題本身就是問題,因為一國兩制已被接受為不可挑戰。什麼制度最適合香港?我認為不論哪個制度,應以促進人類尊嚴為目的。

◆生活尊嚴

亞洲多國常批評西方國家只高舉著重個人權利的人權,沒有考慮亞洲社會面對的貧窮。生存權利還是公民權利優先?這20年內,以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為例,1996年是0.518、2006年是0.533、2016年是0.539。系數持續上升,反映貧富懸殊惡化。2015年扶貧委員會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貧窮人口為97.1萬人,貧窮率是14.3%、長者貧窮率30.1%。此外,居住是另一嚴重社會問題。「劏房」是一個富裕城市對貧窮者的侮辱。重點不是市民是否有能力置業,而是是否有合理居住環境。合理居住環境與置業無必然關係,但香港貧窮是因政府不善政策導致,非資源不足。那麼,香港不存在生存權利與公民權利之爭,而是要換另一個政府改善民生,但卻連這自救權利也被剝奪。

◆參與權利

殖民時期,香港人曾說:「我們有自由,但沒有民主。」但現今,香港人連「我們有自由」也說不出。銅鑼灣書店就是一例。簡單來說,因這書店多出版披露中國政府高層黑材料的書,結果,書店5人先後「被失蹤」(2015年10~12月),用「自己方法回國內」(不合法出入境)。其中一人林榮基在短暫回港期間,選擇不再回國內服刑,並公開事件始末。至今,餘下4人仍在中國。這事件不只牽涉中國執法者跨境執法的問題,更是一種對香港言論自由的威嚇。令人驚嚇的是,前律政司司長、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評論:「如果以前發生銅鑼灣書店事件,社會上根本不會有人知,反而認為今次事件曝光,反映了現時社會很透明。」(2017年6月22日)她刻意忘記這事件的曝光是因林榮基良知驅使,非因政府的透明。(延伸閱讀:〈關注銅鑼灣 台灣香港唇亡齒寒〉〈被失蹤的東方之珠──從六四反思 香港民主現况〉〈香港危險不危險?〉)

另一限制香港人參與社會的事就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2014年8月31日,中國政府提出一人一票的行政長官選舉,只容許市民有選舉權、沒提名權。提名權是由一個沒有認受性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決定。這是為何香港人呼喊「我要真普選」並引發後來「佔中」和雨傘運動。每次立法會選舉似乎表現得很激烈,但只是消極的激勵,因立法會選舉分為直接選舉和功能組別選舉已限制市民可有的影響力。(延伸閱讀:〈香港主權轉移20年〉)

參與是人的本性,也是政治的,但現今,參與卻面對重重限制(包括遊行),並以其「愛國」情操多少來決定你可以有什麼類型的參與。

◆監察權力

電影《蜘蛛人》旁白說過,「權力越大,責任就越大」,但我們會說,「權力越大,越須受更大監察。」政治上的三權分立正是要防止統治者獨攬所有權力,但分立重點不是互不相干,而是互相監察。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基本法》研討會上表示(2015年9月),香港的政治體制並不是實行三權分立,而是中央政府直轄下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張曉明言論充分反映中國政府的思維,就是一個不須受市民監察的政府。所以,他們傾向視一切民間監察力量為尋釁滋事和顛覆國家。

「無國界記者」公布最新2017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從去年的全球69位跌至第73位。報告批評北京侵蝕本港媒體的編採自主空間。傳媒高層檢討是否有自我審查,成為幫凶,不再是第四力量,監察當權者。前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說,「涉及中國敏感新聞,有 人自動自覺唔報、淡化,一直都發生緊。」

◆一國兩制

從前面三個向度來檢視這20年的香港生活,我不會寄望執行得好的一國兩制就會就會自動促進人類尊嚴,反而要從促進人類尊嚴檢視當下生活、社會政策和制度。只有如此,一國兩制的討論才不會限於一國與兩制的討論。

 

向前走在光中——南非民權運動簡述

◎王昭文(《新使者》執行總編輯)

很多人喜愛新《聖詩》619首〈咱向前行佇上帝的光〉,旋律簡單歌詞又只有一句,節奏明快,唱起來充滿活力。這首來自南非的祖魯族的歌,現在已成為全球教會的流行歌,翻譯成各種語言,但更多人喜歡直接唱祖魯語: Siyahamb’ ekukhanyen’ kwen khos’。這首歌是南非反種族隔離的自由之歌之一。當年被南非國民黨壓迫的人們,反抗運動聚集的時候經常唱著這類歌曲,一邊跳舞一直唱,以此來宣示團結,保持信心。

◆唱聖詩認識南非

駱維道牧師這樣介紹這首歌:「1991年第7屆普世教協(WCC)大會在坎培拉舉行,大家等待南非聖公會的屠圖主教到場,當時南非政府和中華民國政府很像,常常會用各種方式阻撓教會領袖出國,大家擔心著。一位南非人在禮拜中帶領這首歌,連續重複唱了20幾分鐘,沒有人想停下來。……非洲那些身心受束縛的人,唱這首歌,心靈得到釋放。」南非後來革命成功,曼德拉坐牢27年後得釋放,當選總統,在他任命下,由屠圖大主教率領一群德高望重人士組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對願意說出自己如何參與侵害人權事件真相者,給予特赦。以懺悔、饒恕、和解取代直接報復,被視為轉型正義的重要典範。駱維道說:「唱這首歌時,我們要記得這些故事,學習愛與饒恕,不要報復,努力去實現公義。」(駱維道談話引用自台南神學院臉書【TTCS南神報報】)

南非開普敦聖公會前任大主教戴斯蒙.屠圖(Desmond Tutu)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

 

 

 

 

 

WCC坎培拉大會舉行的1991年,正是南非廢除種族隔離的談判開始不久的關鍵時刻。1984年,公開指責種族隔離制度的屠圖大主教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整個世界給南非政府的壓力越來越大;1990年2月,受到全球矚目的民權運動領袖曼德拉獲釋,隨即領導反種族隔離運動的重要組織非洲民族議會和政府展開漫長談判,終於和執政的南非國民黨領袖戴克拉克簽下和平協定,兩人在1993年一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94年曼德拉贏得總統大選,政權和平轉移,終結種族隔離和南非國民黨的長期統治。

◆台灣和南非相似之處

台灣和南非在20世紀後半段的歷史有許多近似之處。南非種族隔離(Apartheid)自1948年施行至1991年,這段期間,阿非利坎人(Afrikaner,歐洲移民後代、主要荷蘭裔)組成的南非國民黨以高壓手段控制國家,其他族群被分階層差別對待,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黑人沒有參政權,沒有集會、結社、言論自由。1980年代,持續不斷的反抗運動獲得廣泛同情,國際間聯手以經濟制裁等手段施壓,南非政府才開始被迫改革。台灣則是1949年起被中國國民黨以戒嚴體制統治,外來的特權階級掌控國家機器和資源,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重重限制,也是在1980年代爭取民主的運動達到高峰,將國家推往改革方向,終於走到解嚴、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全民選總統,政府的正當性終於來自台灣人民。當南非被國際社會制裁時,兩個國民黨惺惺相惜,南非成了中華民國最重要的友邦。但在兩邊都經歷國家改造之後,就斷交了。

◆進步的憲法

南非面對歷史傷痕以「真相與和解」的方式走出一條特別的路,靠的是社會豐厚的基督教精神底韻,是宗教理念落實到政治的典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重新建國之時,制定了新的憲法,並以憲法法院繼續維護可能是現今最進步的憲法,肯定5個基本人權:隱私權、生命權、平等權、自由權和尊嚴權。憲法改革,正是台灣目前最欠缺的一環,期待台灣迎頭趕上。

◆澄清有關愛滋的誤解

最後引用一位南非台僑黃峯偉的話,澄清有關南非愛滋病的謠傳與誤解:「在1990年代大多數人因為訊息傳播有誤而將愛滋病與同性戀完全畫上等號時,南非卻也開始經歷一場對於愛滋病的抗爭,但絕大多數為異性戀。在2012年的統計,有愛滋病的女性是男性的兩倍,主要原因是兩性不平等,傳統女性的地位低,在較貧困的地區,性侵害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也是感染愛滋病的來源之一。

南非確實是非洲第一、世界第5個婚姻平權的國家,但這是在2005年憲法院判決的。愛滋病在2005年前早已是國家一大問題了,不應該將罪全部套在少數群族的頭上,這是不正確的。

南非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社會,不管是種族、文化、宗教,雖然從1995年後擁有全世界最領先的憲法,但在執行面上確實仍有許多挑戰,畢竟在種族隔離時代結束之後,大部分的有色人種都需要重新接受教育。這並不是一、兩年的問題,而是一、兩代的事情。

支不支持婚姻平權是一回事,但誠心希望傳播的這些訊息是建立在正確調查、研究數據以及法律的基礎上。散播不實消息的行為已經嚴重地引發公眾的恐懼、社會的對立、加深大眾對於少數族群的誤解及歧視。 」(延伸閱讀:〈曼德拉與南非民主化對台灣之啟示〉〈南非轉型正義中教會的角色〉〈曼德拉逝世 留下和解典範〉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