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林昌華
失蹤的校長
1960年代是台灣以糖賺取外匯的時代，各地的糖廠日夜不停地生產蔗糖外銷。在當時的鄉間，不時可以看到載滿甘蔗的小火車奔走於產地和糖廠之間。整車滿滿的甘蔗有時會掉一兩根下來，對於零食匱乏、連胃散都可以當成糖果偷吃的孩童來講，香甜多汁的甘蔗是巨大的誘惑。所以，「抽甘蔗」就成為孩童之間心照不宣的冒險活動。當緩慢行駛的小火車經過時，躲藏在草叢裡面的孩童會突然出現，從火車上成綑甘蔗抽出一兩根，然後一溜煙躲進茂密的林子裡。
事實上，孩童這些舉動早就看在押貨的火車車長眼裡，但由於損失不大，加上火車停車再開相當麻煩，因此只要孩童不要抽得太過分，車長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予理會。
有一次我和一群同村的孩童在火車道附近遊玩，一列載運甘蔗的蒸氣火車頭緩緩從前方轉彎處出現，突然一個孩童衝出去拉甘蔗。但是這一車甘蔗綁得很緊，一時間拉不下來，所以一群人便跟在火車後面跑，連之前不曾抽過甘蔗的我也衝上前去用力一拉──結果，一堆甘蔗竟然被我拉下來了！眼見情況有點失控，車長趕緊出聲吆喝，並跳下車來嚇阻頑皮的孩童。闖了禍，所有孩童一哄而散，各自逃回家中躲藏起來。我們以為沒事了，但事實並非如此。
禮拜二早上週會時間，被學生稱做「睡大覺」的校長臉色鐵青地走上講台，憤怒地問道：「昨天有人去偷抽火車的甘蔗，所有去拉甘蔗的人乖乖到台上來！」講完他停了半晌，用嚴厲的眼光掃過每一個孩童，掃到我這裡時，我不由得背脊發涼頭皮發麻。「有人看見偷甘蔗的人，我也知道是誰，給你們一次機會，那些去拉甘蔗的人乖乖上來。假若你不上來，待會兒我唸出名字之後，就會把名單交給警察，把你們通通抓起來。」
所有同學面面相覷，校長再度發話：「我知道是住在火車站附近村落的小孩做的，住在東岸街的同學全部到台上來。」眼見如此，為了不讓無辜者受牽連，拉甘蔗一干人全部走上台，低著頭安靜排在校長面前，其中一人說：「是我們做的。」
校長毫不客氣，賞每個台上的孩童一個巴掌。打完後他說：「今天是我最羞愧的日子，我竟然教出一堆小偷來。」停了半晌又說：「現在國家的財政困難，所以要靠甘蔗來換外匯，沒想到我所教的小孩竟然偷吃這些甘蔗。」講到一半，校長的語氣開始哽咽，接著不斷用雙手擦拭眼淚。
我看到校長真誠的反應，極為震撼也深受感動，原來偷甘蔗是這麼嚴重的事，當下決定，將來絕對不會再偷拉甘蔗了。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非常尊敬那位認真辦學的校長。
半年後有一天，在一個校長應該出現的場合，校長卻不見人影，過了一個禮拜仍然沒有出現。校長無聲無息地消失，同學們都感到非常納悶。後來，老師私底下對我們說：「校長是匪諜。」我不敢相信也不願意接受這樣的說法，這怎麼可能？如果校長是匪諜，那他為什麼會那麼愛國，甚至為我們拉甘蔗的舉動而痛哭呢？學校沒有任何老師敢為校長講話證明他的清白，甚至也沒有人敢進一步詢問校長的下落。
而後學校在校長不在的情況下繼續如常運作，好像校長從來不曾存在過一樣。詭異的是，小學畢業時，畢業證書上校長名字仍是那位失蹤的人。
小學畢業後，轉眼經過數十年時間，但是小學校長消失的疑問一直在我心裡。進入21世紀之後，網路科技突飛猛進，搜尋軟體似乎可以解答所有的問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設立後將部分檔案放在網路上供搜尋，原本毫無跡象可循的謎團出現曙光。我搜尋失蹤校長，赫然在法務部調查局人犯名單發現他的名字。多年來的疑問總算得到初步的解答，不過到底他犯了什麼罪，在逮捕和審理的過程是否遭遇可怕的經驗，這是有限的公開資料無法回答的問題。
2016年暑假，我參與台灣口述歷史學會舉辦的「台灣人權史與口述歷史」研習活動，去到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綠島昔稱「火燒島」）。我很想找到失蹤校長的蛛絲馬跡，於是在活動第二天一大早前往人權紀念公園裡政治受難者紀念碑搜尋，果然在1975年的地方看到校長的名字，上面註明他被關了5年，於是整個事件的輪廓浮現出來了。
校長在1973年被捕，有兩年時間被關押在別處，後來被送到火燒島。此外，網路資料顯示1985年時，他曾擔任花蓮協同會教會董事，可見他是基督徒。不知他何時信主，但如果是牢獄之災讓他接受信仰，也算是經歷苦難的恩典吧！
新生訓導處與綠洲山莊
火燒島原先的監牢建築群整合規劃成人權文化園區，於2002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啟用，歸文化部管轄。園區分「新生訓導處」和「綠洲山莊」兩個主要區域，是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產物。
新生訓導處關押人犯是從1951年5月17日至1965年止，這期間關押包括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逮捕的政治犯，人數曾高達3000人，幾乎和當地居民人數相當。
設立政治犯監牢前，火燒島上只有居民，這些搭船來到島上的政治受難者必須從無到有徒手興築牢房，一切建物甚至圍牆都是犯人所蓋。因此，有一位受難者歐陽文先生說：「天底下第一憨，就是敲石頭蓋圍牆，將自己關在裡面的我們。」
由於這段時間監牢是開放的，所以人犯與火燒島當地居民有較多互動機會，也因此留下許多軼事。譬如優秀的台大醫生政治犯提供當地居民各樣的醫療服務，最後連新生訓導處官員生病，也由犯人醫治；當地孩童也接受犯人提供課業補習，以致於後來得以順利通過升學考試，而且其中有不少人就讀師範院校，日後成為老師和校長。這是新生訓導處對當地始料未及的貢獻。
14年之後，新生訓導處在1965年結束，所有政治犯遷往台東的泰源監獄關押。然而1970年發生「泰源武裝起義」事件，國民黨政府在鎮壓、槍決起義者之後，隨即在火燒島興建一座堅固且與外界隔絕的監獄「綠洲山莊」。1972年綠洲山莊興築完成之後，就將泰源監獄的政治犯以重兵押解，在上頭有直升機盤旋監視的威嚇之下，送到綠洲山莊繼續監禁。
由於新建的建築採取封閉式的監獄設計，所以關入綠洲山莊的政治犯除了刑期屆滿釋放以外，根本沒有與當地居民接觸的機會。綠洲山莊關押政治犯的功能，1987年隨著最後一位政治犯王幸男出獄走入歷史。後來台灣社會逐漸走向民主，1991年廢除《刑法》100條，接著警備總部改制後，台灣不再有政治犯，當然也不再需要關押政治犯的監牢。但是，政府決定保留當初的監牢，作為威權統治時期的歷史見證。
改造思想的集中營
我當神學生時，曾在學校圖書館翻閱一本警備總部宣傳小冊，文字內容已忘記，書中夾附的照片倒是印象深刻。照片顯示的新生訓導處監牢生活，看起來像軍隊生活般規律而平靜。但事實上，從受難者的見證可知，這裡更像集中營。
因為，軍隊不會像集中營竭盡所能改造一個人，改造若沒有成功，就算刑期結束，仍要進一步洗腦，而返鄉之時卻是遙遙無期（如柯旗化，12年刑期結束之後又被感訓3年）。軍隊也不會在長官用權勢謀殺一條無辜生命後，仍可繼續掌控該地而不受到任何調查，甚至還升官封爵（在新生訓導處後方有稱為「13中隊」的亂葬崗墓地，那裡埋葬著許多無辜的冤魂）。
從現有的資料看見，關押在這裡的政治犯大多經歷刑求逼供、勞動改造和精神虐待三個過程。嚴格來講，被抓到火燒島的犯人可以分成兩類，亦即「匪」和「逆」。所謂「匪」，指的是中國滲透組織或相關人員（包括閱讀馬毛著作或參加相關讀書會）；「逆」則意味著質疑國民黨統治，或主張台灣獨立者。
實際上，大多數受難者干犯的罪名往往是炮製出來的冤案或假案。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只要是被統治當局認為對他的統治具有危險性的人物，都可能是被逮捕的對象。
而國民黨政府豢養的特務分子和以檢舉獎金當外快的「密告者」，在台灣布下天羅地網般嚴密的監視網絡。在這種鋪天蓋地的控制之下，因為不敢確定對方是不是密告者，不敢信任彼此，人際關係變得很表面。台灣社會這種扭曲的現象，持續了半世紀漫長的時光。在那個時代，「不可插（chhap）政治」是每個父親對子女的諄諄教誨，那是台灣歷史最黑暗的時刻。
走進人權紀念公園「綠島垂淚碑」紀念建築，首先進入眼簾是政治受難者柏楊寫的詩：
「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詩碑後延伸出整面迴廊，牆面上刻著密密麻麻的人名，從名字判斷，有的是台灣人，有的是戰後的中國移民，肅殺之氣讓人不寒而慄。登錄牆上的「被槍決者」達1061人之多，而這只是暫列的人數，相信隨著轉型正義法案通過，經過徹底清查後，受難者名單一定暴增；除了死亡者以外，更多的是曾經被關在這裡的政治受難者。
為了將來的自由與和平
中午時分，走在綠洲山莊外海邊潮間帶崎嶇的珊瑚礁岩上，想像當初從基隆搭登陸艇轉搭舢舨剛下船的政治犯，幾個人手銬一起走在礁岩上，同銬者常常因步履踉蹌而跌倒，被礁岩割得滿身是血。那種情況下，他們還有餘力感受熱帶島嶼的動人景致嗎？對現在的我們來說，綠島是風景秀麗的樂園，但是對政治受難者來說，島嶼北岸的每個角落都布滿血淚的腳跡。流麻溝邊的碉堡，是不願意接受洗腦而被當局看成頑劣分子關押刑求的所在，除了必須忍受獄卒毆打、蚊蠅叮咬與飢渴的煎熬，還可能面對槍決的命運。
或許對現代人來講，威權時期的苦難歷史已經遠去，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不記住歷史的人，永遠要重蹈歷史的覆轍。我們不知道明天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但至少讓我們努力，讓孩子不需要再為他們的信仰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價，我想這是人權文化園區存在的目的吧！
台灣經歷解嚴、民主發展和政黨輪替後，許多原本隱藏在腦海或黑暗角落的真相一一揭露。透過書籍、公開資料及當事人的見證，原本台灣歷史當中最為黑暗和邪惡的歷史攤在陽光之下，我們得以聽到和回應那些埋藏在地底呼喊公義的哭喊。對教會來說，當台灣人民受苦時，教會也不能倖免，教會應該在威權時期消失一段時間之後的現在，開始去探索和了解這一段歷史的經驗，然後從這些經驗反思苦難的神學意義是什麼。
在早先台灣人的記憶裡，火燒島是黑暗和恐懼的所在，「送去火燒島」是1960年代威權時期極為嚴厲的警告，〈綠島小夜曲〉是政治受難者思鄉之歌。事實上，火燒島的不公義只是整個台灣歷史的縮影，因此柯旗化曾以「台灣監獄島」來描述整個台灣。從1950年代至今，威權統治的作惡者或幫凶沒有一個人受到應有的審判和制裁，甚至仍按月領取優厚的退休金。對一個正常國家來說，這是無法接受的罪惡，也是需要轉型正義的原因，讓威權時期一切不公與不義攤在人民面前受到裁判，唯有經歷這個過程，台灣才有可能轉變，成為一個公平和開放的社會。
不僅如此，火燒島對台灣原住民還可能有另一層意義存在。早在成為政治犯牢籠之前，這個島嶼可能是原住民自原鄉遷徙到台灣的中繼站。
根據台灣史學者的研究，這個島嶼上有十數個考古遺址，顯示很早以前火燒島上已經有人群在這裡活動。17世紀荷蘭人曾經派遣人員來附近探查，也見到島上的居民，只不過沒有登島，所以沒有進一步的紀錄保存下來，只知他們以「Sanasana」來稱呼火燒島。台灣族群史學者從日治時期的紀錄看到，台灣東北角原住民包括噶瑪蘭、巴賽、猴猴甚至阿美族，並非原居台灣的民族，而是來自台灣以南的島嶼。根據口述紀錄，登陸台灣島以前，他們曾暫居「Sanasay」這個地方。「Sanasay」是否就是荷蘭人的「Sanasana」，或是南洋群島另一個稱為「Sanasay」的島嶼？這是值得透過考古發掘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