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逸凡採訪報導】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國教院）課程研究發展會草擬的「十二年國教課程綱領」高中國文審議過程爭議不斷，針對文言文比例是否降低引發各方論戰，教育部課程審議會9月10日拍板定案，決議文言比例維持國教院草案所擬的45%至55%，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則不侷限於四書。
爭論過程中，以王德威等7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為首的學者發表〈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籲謹慎審議課綱〉，表達支持國教院草案立場；文學台灣雜誌社則獲得包括鍾肇政、林亨泰、鄭清文、李喬等135位台灣作家共同具名發起「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強化台灣新文學教材」聲明及連署；賴和基金會亦發出聲明強調「革新高中語文教育，讓台灣新生代面向當代社會自由成長」，呼籲教育部應全面檢視、長期規劃台灣的語文教育政策。
國立台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林佩蓉受訪時指出，就台灣文學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文學論爭其實不是新鮮事，光是日治時期就曾發生三次大的文學論爭，包括1920年代胡適等人在中國推動白話文運動，台籍作家張我軍等人帶回新觀念，產生新舊文學論爭、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爭、台灣話文論爭等。
林佩蓉分析，日治時期文學論爭內容包括文言白話、台灣與中國語彙不同，以及誰才有資格成為書寫主體等；戰後初期面對中國菁英大舉來台，《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亦對台灣文學何去何從有過一番激辯；包括後來70年代鄉土文學論爭、80年代台灣結與中國結之辯、一直到95課綱爭論，近百年來台灣文學仍未跳脫日治時期的問題意識。林佩蓉說：「應該思考什麼才是台灣的『國文』。此外也不應混淆語文訓練、書寫內容與國族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