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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普世教會宣教原則 考量合作默契 派遣宣教師協助他國福音事工

編按 :1月21日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訂定的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本報連續兩期分別介紹阿美中會達蘭埠教會國內產業宣道事工、東京台灣教會國外宣道事工,見證宣道事工多元面貌。

【陳逸凡專題報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PCT)2018年國內外宣道奉獻主日,總會傳道委員會除延續邁入第20週年的新眼光讀經事工,及傳道師分派和培訓等工作外,於國內還推出三場「教會在發展與事工更新」研討會,期盼通過各教會發展自身及社區內所需之宣教事工,實際經驗的交流與分享,激發出新的可能性,找到更新及再發展的策略。

對於一般教會弟兄姊妹較為陌生的國外宣道事工,總會傳道幹事陳澤胤牧師指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按照普世教會宣教原則、默契與共識,在已有教會設立的區域不再另外開拓,例如台灣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美國則有美國長老會(PC(USA)),因此PCT就不特別在美國開拓教會,目的是終結海外宣教蓬勃時代「搶地盤」的現象。

當有實際差派國外宣教師的需求時,則可以透過友好教會之間「平行轉會籍」的方式進行。例如要前往美國牧養台灣人教會時,就直接加入美國長老教會,這是國外宣道事工的主要運行方式,然而面對各地區不同國家政策,亦有其他相對應之道。

陳澤胤舉例,日本因為國家政策對國外前來的宣教師就有特殊規定,入境的宗教人士在辦理簽證時,必須使用宣教師名義辦理;英國則是與世界傳道會(CWM)及英國歸正聯合教會(URC)三方合作進行宣教事工;東馬砂拉越的宣教事工則起源於50多年前,與芥菜種會合作差派宣教師前往並延續至今,因當地沒有長老教會,近年來則與馬來西亞基督教衛理公會合作進行宣教事工。泰國的合作模式與東馬較為類似,因無法平行轉入會籍,因此同樣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差派前往。緬甸則是由台北中會推展的宣教事工,透過總會進行差派。

在宣教經費使用方面,若是有牧養需求的國外台灣教會經濟能夠自主,則由當地教會支付牧師謝禮;若是經濟弱勢或特殊宣教合作方案,則由總會或中會依照實際需求補助。陳澤胤特別澄清,有人或許會質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台灣最大的宗派,為何差派宣教師人數有限?實則因為總會運作模式與其他專門招募宣教師前往國外的差傳機構有很大的差異,需考量普世教會宣教合作默契,無法在短時間內大量差派宣教師前往。

陳澤胤表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差派的宣教師,更類似於「外交官」的角色,需要考慮雙方教會的需求,成為與當地教會合作的橋梁。除了透過代禱與奉獻關懷國外宣教師,亦邀請眾教會透過直接拜訪及實地參與,一同關心國外宣道事工。

本期新聞專題除了簡介右列圖表目前透過PCT總會差派至國外的宣教師,也將特別介紹世界第一間海外台灣人教會「東京台灣教會」,並專訪該教會牧師李孟哲,分享國外宣教點點滴滴。

貼近需求者的心靈──專訪東京台灣教會牧師李孟哲

【陳逸凡專題報導】1998年,李孟哲前往歷史上第一間海外台灣教會「東京台灣教會」牧會,今年正好滿20年。目前在日本,關東地區共有5間、關西地區則有3間台灣人教會。

前往日本牧會契機

李孟哲回憶,當年他在台南神學院教書,受邀前往東京台灣教會牧會,了解教會歷史起源於查經班,是追求信仰重要的基礎,而現今聚會的會友有五分之一來自外地,甚至需要開車3個小時前來禮拜,在交通費用高昂的日本,單趟過路費就需要9000日圓,讓他內心深受感動,也是最終答應前往日本牧會的原因之一。

李孟哲解釋,東京台灣教會會友多是行醫或經商,與當年留學日本的背景有關。牧師黃彰輝留學時期曾於此聚會,日本時代政策要求宣教師必須會講日語,甚至連醫師蘭大衛都曾來過此地學日語。由於台灣人在語言文化方面跟日本有差異,意識型態亦有所區隔,教會對當時的台灣人來說是很重要的心靈居所。

早年日本醫療資源多集中在都市,大約40年前,日本政府強制醫學院畢業生離開東京,必須到外地就業行醫。這些被強制派到外地的台灣人醫生,因為情感上的連結,千方百計要回到台灣教會聚會。有一位會友即分享,因為交通成本昂貴,他們在禮拜六前來教會後便留下過夜,直到禮拜日聚會後才返回家中,甚至有一對夫婦還因路途遙遠而留在教會產子。

由於不曾到過日本、也不會講日語,過去雖曾在長榮女中擔任校牧,也在南神教書,卻無實際牧會經驗,當時李孟哲不敢貿然接受邀請,只能把一切放在禱告中,將近一年後才決定前往牧會。

突破孤島教會困境

初到日本,李孟哲一句日文都不會講,心中惶恐不安,擔心無法適應國外環境。牧會講道使用台語,一開始並沒有問題,不過若要跟日本人打交道則有困難。當時有位教會會友開設語言學校,免費提供牧師與牧師娘前往就讀,花了10個月的時間每個禮拜5天學日文。

由於日文有很多不同的語態,遇到不同身分的人,要使用不同的語法。李孟哲苦笑說,前10年很少跟人用日語講話,就是怕講錯話會失禮。在離開語言學校後,主要使用日文「新共同譯本」聖經學習日文,不僅漢字旁有注音,內容較為正式、用字兼顧口語及古典。

牧師娘李瑪珍也笑著分享,前往日本之前她已經具備日文中級程度,一位主日學學生贈送她一本兒童聖經,成為學日文利器,相較於牧師,她更敢四處與人說話練習日語,並透過手機打字來確認日文正確無誤。

10年後,李孟哲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若是只限縮在教會裡不與外界互動,則會變成「孤島的教會」,因此利用日本基督教團(UCCJ)成立「台灣協約委員會」的機會,隨身攜帶可以中日英文翻譯的電子字典,並注意路邊人們的對話,聽不懂就立刻查詢,終於成功踏出腳步與人接觸,視野也隨之開闊,甚至可以協助翻譯。

約5年前,李孟哲受到日本當地神學院邀請講授台灣教會史,成為另一種新的挑戰,要熟讀台灣歷史,還要翻譯成日語。此後其他邀約陸續到來,包括受日本基督教團邀請撰寫台灣歷史,本來約定6篇專欄,受到好評後,又追加了6篇。

日本基督教團與台灣有密切的關聯,1943年日本軍國政權下令基督教不准分宗派,不管長老教會、聖公會還是浸信會,通通加入日本基督教團,接受宗教局主導管理,當時他們的權力深入台灣,包括現在的濟南教會、台北中會中山教會、大稻埕教會,及台南中會南門教會、民族路教會都可找到相關歷史痕跡。

因為這個契機,李孟哲慢慢踏入日本教會界,許多教會邀請他去專講,如今也擔任台灣協約委員會委員長,這個職位過去由日本人擔任,如今因為日本基督教團看見與台灣教會連結的需求,改由李孟哲擔任委員長。

台灣人教會的定位

李瑪珍分享,許多會友因為過去是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一起聚集能夠品嚐台灣料理、一起關心台灣政治情況,也有從美國回來的台灣人,因此主日學教學常需要多語並用,在觀念上也因為背景不同而有著細微的差異,例如在垃圾分類方面,每次聚會後牧師都會親自檢查是否分類妥當,用「身教」來影響每一個會友。

東京台灣教會珍視台灣的文化資產,過去也曾開設白話字班教台語。特別的是,東京台灣教會信徒組成型態約九成是台灣人、一成是日本人,曾有一段時間教會台語班的授課老師是一位日本人,他高中時受洗,就讀東京大學博士班專研台語、客語、華語,因此有能力教授台語課程。

隨著時間推移,願意學習白話字的人越來越少,在日本出生的二世代,也面臨認同危機,究竟自己是台灣人還是日本人?包括教育、想法都是日式的,台灣教會何去何從需要認真思考。李孟哲說,若是台灣教會也改用日語聚會,則變成與一般日本教會無異,何需再多設一間台灣教會?因此他覺得台灣教會應當堅持台灣認同。

「所謂台灣教會,不是只有講台語而已,因此不叫台語教會。包括台灣意識、台灣文化、台灣認同,不是只有侷限在語言,而是含括每一層面的關心,包括為故鄉禱告、讓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成為上帝歡喜的國度。」因此李孟哲講道中會特別穿插台灣俗語,並標注白話字,讓沒有意願學白話字的會友也能持續接觸。

李孟哲笑說,在施行之初,他會在台灣俗語白話字下面標注華語,起初大部分的人都只看華語,然而他一段時間後就把華語的文字濃度調淡,後來越來越淡,乾脆就直接把華語拿掉,會友亦能適應白話字的閱讀。李瑪珍也分享,她認為學習台語「就算只有一句也好」,只要能持續接觸台語都是好事。

政治是公義的表徵

當問及日本人的性格,以及對公義的關懷及參與,李孟哲觀察到日本國民性格很守法,只要政府規定,絕大多數人都會遵守,很少人抗議,在愛護環境方面值得台灣人學習。面對著政府不公義的事情,日本國民則有跟台灣國民不同的特質,台灣藍綠陣營明確,日本沒有所謂基本盤,並無明確的政治板塊,會隨著不同的情境選擇不同的政黨,國會選舉有時會發生出人意料之外的變化,不過一般來說政治參與並不熱絡。

由於東京台灣教會內有不同政治立場的會友一同聚集,甚至在威權時代也有職業學生前來,當年黃彰輝、宋泉盛、林宗義等人發起「人民自決運動」,原本選擇在海外的東京台灣教會朗讀宣言,後來因教會長老有所顧忌而草草唸過,顯見教會仍存在受到政治壓迫的陰影。李孟哲說,當他前往牧會時雖然情況已經改善,但仍可以發現有些長輩選擇避談政治。

李孟哲分享,教會不是愛講政治,而是政治是公義的表徵,信仰很難不談到政治,只是必須注意,所有的話語必須根據信仰照實說,而非流於情緒批評、為反對而反對,如此才能進入良性循環,現在東京台灣教會已經成為較為「開放」的教會,能以平常心來看待、談論政治的是與非。

因應需求調整聚會型態

由於日本生活步調忙碌,受薪階級工時很長,加上通勤時間長,週間聚會人數僅剩個位數。東京台灣教會也因應需求做出調整,將祈禱會移至禮拜前,參與人數明顯增加,最後教會的活動幾乎都集中在禮拜日。
然而週間聚會的族群有個特例,就是已經退休的松年會友,一個月一次在禮拜六聚會。運用日本政府提供年長者公車乘車優惠,許多長輩樂意轉3班公車前來。李瑪珍說,松年聚會有一半左右是慕道友,他們因為有台灣人可以彼此分享,樂意參與聚會,而牧師主理的題材也會針對慕道友進行調整,包括用生活化的方式帶出信息,讓慕道友更容易接受信仰的價值與精神。

為保持長老教會精神,又不讓聚會死氣沉沉,李孟哲特別設計「回應式禮拜」,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分成三段,在禮拜中回應上帝、確認信仰、反省信仰,創新與傳統兼具,用對應的方式來讓會友融入禮拜之中。青少年是李孟哲牧會關懷的重點,因為教會若無青少年則看不到希望,面對少子化、高齡化社會,教會也無法避免,因此他特別親自帶領在日本受教育的「二世團契」,讓聚會不是只有俱樂部式的玩樂,而是透過青年查經來產生影響。此外也栽培青年司會,這對中規中矩的日本教會來說是一種突破,實際參與的青年也將之視為一種榮譽。

主日學則是另一個重點,大多數家庭在日本定居後,下一代多以日語溝通,台語無形中消失,因此主日學老師都會說台語、日語、華語、甚至英文,日本近年來生育率比台灣高,主日學學生略有增加,並由二世擔任主日學校長,接下文化傳承的棒子。其中存在的挑戰與台灣類似,因為日本也是補習文化盛行的國度,面對教育與信仰的抉擇,有些家長仍是決定以課業為主。

由於牧者願意投入,設立「福音咖啡廳」隨時傾聽會友需求,甚至有長輩將臨終遺言事先交代牧師,家族事務也全然信任牧師的處置,這在人際距離較為疏遠的日本社會尤其難能可貴。李孟哲分享,牧會會遇上各式各樣的問題,必須隨時保持敏銳的心,觀察會友的欠缺與需求,並且建立保守隱私與祕密的信任感,教會才能成為有愛心的團體。

留學生起頭 催生首間海外教會

【陳逸凡專題報導】世界第一間海外台灣人教會「東京台灣教會」的由來其實十分偶然。

1925年,台灣仍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許多台灣留學生前往日本,東京是很重要的留學據點。許多長老教會背景的留學青年來到海外,仍想繼續一同敬拜,起初雖然沒有想要成立教會,卻成為海外第一間台灣人教會的發端。

東京台灣教會牧師李孟哲分享,根據當年時空背景可以推斷,當時的生活並不好過,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存在「差別主義」,台灣人要打入日本社會不若想像中那麼簡單,因此在課業之外,一同聚會成為留學青年間很重要的支持。1925年1月25日,台灣青年聚會正式展開,從查經開始,後來陸續加入吟詩、分享。

「若有出國留學經驗的人就可以知道,能有機會與台灣人聚在一起,彼此用故鄉的台語交談,是一件讓人歡喜的事。」李孟哲說,在這樣「歡喜聚會」的氣氛下,由馬朝茂教授提供自家成為聚會場地,後來聚會人數越來越多,加上日本民宅窄小,很快就無法容納,轉而開始找尋其他場地聚會。

留學東京的台灣青年為尋覓更大的場地,容納增加的聚會人數,一開始到當地日本教會商借場地,期盼在上午主日禮拜後,下午將場地借給台灣留學生聚會使用。但是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時常因為提供場地的教會本身也有場地需求而被迫遷移。

李孟哲說,「遷移」甚至可以說是當時的一種文化,現在東京共劃分為23區,當時留學生聚會的足跡就橫跨了其中的3~4區、包括千代田、涉谷、以及東京台灣教會現址杉並區,都是他們活動的範圍。當時的電車網絡也不像現在這麼發達,舉例來說,現在教會所在的「中央線」,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方便皇室前往高尾掃墓才興建。

「當時除了交通不如現在方便之外,日本的交通費用亦十分昂貴,能夠跨區遷移其實很不容易,」此外,李孟哲分析當時的留學生經濟並不富裕,應該多是無償借用,因此若是對方不願意繼續出借,也只能繼續尋找下一個能夠聚會的地點。

回顧這段歷程,東京台灣留學生在聚會15年後,成立正式的「台灣青年團契」,李孟哲認為起初或許並無成立教會的意思,只是期盼組成團契讓留學生得到幫助與鼓勵。

然而在日本戰敗後,有人返回台灣,因此畢業後決定留在日本就業的人,在物資極度缺乏之下,更形孤單艱困,逐漸感受到成立教會的需求,因此逐漸往成立教會的方向發展。

位於杉並區荻窪的東京台灣教會,是在1974年申請加入日本基督教團(UCCJ)、1975年買地建堂、1976年獻堂,從聚會開始一直到買地建堂,足足經過了50年的時間,其間就是不斷地流浪,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在沙漠曠野流浪一樣。李孟哲認為這種流浪的過程,經歷了各種心境的變化,反而塑造了信仰的韌度。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派駐國外之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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