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二二八事件不是只有歷史上的2月28日，對受害者而言，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傷痕。2月24日高雄歷史博物館舉辦「女性與二二八：從政治寡婦的故事談起」講座，邀請任職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作者沈秀華教授，透過政治寡婦的故事看見不同面向的國家暴力。在屠殺悲劇中，誰是受害者？不只受難者，包括其家屬，活在噤聲恐懼的過去世代，與失去歷史意識的現代社會。嚴格來說，全台灣都是受害者。
沈秀華以親身採訪方式記下二二八事件中的未亡人身影。他們有一些共通點：不少受害家族為知識份子或當地望族，丈夫受難後留下遺腹子或年幼孩子，新婚沒多久、未滿30歲的女性們面臨經濟困難與社會孤立。且往後白色恐怖年代，他們作為政治犯家庭的紀錄如影隨形，無不影響他們的生活。例如當時為屏東副議長卻遭逮捕、遊街並槍殺的葉秋木之妻郭一琴女士，與在蘭陽大橋被處決並拋河棄屍的牙科醫師陳成岳的日籍遺孀，她們餘生都害怕生人、害怕警察、害怕聽聞任何政治消息。
花蓮張七郎與兩個兒子張宗仁、張果仁醫師三人受難後，身為長老教會信徒的張七郎之妻詹金枝女士抗拒留在台灣生活，要求家族的人往海外發展。嘉義受難者盧鎰之妻盧陳碧水女士，她賴以維生的旅店多次因各種莫須有罪名遭到搜查。沈秀華也曾訪問過陳澄波之妻張捷女士，當時90多歲的張捷仍害怕接受採訪會被警察抓走。
沈秀華回憶自己記錄政治寡婦的開端，是一次訪問某位受難者之子，他提到自己對二二八事件印象最深刻的，其實是母親的事。這讓沈秀華思考：過去政治與社會公共領域，缺乏女性身影。男性犧牲後是女性撐起家庭，推動、延續、創造這數十年來台灣意象，「死亡已死亡，真正面對歷史與生存的，是活下來的人。」
政治寡婦們最開始會經歷漫長的尋夫。能找到屍首帶回家安葬的是幸運者，很多找不到屍體，如許江春女士，她的先生許朝宗為八堵車站副站長，未曾找到屍首。之後為了生存，這群單親母親主內又主外，有些母親負荷不了生活重擔，不得不將孩子送人扶養。當時社會已不善待寡婦，更何況又被視為政治犯遺族。如中壢受難者吳鴻麒之妻楊毛治女士是客家人，她提到自己走在路上都不敢看人，日後看待他人也常用批判眼光。苗栗王鄭阿珠女士，她的丈夫王貴龍是八堵火車站員工，她在接受沈秀華採訪時感嘆：「火車若嘟，心肝就悲。」
這些政治寡婦靠扶養孩子與宗教信仰為生存的動力和安慰，在沈秀華訪問結尾，她們多數認為自己「歹命但堅強」，生命遭逢無法理解也未有解釋的變故，但依然咬牙走過。
沈秀華強調，受害者不是只有過世與曾經入獄的人，存活的家屬也是第一線受害者。縱使有最高6百萬金額賠償，但卻無法挽回人命與艱苦的歲月。她認為台灣思想對於「轉型正義」理念應該要更謹慎，也需要更多的想像。「他們不只是受害者代言或受害者家屬，他們就是受害者，需要正名，需要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