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智鴻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當中，提到人有記念的能力，記念的奇特能力就是生命的能力，決定了生命、塑造了生命。歷史是由許多的記念所組成的，或者說：「我們所記念的事件的解釋，就是我們的歷史。」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1週年，在最開始的40年，二二八是叛亂、匪徒的記號，是禁忌，誰談了二二八，今夜就會消失了。但是當1987年開始有人記念的時候，二二八受難者成了一個為子孫打拚，甘願付出犧牲的記號，最後成了公義和平紀念日，由此可見記念是很重要的事。我們的生命受限於時間和空間，有記念讓我們能夠超越時空的限制，所以我們可以說：「記念是上帝啟示的容器。」
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7年）認為，公開儀式有其特定之社會目的，能夠創造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亦即連接群體成員之社會連結（social bonds）。那麼在長老教會公開為這些二二八罹難者公開舉行追思活動時，對於受難家屬不只有安慰作用，透過媒體的報導，使整個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了解產生昇華的變化，不再是叛亂的匪類，而是愛台灣的烈士，這對整個社會價值觀點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長老教會在1987年起開始參與的「二二八平反運動」，就是要讓台灣新生代認識這一段歷史，誠如張炎憲教授所說：「把二二八傷痕歷史從黑暗帶到陽光下。」在統治政權數十年的刻意掩蓋下，前人犧牲的身影難免被看輕，參與二二八平反運動的人士，以生命爭取二二八的轉型正義，讓這段悲愴歷史，不致永遠消失在台灣人的記憶裡。
人民反抗不義權威，最難忍受的不是處罰，而是社會的隔離和鄙夷。不論是集中營、監獄或是獨裁政權，消除反對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除其與社會的聯繫，並且透過處罰同儕或親人，讓反對者不但不能成為英雄，反而因為拖累親友而遭受譴責。
那麼在教會參與在二二八事件的關懷，讓受難者的家屬知道，他們的先人是個英雄，他們成了台灣人建造新台灣的烈士，這種榮譽感讓他們在一夕之間，改變了他們的想法，和成為勇敢的人。
（作者為嘉義中會民雄教會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