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請大家參加二二八紀念活動

黃智鴻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當中,提到人有記念的能力,記念的奇特能力就是生命的能力,決定了生命、塑造了生命。歷史是由許多的記念所組成的,或者說:「我們所記念的事件的解釋,就是我們的歷史。」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1週年,在最開始的40年,二二八是叛亂、匪徒的記號,是禁忌,誰談了二二八,今夜就會消失了。但是當1987年開始有人記念的時候,二二八受難者成了一個為子孫打拚,甘願付出犧牲的記號,最後成了公義和平紀念日,由此可見記念是很重要的事。我們的生命受限於時間和空間,有記念讓我們能夠超越時空的限制,所以我們可以說:「記念是上帝啟示的容器。」

古典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1858~1917年)認為,公開儀式有其特定之社會目的,能夠創造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亦即連接群體成員之社會連結(social bonds)。那麼在長老教會公開為這些二二八罹難者公開舉行追思活動時,對於受難家屬不只有安慰作用,透過媒體的報導,使整個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了解產生昇華的變化,不再是叛亂的匪類,而是愛台灣的烈士,這對整個社會價值觀點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長老教會在1987年起開始參與的「二二八平反運動」,就是要讓台灣新生代認識這一段歷史,誠如張炎憲教授所說:「把二二八傷痕歷史從黑暗帶到陽光下。」在統治政權數十年的刻意掩蓋下,前人犧牲的身影難免被看輕,參與二二八平反運動的人士,以生命爭取二二八的轉型正義,讓這段悲愴歷史,不致永遠消失在台灣人的記憶裡。

人民反抗不義權威,最難忍受的不是處罰,而是社會的隔離和鄙夷。不論是集中營、監獄或是獨裁政權,消除反對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除其與社會的聯繫,並且透過處罰同儕或親人,讓反對者不但不能成為英雄,反而因為拖累親友而遭受譴責。

那麼在教會參與在二二八事件的關懷,讓受難者的家屬知道,他們的先人是個英雄,他們成了台灣人建造新台灣的烈士,這種榮譽感讓他們在一夕之間,改變了他們的想法,和成為勇敢的人。

(作者為嘉義中會民雄教會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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