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地繁花 信仰點燃平反曙光

二二八事件71週年 修補歷史斷裂脈絡 盼族群和解共生攜手迎未來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2011年2月28日開館營運,旨在使國民了解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合。(相片取自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編按:二二八事件71週年之際,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甫完成「南方有志—踏出二二八平反運動第一步」黃昭凱訪談錄,由大台南文化研究員鄭佩雯執筆撰文,講述戒嚴年代始於台南的首場二二八平反運動遊行,本文蒙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授權,帶讀者重回突破禁忌尋求真理的年代。

【撰文/鄭佩雯】您是否曾被問起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為何放假?您是否了解小確幸的假期來自一椿歷史悲劇?關於二二八與平反二二八,台灣民眾的認知流於片段。中生代受黨國教育洗禮,熟記中國史,不知台灣史,談二二八既陌生又遙遠。而老一輩對那三個字則是諱莫如深,是不能言說的禁忌。於是主政者扭曲遮掩、受難者恐懼噤聲,事件發生後長達40年,人民別過頭去不敢想起,彷彿沒有親友或鄰人無端遇害、身陷黑牢、行蹤不明,一切只是一場無法醒來的惡夢。

「活人都保不住了,哪還顧到死人的書信、衣物。如果早知道有平反的一天,我一定留下來,作為見證。」二二八受難者王育霖夫人陳仙槎曾道出受難家屬在那段黑暗歲月裡的心聲。原來可能無法再見天日的二二八真相,藉由人權團體、政治改革者、宗教界、學術文化界、家屬及社會大眾的集體努力,在二二八平反運動後不斷被探討、認識,也逼使政府面對歷史,同意建碑、公開道歉、補償受難家屬及建立國家紀念館。

打破二二八禁忌的過程,和台灣的民主政治、社會轉型可說是踩著相同步伐前進。1970年代以後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帶動黨外民主運動,1980年代從要求解嚴、到二二八平反運動,再到勞工、學生、環保、婦女上街爭權益,一脈相承。戒嚴時期,這些人何以勇於掙脫黨國威權強加的桎梏?怎麼敢大聲主張恢復二二八冤罪者名譽、究明真相?那是一段我們未曾聽聞也難以想像的歷史。

1987年二二八事件40週年,府城人民首次為平反二二八走上街頭。

如果1987年鄭南榕、陳永興、李勝雄不曾登高一呼,黨外團體、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不曾結盟串連,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或許至今仍深陷重重迷霧。如果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不曾規劃發動,黃昭凱、林宗正等30餘位南方志士不曾挺身而出,在台南舉辦第一場二二八平反遊行,禁忌可能終究是禁忌,遑論在遊行過後第10年成為國定假日,全國降半旗哀悼,設置紀念碑祈願和平。

本次專題訪談台南二二八平反運動代表人物黃昭凱,透過其所見所聞,希望呈現在風雨中挺進與追尋的心路歷程,更細緻的回溯並理解那個年代的時空背景。唯有當我們修補斷裂的歷史脈絡、開啟被封印的記憶;閱讀教科書裡看不到的真實篇章、面對這片土地曾經歷的種種,才會明白和平、自由、民主、人權──今日綻放的繁花朵朵,都是前人血淚澆灌而來,也才懂得提醒自己切勿重蹈覆轍。

蟄伏待機 為平反找到出口

【撰文/鄭佩雯】二二八事件是戒嚴時期台灣島內的禁忌話題,敢提二二八的人不是進了監牢就是去了海外。像作家楊逵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被捕入獄3個月,兩年後不過是發表一篇600字的〈和平宣言〉,呼籲政府和人民和解、釋放二二八政治犯,竟被判12年,刑期是二二八期間的48倍。1950年代後,海外台獨團體開始出版刊物並舉辦二二八紀念活動,試圖將二二八的真相傳達給民眾。而台灣民間歷經1970年代黨外運動洗禮及1980年代自由化與本土化觀念扎根,也逐漸萌發平反二二八的呼聲。

1984年3月12日,鄭南榕為爭取100%的言論自由,創辦黨外雜誌《自由時代週刊》,強力批評時政,並以雜誌社為基地,推動民主化改革,而與台南的黃昭凱、林宗正有了接觸,培養出並肩作戰的默契。
1986年鄭南榕先是在台北市艋舺龍山寺舉行519綠色行動,抗議中國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行戒嚴令長達37年,要求解嚴。黃昭凱也協助鄭南榕於5月11日事先在台南神學院頌音堂舉辦說明會,19日並動員群眾北上參與。

519行動結束後,鄭南榕開始遭到警方監視。之後台北市議員張德銘控告鄭南榕雜誌內容「意圖使人不當選」,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警方先是以皮包遺失為由將前往派出所的鄭南榕扣押住,之後遭判處8個月有期徒刑。

由於鄭南榕對於族群對立與誤解深有所感,認為突破228禁忌與解除戒嚴同樣重要,出獄時又恰逢二二八事件屆滿40週年,便著手進行二二八平反活動,於《自由時代週刊》積極宣傳。鄭南榕主張將這一天訂為和平紀念日,探究事件真相,釐清責任歸屬,才能修補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鴻溝,撫平台灣長久以來的社會創傷。他隨即在2月4日,與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陳永興醫師(時任台北醫學院精神科主任)和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李勝雄等,共同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立會宗旨是「公布真相,平反冤屈,追求台灣永久和平」。

1987年二二八事件40週年,府城人民首次為平反二二八走上街頭。

為平反二二八,鄭南榕甘冒再次入獄的風險,鄭南榕曾表示:「40年來國民黨一直壓制有關該事件的報導與討論,他們想透過封鎖資訊的方式,讓台灣人民忘卻這一噩夢般的恐怖經驗。……恐怖與仇恨潛藏在內心深處的結果,使得這個島上的每一個本地人和外省人都失卻安全感、都覺得沒有出路、都極力尋覓脫困之道。就這樣,台灣終於成了一個對長遠未來缺乏信心、對居住土地缺乏深刻認同感的社會。……今天,國民黨和台灣人民在這個島上共處了40年,社會日益多元,國民黨的控制力不斷萎縮,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應該積極著手解決二二八事件遺害的問題,解決的第一步是將整個事件的真相公諸於世。任何一種仇恨,都必須透過深刻的了解,才能獲得諒解與化解。另外,我們也唯有透過以事實真相為基礎的討論,才能獲得真正具有啟示性的歷史教訓,防止悲劇再度發生,並讓永久的和平降臨台灣。」

陳永興則回憶:「我去美國的柏克萊念書,才接觸到很多在台灣看不到的台灣史,回台後著手籌備二二八平反運動,當時有很多人勸說會被抓去關,但身為一位精神科醫師,我深深明白恐懼被長期壓抑下不但不會消失,反而會深植潛意識中,何況台灣人已經怕40年了,難道還要再怕下去嗎?於是我們在Nylon的辦公室開了第一次會後,接著就有了後續的記者會、各地短講、遊行。」

陳永興曾在《台灣教會公報》自述為什麼推動二二八和平日促進工作,「當局對二二八事件諱疾忌醫,懸為最高禁忌不肯公布史料讓人民了解事實真相,甚至將整個事件的責任推給少數共產黨徒或日本軍閥唆使的陰謀分子,這種歪曲史實的說法更加深了受害者枉屈不平的憤恨與不滿,使得受傷的心靈無法得到安慰與撫平。整個台灣社會壓抑著40年來死者不得安息、生者不得平安的創傷,卻沒有人敢用最大的愛心與寬恕、了解和諒解的藥方來加以治療,真可以說是台灣社會長久生病而不得治,40年來最大的不幸。」

2月13日,促進會於台大校友會館舉行成立記者會,發表〈二二八和平日宣言〉;2月14日,促進會於台北市大同區日新國小舉辦第一場演講,壓抑了40年的悲情彷彿一夕潰堤。現場軍警環伺下仍湧進5000多人,反應出民眾渴慕真相的熱情,部分受難者家屬會後含淚向鄭南榕道謝。

以愛勝惡 台南啟程主保守

二二八平反運動第一場遊行出發前,籌備團隊於赤崁飯店(今朝代飯店)餐敘。

【撰文/鄭佩雯】1987年2月15日,出獄不到20天的鄭南榕南下,與黃昭凱、牧師林宗正等研商,會後並和牧師高俊明、牧師娘高李麗珍於赤崁飯店(今朝代飯店)餐敘。下午2時半,一隊人馬先由民生路集結出發,在高雄倡導農民運動的戴振耀也前來聲援,為晚上台南體育場的紀念會宣傳,呼喊「咱共同來參與,共同來追思,透過參與和追思來打破台灣人40年來二二八事件所帶給咱的陰影」。由於中午臨時變更路線,警察並不知情,群眾順利抵達遊行中繼點。

此刻,鄭南榕和林宗正、黃昭凱已著正式服裝在高李麗珍服務處等候,基層支持者約30人和2部宣傳車也已就位,警察在旁嚴陣以待。出發時,林宗正帶領禱告:「在天的父啊,40年前在此曾有流血、仇恨、違反公義之事,今天我們要為此事來思念,喚起同胞來認識,用愛心來戰勝仇恨,用慈善來戰勝邪惡。今日的隊伍是和平的隊伍,求祢和我們同在,保守我們的隊伍,讓我們有氣力面對空中的惡魔。在我們出發之前,將咱每一個人的腳步交代在祢的手中,讓我們戰勝惡魔。」二二八平反運動第一場遊行正式從府城邁步向前,為化解仇恨、追求和平而走。

群眾沿南門路直行,約80人高舉「紀念二二八和平日40週年」布條、228和平日旗幟及標誌牌,和「誠實的歷史,健康的社會」、「釋放所有政治犯」等標語。林宗正居中、鄭南榕、黃昭凱分列兩側,三人前導,身後的隊伍還不到50公尺。「我們用追思紀念的名義,避免擴大衝突。一開始遊行,分局長馬上來找我,我說只是帶大家從南門路往前走到民生綠園作追思禮拜,路程不到500公尺,他就放心了。」雖然黃昭凱當時向分局長承諾,但當群眾走到府前路口時,林宗正隨即帶隊右轉,沿東門圓環、博愛路(今北門路)、台南火車站、成功路繞行市區。分局長臉色鐵青,掏出對講機調兵遣將。

「仍處戒嚴的當時,遊行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啊,悼念二二八又是一件多麼難能可貴的事啊,人們無不衣裝筆挺的出席。從最初寥寥30人到百人的隊伍,引起路人好奇駐足,詢問著:什麼是二二八?」 「站在這兒看就好了,別太靠近。」「二二八和平日?哪有這種日子?」路人交頭接耳。依據《自由時代週刊》報導,這場遊行看熱鬧的多,參與的少。不知是害怕情治單位照相蒐證,抑或是已淡忘40年前的二二八事件?

參與者背著麥克風沿路喊話「各位,咱大家來紀念二二八事件,咱大家一齊拿手帕,將過去的眼淚擦掉。」台南市議員蔡世仁也高呼「咱要求公布歷史的真相。」

警方接獲消息,趕在群眾進入西門路鬧區前,要求黃昭凱不要再遊行,隨後手持警棍,藉口前方發生車禍,阻擋了群眾去路。隊伍以和平方式繞道而行,由西門路、西門圓環、再到公園路、民權路,最後於4時多回到湯德章律師殉難處──民生綠園(今湯德章紀念公園),進行追思禮拜。悲愴哀樂中先為亂世冤魂默禱3分鐘,放和平鴿。

台南地區二二八受難者湯德章律師。

太平境教會牧師莊經顯帶領禱告:「為了台灣的前途,祈求上帝靈力降世,願祢保守我們能在台灣站起,讓台灣能成為真正美麗的島嶼,沒有怨恨、成為和平的國家。我們這時懷念前人為著民主來犧牲他的性命,所流的血,才能造成今天的民主化。我們願意讓我們的國家更加民主化,成為讓全世界的人尊敬的國家。」再由林宗正為二二八受難者禱告,及朗誦〈母親的悲願〉一詩,告慰英靈「安息在故鄉山河的懷中」,儀式莊嚴隆重。

「我們是以『追思禮拜』的名義,向上帝借膽,在鄭南榕的帶隊之下,走出死蔭的山谷。整件事最困難的是我們要追思二二八受難者,卻找不到受難者家屬肯出面。他們長期受到汙衊,驚慌無助下,只得自我封閉,心裡有很大的陰影,把旁人的關懷慰問都當作別有用意的刺探監視。像王克紹醫師(王育霖次子)從小就被媽媽教導,老師問起就說爸爸是病死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也是一樣,因為不讓人親近,反而與社會脫節,需要信仰來幫助他們心理建設。」黃昭凱回憶道。

為何第一場平反遊行始於台南?林宗正如此分析:「Nylon會選擇台南,比較重要的是彼此理念的結合。過去我們在理論上、神學上、信仰上是相結合的,為公義來受苦這樣的精神。再來就是和被壓迫者站在一起,這裡的人都覺得說要為義來受苦,對抗邪惡的勇氣,我想那時我們大家都有準備好要付出代價。我那時只想到兩件事情,若想到湯德章先生,為我們台灣所付出的,還是想到王育霖先生,他為了台灣所付出的,家破人亡,甘願奉獻他們的身體,我們是算什麼?而且我們心裡也在想,台灣走到這個地步,我們是不是要繼續向前突破。那時實在是有一種commitment(委身)、那種犧牲委身的決心,為了要讓台灣更好。大家彼此都有這種想法,因此勇氣十足,對抗這黑暗邪惡的政權。我想這是和Nylon的精神相結合,所以等Nylon知道台南的優點後,他就很高興選擇用台南做開始。」

遍地開花 萬民牽手愛鄉土

【撰文/鄭佩雯】首場二二八遊行結束後,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繼續從南到北,舉辦遊行活動和集會演講,黃昭凱也用一部遊覽車帶領種子部隊和他設計的背負式麥克風馳援各地,到處點燃平反二二八的引信。

台南場因黃昭凱聲東擊西、警局情報錯誤及誤判情勢,加以活動方式平和,未受到明顯壓制,最後順利落幕。因此有人說,如果沒有黃昭凱這個點子王積極參與,或許平反二二八的第一場遊行不會那麼成功。但從台南場之後,政府即嚴加戒備,以製造分裂和台獨滲透等罪名,醜化促進會,從嘉義、彰化、台中到台北等其他縣市的遊行隊伍也受到警方干預或者鎮暴部隊壓制。例如2月26日在嘉義市出發不久,便受到1500名鎮暴部隊的阻撓。同日準備參加台中遊行的翁金珠、許榮淑、張溫鷹立委服務處遭警方搜索,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日旗幟和貼紙被帶走。

2月28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選在二二八事件爆發點附近延平北路上的永樂國小,與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合辦演講,吸引30,000多名民眾到場。會後則遊行到台北市淡水河13號水門,公開祭拜二二八事件死難者,是台灣40年來第一次。

3月7日,二二八和平日遊行隊伍手持鮮花於彰化縣政府前祭拜二二八受難者,被鎮暴部隊包圍阻擋長達2個小時,群眾遭警棍毆打,宣傳車也被擊毀,爆發大規模衝突。

3月30日,歷經密集巡迴演講,因資料散佚,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呼籲受難家屬提供資料,並串聯各地服務處受理登記,展開調查工作。

嘉義二二八紀念碑

「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從1987年出發、1988~1989年更名為「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持續辦理紀念遊行與說明會,人民力量逐漸打破禁忌,執政者與民代思索因應之道。在1987年解嚴後,陸續完成許多重要工作:1989年嘉義市首座民間版的二二八紀念碑成立、1992年行政院正式發布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報告、1995年國家紀念碑落成現場,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道歉,之後補償條例通過、紀念基金會、紀念館、紀念日的成立,國家檔案的開放、更多受害者家屬及倖存受害者的見證促成大量口述歷史出版,二二八關懷總會、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等民間團體成立,從事轉型正義理念之推廣和教育工作。這段歷程被稱為「二二八平反運動」或「平反二二八」,催化了台灣民主,也讓相關史料重見天日。陳永興稱之為「使台灣人生命集體復活的運動」。

2004年舉辦的「二二八手護台灣活動」,成為二二八新的里程碑。(資料照片,攝影/趙令級)

二二八平反運動之後,2004年2月28日,為反對中國大陸針對台灣部署飛彈設施,約有200萬名台灣人,北起基隆市和平島,南至屏東縣佳冬鄉/鵝鑾鼻,以牽手方式排列成長約500公里的人鏈。這場百萬人牽手護台灣,或稱二二八手護台灣活動,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運動,讓人們改用充滿希望的心情來看二二八,也彰顯了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的決心。二二八不再是一個恐怖的日子,而是族群和解、和平共處的紀念日。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