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道德與勇氣 文學如何書寫政治創傷

小說《哀豔是童年》、《太陽的血是黑的》作者胡淑雯。(攝影/林婉婷)

【林婉婷高雄報導】當慘痛歷史中的當事人(受害者)書寫,作品可能超越文學創作,成為警惕世人無知與叩問自身處境的產物。南之洛馱思論壇推出二二八系列講座,第3場「恐懼與道德:文學如何書寫政治創傷?」講座於3月3日高雄三餘書店舉行。講者為小說《哀豔是童年》、《太陽的血是黑的》作者胡淑雯,以國內外受政治迫害的文學家作品為例,談論他們筆下的恐懼、憤怒與救贖,「以遙遠他方來豐富自己的視野。」她也期望台灣人能找到自己書寫、記憶歷史的方式。

(攝影/林婉婷)

胡淑雯談到,二二八事件除了在肉體與情感上傷害,在思想和文化表達上,都有無形的傷痛。而文學除了表達政治理念,其實也證明了傷痛的存在。她參與在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工作中,「越花時間了解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才發現自己所知越少。」她自認沒有資格去談論二二八,但她也相信這種反省是面對歷史的重要人性資產,「了解自己不足,才能保持關注。」

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保加利亞作家卡內提(Elias Canetti)。

胡淑雯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保加利亞作家卡內提(Elias Canetti)的作品意象貫穿整場講座概念。卡內提在自傳《得救的舌頭》中提到,小時後最深刻的印象,是被褓母抱著走在飯店裡,與褓母偷情的男人不停威脅要割了他的舌頭(確實拿出刀子並拉扯他的舌頭)。對卡內提來說,舌頭倖存後(打破壓制)後,最重要的是開始自由表達想法。胡淑雯另外提出一種文學象徵:文中飯店大紅色設計,似乎也可以套用在冷戰時期席捲世界的「紅色恐怖」(共產主義),符合高壓統治下不能言說真相的恐懼。

智利流亡作家、短篇自傳小說集《在地球的最後幾個晚上》作者博拉紐(Roberto Bolaño)。

胡淑雯再提到處於戒嚴時期的文學,有怎樣的特質。智利流亡作家、短篇自傳小說集《在地球的最後幾個晚上》作者博拉紐(Roberto Bolaño),他在1973年智利軍事政變後,曾聽聞有個女孩被軍警逮捕後受性虐待,女孩逃亡到墨西哥後憂鬱而終。後來博拉紐陸續聽到其他類似故事,但女孩卻在巴黎、斯德哥爾摩等不同地方過世。不禁讓人思想:這是同一個女孩的故事被四處傳播、還是不同女孩有類似遭遇?而秘魯詩人巴列霍(Cesar Vallejo)在〈眾生〉一詩中,明確點出「女孩反覆死去」、「我們希望她(們)好好活下去」的感嘆。

資訊傳播受限的地區與時代,事件不穩定地流竄,充滿猜測。與其說是真相,不如說是人們不安憤怒的投射。「這個女孩的遭遇,不再是個體遭遇,而是變成集體遭遇。一個人的痛苦,成了所有人的痛苦。這是政治暴力的敘事特點。」胡淑雯結論,不斷被四處流傳的國家暴力敘述,是對歷史在乎的證明。「意指過去不能讓它過去,必須理解才能活在現在。」被記錄下的歷史讓現在人有機會參與,並延續到未來,成為討論國家想像的一環。「這也是個體最微小的政治行動:討論過去的政治事件。縱使有不安、不和諧的批評,但至今我們仍討論二二八,因為討論得還不夠。」

德裔羅馬尼亞作家荷塔・慕勒(Herta Müller)。

胡淑雯以兩位國內外政治犯作家的作品討論書寫時作者面臨的痛苦與掙扎。羅馬尼亞的德裔作家荷塔・慕勒(Herta Müller)紀實小說《呼吸鞦韆》,細緻描寫二戰期間德裔少年在蘇聯集中營近5年的生活。主角以詩人帕斯提歐爾(Oskar Pastior)為原型。集中營裡的非人性遭遇與暴力手段:毆打、羞辱、寒冷、疾病、飢餓與過度勞動,為的是要讓受關押者恐懼,害怕到喪失政治感、歷史感與正義感。書中描寫若有人身亡,其他囚犯不會感到難過,只是想著如何取得死者的衣服與私藏的食物,但他們又同時保護一位失智少女,當作對維持人性的最後一絲掙扎。

德裔羅馬尼亞詩人帕斯提歐爾(Oskar Pastior)

荷塔・慕勒2009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但隔年,也就是帕斯提歐爾去世4年後,他被發現在離開集中營後、曾化名擔任羅馬尼亞國安局線民。他被國安局盯上的原因是當時在詩裡批判蘇聯。國安局在審訊時告訴他,告發他的人有同學、老師、甚至他的母親,帕斯提歐爾是否因此道德崩潰而為線民?這份殘忍的告密者名單是真的或是國家設局?《呼吸鞦韆》書裡有一句主角自述:「我光是我自己,就已經是太多的負擔。」面對國家暴力,恐懼讓人無法再多思考。

同樣是試圖瓦解人們意志的謊言,台灣作家陳列在被審訊時也聽過,謊稱他的學生計畫軍事叛變並指控了他。陳列事後去打聽,發現每個學生都有聽過這類引誘招供的謊言。

陳列。(相片提供/花蓮縣文化局)

1972年陳列想要考外文系研究所,離職後到太魯閣禪光寺靜心準備考試。某日深夜6名宣稱警察卻未著制服的人闖入寺裡,說他沒改戶口,要帶他去處理,實際上被帶去審訊。原來當局認為他在山裡藏發報器,秘密訓練武裝反抗兵。審訊並被釋放後,陳列對自己很失望。他在《躊躇之歌》寫道,為了保命,他說了很多低聲下氣、服從權威、揣摩心意的話,就像變相認同國家濫捕濫殺的權力。

受審訊兩個多月後被押走,陳列入獄4年8個月。出獄後家人與鄰居都不和他談論此事,但在與少數願意談心的朋友聊天時,他又很害怕被告密,聽到朋友草率的政治意見,都趕緊阻攔、否認。他壓抑自己也提防他人,出獄前簽了切結書,表示會對獄中一切事務保密,但他明白這是協助掩蓋加害者(國家)罪行。

中壢事件後,他看見了民主的曙光。於是興奮地去找曾被關押15年後的獄友,卻得到了消極的答案。那位獄友認為,民主運動有發展,他們沒有貢獻。「受苦受難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我們只是被這個政權拿來當作威脅恐嚇人的事例。」陳列知道很多政治犯出了監獄門其實也沒有自由,因為獄中生活磨光了人本有的夢想與熱情。就算社會進步向前,政府還是隨時可以干預與壓迫。

忍受痛苦回憶而書寫,是奪回表達權。胡淑雯提出她的省思。三一八學運後,她經常在臉書裡讀到年輕世代表態:「我誓死捍衛。」她看到這類言詞總是很不安。「許多政治受害者自傳裡可以看見高強度政治暴力的痛苦,反觀年輕人高呼要與國家暴力對抗時,他們對國家暴力又理解多少?」她說,「我們是沒有受過檢驗的一代。」輕易說出犧牲是不負責任的。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