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裕河《帝國的慰安婦: 殖民統治與記憶政治》

張瑋哲(文字工作者、七星中會古亭教會會友)

6月下旬,我從編輯朋友那裡買到未上市的《帝國的慰安婦:殖民地統治與記憶政治》,在很短的時間內匆匆一讀,發現這本書的重量並非我有限的生命經驗可以消化的;不管是慰安婦故事中呈現苦難的重量,還是韓國政府訴求日本政府道歉的法律過程中,被犧牲的慰安婦個人生命經驗,在在都讓自己連結到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審判紀實》。

雖然兩書的出發點與討論的議題不盡相同,但同樣地碰觸「體制-個體」正義的討論與辯證,特別是朴裕河《帝國的慰安婦》一書更讓我們看到慰安婦這議題在亞洲的複雜性。作為亞洲第一個殖民國家日本帝國,以及亞洲殖民地朝鮮與台灣,在日本帝國的殖民底下,在戰時體制下徵用的慰安婦與殖民地軍人,他們應該被視為何種身分?隨著二戰結束後帶來的殖民地解放,這些曾被捲入日本帝國戰時體制的殖民地居民,究竟如何補償?隨著日本殖民體制結束後,東亞再度被捲入冷戰的框架底下,因此關於日本帝國殖民與太平洋戰爭之後的問題,迄今在東亞複雜的後冷戰局勢下皆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在《帝國的慰安婦》書中,朴裕河大致分成四個面向來討論:「國家政策與協力者」、「慰安婦的記憶」、「國家記憶與個體記憶的紛爭」、「慰安婦議題的新策略」,以這四段構成這本書的核心主軸。

●挑戰韓國慰安婦歷史敘事公共記憶

首先,作者在文中先釐清慰安婦產生的根源,從殖民統治時期的戰時國策,以及其中間的協力者開始討論;閱畢本書第一部「誰是慰安婦──國家的身體管理,民間人士的協力」後,稍微可以明白為何這書會在韓國引起軒然大波。

朴裕河書中公開挑戰兩個韓國視為「不容質疑」的記憶,日本強行擄走20萬朝鮮少女,操作者是日本政府及軍隊。但從書中引用的材料來看,日方「強行擄走」與否,可能還有待商榷。但是有待商榷之說並非指日本的殖民體制可以規避責任,並且在針對戰敗者的究責中就忽略參與這整個體制運作的朝鮮人。我想直接面對問題複雜性的同時,也可能會直接衝擊冷戰結構下,為了對日本政府求償所建構出來的歷史記憶。

這種被建構的記憶框架卻可能將慰安婦個體的記憶單一化(甚至扁平化),以至於回憶與論述上皆漸漸趨於一說。然而,關於殖民統治的記憶,不論是和平或是戰時對人性直接的剝削,對於身處在被殖民者角色的人而言,都是複雜的經驗,難以用統一的標準規範。

●強迫動員狀態,經驗難以概括而論

朴裕河在第二部分檢視韓國慰安婦論述發展的歷史,從「內部記憶認知」、「記憶鬥爭」、「聲援團體記憶塑造」、「韓國憲法的認知」、「國際法的反思」幾個角度,讓讀者回到韓國對慰安婦的歷史記憶建構。

在這段裡面,作者批判韓國政府及民間團體針對慰安婦記憶裡「剔除異質雜音」的做法,並指出在殖民體制裡作為被殖民者,戰時的動員與記憶,在經驗上則是具有個別性的差異。亦即,即便在殖民體制裡面被殖民者處在一種被強制動員的狀態,在強迫動員的背後,被殖民者所經歷到的事物很難以單一的論述概括。然而這正是朴裕河的書中,比較容易引起爭議的段落。

當然,這並非指慰安婦於慰安所的遭遇都是正面的,而是在這種過度性勞動狀態下,被物化的狀態下,她們必須找到在惡劣環境中存活的理由。然而政治上的記憶塑造,卻壓縮個人記憶得以敘述並得到救贖的空間。這種記憶正確的政治訴求,卻可能無形間加深韓日兩國間的政治鴻溝,讓真正的和解成為一條漫漫長路。

●邪惡的多元主體,時間消融溝通同質性

第三部分關於「不同記憶之間的鬥爭」,則是點出更複雜的問題。作者在這段裡面鋪陳殖民統治的複雜性,藉由小說與訪談的紀錄呈現慰安婦議題的多元性,梳理了殖民地動員、軍隊、協力者、慰安婦等種種複雜的關係,同時也處理了日本政府方面的道歉與補償方法,以及對韓國聲援者更多可能的期待。這部分就牽涉到日韓雙方甚至是國際社會如何處理戰爭記憶的問題,然而戰爭雖然暴露出人性與體制的邪惡面,但是也不能排除在邪惡之中會有好的記憶留下。

日韓兩邊最大的矛盾在於如何處理異質的記憶,然而當政治訴求影響到記憶塑造,異於政治正確的記憶就越有可能被壓抑,壓抑的結果就是造成雙方長期的溝通不良,製造出更多的落差。朴裕河認為,這並不會對慰安婦問題產生更多助益,反而會隨著生命的凋零,讓有些記憶永遠消失。

看到這段時,會聯想到台灣受殖民以及戰爭被動員的狀態,身為日本帝國二等臣民,本身對於殖民母國的態度就非順服或抵抗兩種立場二分。但套用到慰安婦處境底下,則更多是需要謹慎區分;不論是慰安婦怎麼產生?帝國體制是否強迫動員?勞動的狀態為何?戰爭時期個體的記憶?這些問題都不是政治主導下的記憶論述能概括而論的。

●走出殖民陰影,邁向真正和解新生

然而作者最後一部分,則是提醒讀者超越帝國與冷戰的結構,才能看清楚慰安婦議題真正的思考所在。
因為殖民體制與戰時動員可能才是一切的開始,即便日本帝國或軍方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是也必須承擔體制之惡的責任。從頭到尾被抹去這些與帝國體制合作者的身影,則需要再次認知到這些人也同樣得負上相當責任。然而在這部分作者強調的不只是負責,而是超越這種負責的理解,這層理解是包含各種被排除於慰安婦敘事框架之外、但是依然存在的異質之聲。

整體而言,我覺得這本書很值得一讀,就如封底文案所說的:「日本帝國不能也不該迴避其責任,但要解決此一爭議,必須將不同的理論梳理清楚、徹底理解脈絡,才能找到解法。」關於殖民的問題有各種不同的面向,在殖民統治底下的被殖民者為了生存也可能做出不符正義的抉擇,在戰爭的苦難底下或自願或非自願地與殖民者綁在一起,成為戰時的「同伴」甚至是「共犯」,不論如何,殖民者與受殖民者這種複雜而多元的關係都必須被正視,草率地判斷與定義只會隱藏更多的真相,更遑論真相的展現或者甚至得知真相後的施暴者的道歉,尋求受害者的和解與原諒,讓戰時體制下的犯罪者與受苦者同得釋放。

將視界放寬後,亞洲世界是否能真正邁向後殖民,甚至完全揮別殖民時期的陰影,並進一步邁向真正的和平?可能容許多元視角的受殖民記憶只是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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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灣的處境,這本書不單只是與我們絲毫不相干的日韓慰安婦爭議,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記憶並言說殖民,不論是日本統治時期,或是隨著戰後開始的國民黨統治時期。在每個殖民的記憶都伴隨著一種受傷害的信任感,以及無可避免的階級仇恨與權利剝奪感。

身為基督信仰的實踐者,我們該如何正視這些記憶,在不「河蟹」的狀態底下思索轉型正義的可能性。讓轉型正義不再只是空泛的選舉口號,而是基督信仰深刻的實踐。我深深覺得除了探究真相外,隨後的實踐並非透過真相的呈現來鬥爭異己,而是更近一步梳理敵對雙方的立場,讓彼此可以在相互理解的狀態下共同思索和平的可能及其實踐方式。

然而,深究歷史的現場,悲劇性的歷史事件的背後可能牽涉各種立場的政治角力,作為信仰的思考者與行動者,我們更需要去注意那些被「大敘事」掩蓋的「異質敘事」。這種做法除了有助於看見複雜的真相外,也幫助我們更細膩思考人的局限性,以及這局限之下探索轉型正義實踐的可能。

除了轉型正義外,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以及他們的後代如何面對既成的歷史事實,又如何試圖超越這種被政治力量僵固的敘事框架,可能也是需要繼續思考的問題。伴隨這本著作帶來的想法,深深覺得台灣這塊土地也需要有類似著作,幫助我們更細膩思考二二八、甚至白色恐怖時代帶來的殖民與轉型正義的問題。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