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年回應上帝呼召前往異邦傳揚福音的荷蘭改革宗教會牧師甘治士（George Candidius），是第一位踏上台灣土地的宣教師。在不理想的外在環境下，他仍然於西拉雅部落建立教會，教導男女老幼認識基督信仰。他之後陸續有超過30位牧師來到台灣，遠離故鄉，奉獻黃金歲月，有的因病或因信仰被殺而犧牲生命，他們的信仰見證成為宣教歷史的典範。
20世紀著名宣教史學者大衛‧鮑許（David Bosch）在《轉型中的宣教》（Transforming Mission）中說，17世紀荷蘭人在台灣的宣教是宣教歷史重要典範。然而，這個將近400年前的典範留下什麼？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又是什麼？或者說，上帝賞賜我們17世紀的祖先什麼樣的恩典？這個恩典對現今的台灣教會和社會的意義又是什麼？
歷史研究者就像是眼光銳利的獵人，從零散破碎的史料中，整理拼湊出隱藏於背後的歷史事件面貌。台灣教會從17世紀開始，近400年時間累積了多樣語言和各類型的史料，留待後代子孫研究。在這個單元，我將選擇一些具代表性的史料和事件，解釋其背景並分析其內容，藉此勾勒出17世紀台灣教會肇始時期的歷史面貌。
文圖◎林昌華
◆台灣原住民的「紅毛親戚」
19世紀在現今苗栗的解大賓，在1885年留下了一首詩，告誡子孫不要忘記自己的身分：
吾祖始居荷蘭域，歐羅東渡婆羅居，漂異仙島安定居，漢族同來把吾欺，是處差徭無力耕，讓耕讓地漢族遵，無妻無地又無棲，何邦何處吾族業，謙讓退居覆鼎金，唐人又來把我欺，悲我荷族烏啾語，城中父母不解意，流離失所又無依，來到新港創業基，不同漢俗不同域，先人聲明荷蘭裔。
光緒拾壹年 大賓 謹書
值得注意的是，大賓認同自己為荷蘭人的後裔。他說祖先來自荷蘭定居於此，但是受到漢人的欺凌，不得已四處流浪，尋找安居之所，最後來到苗栗新港。欲在那裡安家落戶，卻又怕將來子孫忘記自己的身分，因此寫這首詩提醒和告誡。
這首詩後來成為台灣歷史的重要史料，詩歌內容是少見的19世紀台灣原住民的心靈寫照，證明了19世紀台灣原住民的「紅毛親戚」傳說其來有自。
為什麼解大賓自認是荷蘭人的後裔？從現有歷史文獻來看，大賓不是唯一擁有荷蘭人後裔認同的原住民。在解大賓撰寫這首詩歌20年前的台灣南部，英國長老教會在台南府城遭遇官方阻撓和民眾對抗而首嚐宣教的挫敗。後來醫生馬雅各（James Maxwell）轉移目標到台南內山地區（木柵、岡仔林），在那裡遇到一群願意接受基督教信仰並自稱是荷蘭人後裔的族群，他們聲稱仍保留荷蘭時代的書籍和衣服等器物。而且他們認為西方宣教師來到，是要將已經消失的祖先語言帶來還給他們。
史料顯示，這些西方人並不認為好意接待他們的原住民是荷蘭人的後裔，友好的態度只能顯示他們的祖先與荷蘭人關係很密切而已。到底荷蘭人對他們做了什麼，以致於他們對200多年前的統治者仍念念不忘？牧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後來在休假回歐洲時親自前往荷蘭找尋線索，並從荷蘭文獻中找到了解答。
從甘為霖後來出版的數本書籍顯示，他有很好的荷蘭文造詣，只是他的荷蘭文是自幼學習，或是因親人與荷蘭關係密切而學會，目前史料沒有看到相關資料。假如甘為霖是在年輕時期學習荷蘭文，他也不會知道他的荷蘭語文能力，在將來為他自己和台灣教會或社會帶來了很大的幫助。我們只能說，上帝奇妙的恩典在需要的時候就會顯現出來。我們當下看起來沒有關聯的事情，在上帝的時間來到時，就會整個串聯起來，顯示出祂的計畫。
◆翻譯荷蘭史料的英國宣教師
根據甘為霖牧師所編的《教士會議事錄》，他在1886年6月到1889年11月9日的返國述職時，前往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eit）尋找與台灣相關的史料，結果在圖書館找到新港語《馬太福音書》。也恰巧當時荷魯特（Jacobus Anne Grothe）剛剛出版《早期荷蘭宣教史檔案集》（Archief voor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甘為霖於是翻譯其中部分的史料，寫成《台灣宣教之成功》（O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1及2卷這兩本書。他這次休假真可說是收穫豐碩，短短數年間就出版了兩本與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有關的書籍。
回到台灣7年之後，甘為霖因為身體不適再度申請休假，根據南部教會《教士會議事錄》的紀錄，1895年2月6日，因為甘為霖的身體衰弱，台南教士會決議為了他的健康著想，允許他在那年春天返回英國休假。這次休假，甘為霖見到了數年前在巴達維亞出版的《華武壟地區學校使用的教理問答》（Leerstukken ten Gebruikke der Schoolen van’t Vavorlangs’District），於是他將本書翻譯為英文，再加上薩瑪蘭札（George Psalmanazar）偽書《福爾摩沙歷史與地理的描述》（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an Island subject to the Emperor of Japan）當中的對話，以及哈伯宜（Gilbert Happart）的《虎尾壟語詞典》，彙集而成《福爾摩沙華武壟語基督徒指導要項》（The Article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in Favorlang-Formosan）這本書。
在一切事務安排妥當之後，甘為霖再度返回台灣，在1897年3月3日到達台南。他編譯最後一本書、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荷蘭統治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在這本書中，他完整翻譯荷魯特的《早期荷蘭宣教史檔案集》成英文，再加上《新舊東印度誌》（Oud en Nieuw Oost-indien）的台灣部分和《被遺誤的台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中鄭成功攻擊熱蘭遮城的紀錄，以及他蒐集的書目資料，成為研究17世紀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本書的出版是甘為霖利用1901年到1903年的休假所完成，1901年11月27日議事錄記錄了甘為霖將返回英國休假，1903年12月4日則記錄了他的返台。
從《教士會議事錄》內容來看，甘為霖每次休假返國，除了盡一位宣教師的義務四處拜訪教會，報告台灣的宣教事工以外，他還盡可能利用短暫零碎的時間空檔翻譯荷蘭文史料，同時找尋出版社將研究成果付梓。他努力的成果，為20世紀晚期的台灣史學者大開了研究早期歷史的方便之門，幾乎所有台灣早期歷史的研究者，都從甘為霖的著作得到啟蒙，本書對於教會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給西拉雅的馬太、約翰福音書
本福音書原始書名是《聖馬太與約翰福音書，翻譯成福爾摩沙語，給位於蕭壟、麻豆、新港、目加溜灣、大目降及大武壟的居民》（Het HEYLIGE EUANGELIUM MATTHEI en JOHANNIS ofte HAGNAU KA D’LLIG MATIKTIK ka na sasoulat ti MATTEUS ti JOHANNES appa. Overgeset inde Formosasche tale, voor de Inwoonders van Soulang, Mattau, Sinckan, Bacloan, Tavokan, en Tevorang），原書為荷蘭文與西拉雅文對照，由阿姆斯特丹的書商米契爾．哈托（Michiel Hartogh）在1661年出版。
甘為霖牧師在1888年重印這本聖經時，將它改名為《馬太福音傳全書台灣番話新港腔》（Het Euangelium Mathei en Johannis）。本書的原始荷蘭文、西拉雅語對照本，是甘為霖拜訪萊登大學不久前，由該大學的教授克恩（Kern）在圖書館館藏中發現。由於原始書名標記為《馬太福音》與《約翰福音》兩卷的合訂本，甘為霖還曾經前往這卷聖經翻譯者、牧師倪但理（Daniel Gravius）回荷後，曾經服事的希蘭（Zeeland）和密德堡（Middelberg）等教會和機構搜尋，希望能夠找到其他完整的版本，或是任何相關文獻與手稿，卻是毫無所獲，因此他斷定本福音書應該是世界上唯一的孤本。
然而，這並不表示17世紀的台灣教會只使用這卷福音書作為基督教信仰教育的教材，事實上，根據倪但理的序言，在他離開台灣的時候，台灣已經有馬太福音、馬可福音、約翰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以及使徒行傳部分章節的手抄本流通。
◆17世紀宣教的成與敗
1897年在廈門出版的《中國與福爾摩沙：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教故事集》（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中，有一章討論17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台灣的宣教。基本上作者強司敦（Jas. Johnston）認為，17世紀荷蘭人在台灣的工作可以用「失敗的宣教」（lost mission）來定義。他舉出4個理由：
第1點：宣教工作混合太多政府的贊助或幫助。宣教師領取政府薪水，甚或本身就是政府官員，不僅要照顧職員或荷蘭人，也要對歸順的異教徒進行宣教的工作，而透過武力來維持他們的順服。
第2點：他們以政府任用做條件，來勸服當地人受洗成為基督徒，而能夠參與聖餐就是成為官員的條件。
第3點：他們並不分發新舊約聖經或新約聖經給當地人，甚至連受洗的人也沒有。他們確實有翻譯聖經，但沒有出版，所以只給信徒《教理問答》，作為背誦之用。或許這樣的方法有些幫助，但是無法取代能改變人心的上帝話語──聖經，因為《教理問答》是保守的，而上帝的話語是進取的。假如當初荷蘭人分發聖經給當地信徒，那麼當地人或許會像馬達加斯加人一樣，儘管敵人逼迫使教師離開，仍能堅持信仰。
第4點：他們的習慣是鼓勵荷蘭牧師與當地婦女結婚。根據經驗法則，一個優等的民族與次等民族結婚，他們的子孫品質就會惡化。母親比父親更會把她們的本性和習慣傳給孩童，妊娠和初生時期的影響和教導提供絕佳的機會來教導其子女向惡，在西方向外的征服歷史中，例證不勝枚舉。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經驗證明這個說法。不管原因是什麼，事實的苦果仍在，那就是一度曾經繁榮的荷蘭福爾摩沙教會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上述任何一個理由就足以說明，過度輕率接受信徒的後果是如何。
強司敦批評的第3點，是荷蘭人沒有分發聖經給信徒。這個部分是事實，不過是在1643年以前的事情。後來隨著神職人員增加和神學思想轉變，宣教師不僅著手翻譯聖經，也開始教導原住民荷蘭人使用《海德堡教理問答》台灣版，我下一篇文章將會進一步說明，因此不再贅言。
除了這一點批評外，其他3點都沒有確切證據可以證明，特別是第4點，強司敦可能誤將甘治士牧師對荷蘭東印度公司提的建議當成是已經實行的政策。事實上，從來沒有任何歷史紀錄顯示17世紀荷蘭牧師與台灣原住民結婚。況且，強司敦的指控帶著強烈的民族優越感，表示優等的民族不適合與次等民族結婚，這是以19世紀的意識形態強加在17世紀的人身上，所以他的指控是值得商榷的。
然而，強司敦對17世紀台灣教會在荷蘭人離開後消失提出的解釋，應該代表19世紀在亞洲服事的宣教師共同的看法，因為1923年由牧師劉忠堅（Duncan MacLeod）撰寫的《美麗之島》（The Island Beautiful）也有類似的主張。甚至《長老教會百年史》的序言中，徐謙信牧師也引用他們的看法，批評17世紀台灣教會的問題。
事實上，真正翻譯史料和研究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甘為霖牧師認為，基本上，當時荷蘭改革宗教會的宣教工作算是成功的，只不過他的主張沒有受到後來宣教史學者的重視罷了。我認為，甘為霖出版這麼多有關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書籍的目的，除了希望藉著對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了解來幫助19世紀的台灣宣教工作，甘為霖也要告訴英國讀者，自19世紀中葉以來，在英國出版的許多書籍主張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台灣是「失敗的宣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這也是他以《台灣宣教的成功》為第二本書命名的理由。根據書中的序言，甘為霖也希望藉由17世紀荷蘭宣教的故事，鼓舞和邀請荷蘭人來台協助英國長老教會，進行原住民的宣教工作。
17世紀台灣教會的歷史終局到底是甘為霖的主張還是強司敦的看法正確，要看觀者是站在何種立場。倒是17世紀倪但理翻譯的《聖馬太與約翰福音書》，對21世紀的西拉雅語言復振運動提供不可或缺的幫助。「台南縣平埔族西拉雅文化協會」的萬益嘉（Edgar L. Macapili）以甘為霖出版的本書為藍本，編寫出《西拉雅辭彙初探》，萬益嘉和萬淑娟夫婦在字典編撰完成後，進一步用這個成果來教導西拉雅後代子孫祖先的語言。正如19世紀中葉接觸到西方人的西拉雅人，認為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將他們已經失去的語言帶回來，事實上，真正帶回西拉雅族語言的人，還是17世紀的荷蘭宣教師倪但理，這是他翻譯馬太福音的貢獻，或許這是他當初翻譯和出版這本福音書時想像不到的成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