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王昭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歷史委員會主委）
文化協會的時代
日本統治台灣的時代，1921年10月17日，一千多位台灣人在台北的靜修女中集會，宣布成立台灣文化協會。這些人包括地主、醫師、工商業者、日本留學回來的知識青年等。文協以「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為宗旨，在實踐上以「會報發刊」「設置讀報社」「講習會」「夏季學校」「文化講演會」等活動為主，目的是介紹當時世界的進步文化，提升台灣人知識水準和眼界。就像王受祿1925年在演講說：「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台灣人應該得到基本人權、平等、自由；同時又如蔡培火強調的：「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他們普遍渴望台灣可以更進步，更期待台灣人可以得到參政權，走向高度自治。
這團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興起的背景下誕生，活躍時間不到十年，但影響力並未停止在那十年。參與文協的那群人，是台灣第一代民主運動家，1930年代之後雖然無法再以社會運動來推動改革，但仍是「文化仔」，關心公共事務、期望台灣人自己當家作主，在戰後繼續追求平等、民主與自治。向光而行，百年追求，始於1921年這群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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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的文協青年
文協雖在台北成立，活動卻不限於台北。地方上的文協參與者，在自己的社區實踐理想。本篇就以嘉義為場域，以我的阿公王甘棠醫師為例，來看看當時文協在做些什麼，參加這些又怎樣影響他的人生。
文協成立後最初三年，以蔣渭水為專務理事，主導文協的方向，大活動多集中在台北和台灣中部。1923年之後文協辦公室遷往台南，由蔡培火主導，但文協還是台中州的成員聲勢最大。文協的中央委員分布各地，根據台灣歷史學者李昭容的研究，有幾位嘉義人比較活躍：莊啟鏞、王鍾麟、吳文龍、王甘棠、莊泗川，他們成為嘉義地區文協活動的主要推動者。其中，吳文龍、王甘棠（本姓吳，父早逝，2歲時成為王楊鄉養子而改姓）是親兄弟，和蔣渭水及多位文協活躍人士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前後期同學。總督府醫學校是當時台灣人的最高學府，1910年代只有少數資產雄厚者才能遠赴日本就學。循著日本學制完成中學、大學教育後，普通家庭的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進入醫學校。醫學校不僅提供專業教育，也成了台灣青年一起談論抱負、關心共同體命運的場域。
吳文龍、王甘棠兄弟在此陶造專業訓練之外，也和同儕一起思考台灣的未來、關心公共事務，培養出共同興趣，例如書寫傳統漢詩。兩兄弟在回到家鄉從事醫療工作之後，都加入甚至創設了詩社。
吟詩聚會、以詩會友，是當時知識階級很普遍的社交活動。吳文龍參加羅山吟社，頗有文名，王甘棠1919年和方輝龍醫師等人創設尋鷗詩社。文協追求的是現代化，推動新文化運動，但即使是新文學之父賴和（也是一位醫師），也以漢詩抒發種種感受。
嘉義和文協相關的活動，從1921年成立「嘉義讀報社」開始，這是為了讓一般大眾接觸更多知識，幾位熱心人士從日本、中國訂購多種新聞雜誌供人閱讀，最重要的是藉此推廣《台灣青年》《台灣》和後來的《台灣民報》。1926年嘉義讀報社再度恢復，王甘棠是主要推動及支持者之一。
1925年起，王甘棠擔任文協理事，1925至1926年間，文協演講很多很熱烈，他在嘉義的活動場多扮演主持、介紹講員的角色，也是演講者之一。藉此機會一提，他的好友黃三朋醫師也是文協的活躍分子，黃夫人吳幼走女士是長老教會家庭出身，參與組織「諸羅婦女協進會」，是文協內最具革新意識的團體。
1927年，因為左右路線問題，蔣渭水等離開文協，另成立台灣民眾黨，王甘棠及嘉義幾位醫師都加入，議題開始觸及農工勞苦大眾的權益；之後，針對總督府開放地方選舉的政策提出看法。1930年嘉義街升格為嘉義市，成立嘉義市協議會，王甘棠成為官選協議會議員之一，他為了尊重民眾黨的決議而立即辭退。協議會為官選組成，民眾黨批此為假地方自治。
戰時和戰後的「文化仔」
1931年日本已進入戰爭狀態，1937年之後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軍國主義凌駕一切。戰爭期間，王甘棠曾被日本軍方情報人員列入「反軍的言動」名單中，特別高等警察經常到家，密切注意。1945年8月戰爭結束，戰後美軍亦將之列入「地方領袖」名單加以觀察。
戰後，加入國民黨的前文協成員張信義自中國返台，聯絡舊日同志，邀請大家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文協成員在日治時代多對孫文學說有好感，樂意透過這組織再度關心公共事務。王甘棠被推為嘉義分團籌備主任，後來請從中國回來的陳復志接任，陳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推為防衛司令。
1947年二二八事件蔓延至嘉義後，3月4日王甘棠與三青團成員、前文協夥伴李曉芳一同向駐紮山仔頂的羅迪光營長廣播喊話，呼籲勿攻打市區，應以和平方式解決。3月11日最後一次談判，處理委員會代表皆被當場扣押綑綁，當天放回三人之一的邱鴛鴦，當面向到她家探問情況的王甘棠說，他是黑名單第一位（《嘉義三二事件報告書》中的確將王甘棠列為首謀），王甘棠遂開始逃難。在姪女、姪兒協助下，他以軍醫身分隨軍隊移防中國江蘇南通，至隔年返台，由劉啟光出面陪同，和李曉芳一同辦理自新。
經歷二二八，目睹中國內戰實況，他對國共兩黨都不信任，不再過問政治，對自己的孩子說：「中國人的政治碰不得。」
然而，文協的精神仍然奇妙地在我們家傳承。為了想更了解未能謀面的祖父，我研究日治時期的台灣知識分子、二二八事件，參加學生運動。父親關心認同黨外民主運動，雖然很少上檯面，但一路支持。知道越多有關文協的資訊，越感受到那一波抵抗殖民統治的台灣認同運動，形成台灣社會不曾枯竭的伏流水，蘊積自由民主的渴望，有機會就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