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在「世界人權日」前夕的12月9日晚上，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舉辦「南方有人」講座，播放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錄片《人權路上》，並邀請紀錄片導演江志康、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李淑君主講映後座談。《人權路上》以蔡焜霖、陳欽生、張常美、蔡寬裕為紀錄對象。
蔡焜霖，1930年出生於台中清水，1950年遭逮捕、後判刑10年；喜愛唱歌的他在紀錄片中獻唱日文歌，談起因捲入基隆高中事件的校長鍾浩東就義時，難友們唱著〈幌馬車之歌〉為其送別的場景仍歷歷在目。陳欽生，1949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7年到台灣求學，1971年入獄、服刑12年；陳欽生在片中特別提到，自己不識字的母親曾克服層層困難前來探視，那時母子相顧無言，他擔心母親更難過而強忍眼淚。
張常美，被逮捕時只有18歲，因參與學校自治會而背負12年刑期，出獄後與難友歐陽劍華結為連理。蔡寬裕，1964年到1972年期間在泰源監獄服刑，後又轉押綠島；他常說自己是「二次被捕、三度坐牢」，原因是期間未能如期出獄，而母親也在他延訓期間離世，無法好好告別。雖然回憶受難經歷與重返場景仍令前輩們痛苦，但為了將這些記憶傳承給下一代，他們仍選擇投身人權行動；片中也拍攝他們參與轉型正義、人權教育和聲援當代社會運動的身影，及年輕世代如何理解、記念與轉譯這段台灣歷史。
映後分享中，李淑君指出《人權路上》以政治受難經驗、當事者身為人權行動者、跨世代經驗對談三個軸線進行拍攝。她也分析這4位政治受難者有跨時代、跨語言、跨國境、不同性別、不同思想光譜等幾個層次的處境。
蔡焜霖入獄前，就與師友閱讀1930年代左派思想如魯迅、巴金、茅盾和老舍的書籍，亦窺見戰後初期的台灣有蓬勃的左翼思想發展。1960年出獄，得知軍法處3個月後，父親來探視竟是彼此最後一次見面，成為最大的遺憾。蔡焜霖出獄後投入許多文化工作，如1966年創辦《王子》雜誌，也串連、協助多位政治受難者成為《王子》雜誌社的員工。
身為僑生的陳欽生則面臨跨國境政治受難者的經驗。包含母親跨國探視、出獄前2位保人的規定對於跨國者的艱難，後由難友做保並接送出獄。出獄後，陳欽生因為無法獲得身分證、面臨政治監控、家人在馬來西亞等因素，找工作困難，有幾年的無家者經歷。
身為女性政治受難者的張常美曾陳述「女人被關有很多地方很不方便，月經都不會來」；對於女政治受難者來說，如同為女性政治受難者張金杏所言「因為緊張、恐懼；尤其有小孩的人，還要煩惱家裡的事，有時月經都不來」，此種身體失調便是政治高壓下的症候。
蔡寬裕因1957年「劉自然事件」、情治人員懷疑蔡寬裕鼓勵同學而拘押6個月。1959年他前往日本進修，並認為赴日經歷對他的政治產生重要影響，也坦言去日本讀書動機「主要是去探路的，探路的重點就是廖文毅的組織」。其思想光譜除了日本之行的影響，也可以看到蔡寬裕受日治時期知識分子張深切的影響。1962年，他第二次被捕入獄，出獄後，母親已過世，對蔡寬裕來說成為「有厝無家」的狀態。
聽眾提問時，有人指出還有許多白色恐怖歷史真相未明，哪怕有口述，但也難免帶有個人情感，那麼這個階段究竟要如何將歷史轉譯為藝術？江志康表示，記錄觀點著重的不是要從個人經歷來探討「歷史真相」，而是他們的經驗如何與現代與未來社會產生連結。另有人問紀錄片形式是否流於個人情感抒發、不夠理性？江志康直言，影像如何呈現有經過取捨，他認為還是要先聆聽與同理，才有可能進一步理性、邏輯思考議題，因此從更能被接受的情感角度敘事。
關於聽眾詢問白色恐怖議題轉譯成戲劇、電影時，是否導致歷史失真？如何面對口述歷史未必符合史實的問題？李淑君回應，口述史的重要性有時在於去理解當事人「為何」如此表達，因「為何這樣說」牽涉到口述當下的時空、自我及環境的轉變。其次，進行口述史、同案人口述史和政治檔案的交叉比對很重要。
亦有聽眾請教在轉型正義議題中對政府的期待為何？李淑君認為民間推動白色恐怖文史保存、探究過往真相、追溯歷史責任一直走在政府之前，因此此事不能完全仰賴政府，但政府應挹注資源在政治受難家庭的照顧、加害體制的釐清、拓展白色恐怖訴說的空間、各式檔案的調查等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