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宜瑩台北報導】台灣坊間常說「蔣經國先解嚴，台灣才能走向民主化」，但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指出，蔣經國解除戒嚴，除了是迫於時勢及來自美國等外在壓力，在解嚴時竟以《國家安全法》第9條第2款凍結《戒嚴法》第10條「解嚴後遭軍法審判人民可依法上訴」賦予人民的權利，「1987年就該做的沒有做，現在才開始做轉型正義，從1987年到2017年、時隔30年，很多資料都毀損或不見了。」
6月4日晚上在30屆台北書展的台大出版中心展場，主辦單位邀請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所長林果顯以「戰後台灣政治史」為題進行講座。薛化元指出，解嚴比起戒嚴是相對開放，「解嚴是做對的事」這點不會有人懷疑，可是其歷史背景是因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透過美國在台協會（AIT），不斷要求蔣經國政權要進行政治改革，且台灣國內經濟起飛、中產階級要求應開放，加上「江南案」蔣政權情治單位竟派黑道赴美刺殺台裔美籍的劉宜良（筆名「江南」），之後為平息美國憤怒，蔣經國宣布蔣家人不會再競選下一屆總統。
薛化元指出，當時蔣經國清楚體認到，唯有符合美國要求台灣政治改革的期待，才有可能對抗中共的文攻武嚇，「蔣經國解嚴是因外在情勢，不是出於主動。」也因事前沒做好萬全準備，法律沒有通盤檢討、全面修正，導致解嚴後，大法官會議處理違憲解釋疲於奔命，尤其是解除戒嚴後，原本《戒嚴法》第10條規定，在戒嚴時期遭軍法審判的人民可依法上訴，可到普通法院提起再審，如此政府部門就要把相關檔案移交到法院。
薛化元指出，若在1987年解嚴後的第二天就開始做，這樣一來就可追溯1949年來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所有冤案，因有相關檔案便可對相關人等究責，但蔣經國卻凍結《戒嚴法》第10條，還有《懲治叛亂條例》、《刑法》100條對言論自由的挾制，才會導致鄭南榕在解嚴後仍被以叛亂起訴，為爭取言論自由而選擇自焚殉道；因此，薛化元認為，蔣經國解嚴不完全是無法真正促成台灣的民主化。
針對大法官釋憲第272號解釋：「謀裁判之安定而設，亦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要。且對有再審或非常上訴原因者，仍許依法聲請再審或非常上訴，已能兼顧人民權利，與憲法尚無牴觸」等語，薛化元指出，大法官說為求台灣社會安定，但因此不讓人平反、不究責，這樣的解釋文不合理。
這場座談主要是推廣薛化元主寫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台灣史論叢戰後政治篇》一書，林果顯在分析該書第三章「蔣經國主導的特務組織改組過程」（該篇由日本政治學家松田康博主筆）時指出，松田康博根據國民黨大量中常會紀錄、調查局、保密局人員回憶錄等資料，拼湊出國民黨1949年前在中國、之後到台灣的黨政軍情系統，直言蔣介石在幾經親信背叛後，只信任蔣經國去整頓情治系統，而蔣經國也複製蔣介石在黃埔軍校那一套，培訓只效忠蔣家的情治特務班底，來鞏固蔣家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