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文（歷史工作者）
5月底應邀在七星中會濟南教會的香港人團契分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二二八經驗，特別是平反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邀請者為就讀台灣神學院的香港朋友劉劍玲，她籌備此演講的背景是：當香港經歷反送中並逐漸失去自由、陷入白色恐怖統治，教會可以做些什麼？她們想知道：
1.二二八時，教會有什麼回應？
2.為何有或沒有回應？
3.假如二二八當時教會沒那麼勇敢，為何後來會慢慢走出來，漸漸有〈國是聲明〉之類的改變社會的行動？
4.作為教會，面對極權打壓，台灣有什麼經驗值得香港學習？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可分兩部分的影響：一是民怨積壓下爆發的反抗行動及尋求民主的政治改革；二是政府鎮壓造成許多冤死，此後人民不敢關心公共事務。當時的教會信徒和大多數民眾一樣，有人積極投入反抗，有人躲著盼亂世快快過去。比較特別是，如高雄的女牧師李幫助組織救護隊，在衝突中試圖做中立助人的工作。但在政府鎮壓後，有些教會連自己的會友受害都不太敢關心，頂多低調處理喪事。
為何二二八當時，教會沒有像1970年代那樣勇敢作先知、批判政府？需了解：戰後台灣社會待復甦，小會力量微弱，中會剛恢復運作，總會還未成立，很難呈現長老教會整體的立場。當時教會的宣教神學也停留在追求教會人數增長、服從政府以求平安。
改變是逐漸發生的。長老教會在戰後參與國際間的普世運動，接觸了比較進步的神學思潮，意識到教會的社會責任。面對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長老教會從服從、敢怒不敢言，到提出台灣必須落實政治民主、以公民自決保障國家主權。
隨著民主運動的進展，1980年代末，長老教會人士及人權團體推動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並以民間力量建立第一個二二八紀念碑。能走到這一步，和長老教會的鄉土神學省思、台灣民主化運動和台灣意識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總有人說在教會講台上談政治不恰當，長老教會當時如何面對？」確實長老教會在發表關懷台灣前途的宣言之後，遭到其他教會和部分會友的指責，所以花了十多年做論述和神學反省，在1985年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明列教會關懷鄉土和鄰人的責任，越來越多會友支持教會的做法，投入人權、民主運動。教會只能不斷溝通、說服、喚起意識，所撒的種子會在適當的時刻開花。
劉劍玲說：「原本不敢發聲的弱小教會，40年後成為突破二二八禁忌的先鋒，值得肯定。在極權下能夠慢慢累積實力和神學反省不簡單，沒有從此消散，也是一種極權下生存的策略，有使命地活著的策略，現在的香港信徒很需要。」
是的！自由的香港落入鐵籠，如70多年前的台灣。台灣意識和香港意識，同樣在外來統治者的壓迫下誕生，成為反抗極權的火種，雖然暫時像圍籬的樹被修剪，不能冒出頭，但在裡面的根和枝默默長得很強大，只要有機會就會開出燦爛的花。不要失志，懷抱希望，為所當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