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文字,溫柔的力量(上)

開創自我走在時代先端的楊千鶴(1921~2011)

1885年創刊的《台灣教會公報》,
自封建時期即率先關注台灣女性,讓女性書寫首次躍然公眾媒體,
137年來,持續以猶如點滴甘露的福音啟發人,
默默無聲的文字,擁有溫柔的力量,並帶來撼動人心的改革。
本期特別企畫,讓我們一起來認識台灣文壇重要的女性──楊千鶴的故事。

文圖◎林智美(美國北維學院心理學系退休名譽教授)

「文學母親」的重現

我初識「文學的楊千鶴」,約始於1989年,她前往日本筑波參加國際台灣文學會議時。此後先母楊千鶴重拾文筆陸續寫文章,並於1993年以日文出版《人生のプリズム》一書,在我與張良澤教授合作將此書翻譯成中文《人生的三稜鏡》的過程,透過詳讀文本,使我重新認識了我們母女在平日生活互動外的楊千鶴,了解她的精神內涵與才華,及她所走過的路。

我認識了歷史上一個優秀的台灣人,一位不同凡響的女性。然而在1989年之前,我與兩個弟弟卻對母親的文采全然無知。因為自1943年後,直到1989年復出文壇,楊千鶴輟筆46年之久。很難得地,輟筆多年後還能銜接復出,高齡下亦有亮麗的作品,而且自1995到2002年間,在台灣、美國各地及加拿大,做了很多場不同題目的演講,是年長者中罕見的。

《人生的三稜鏡》的首章〈一冊古老的札記本〉,開頭寫著楊千鶴翻閱那褪色的本子,看到她曾於1940年(19歲)親筆記下幾段她所感動的美國詩人懷特曼的詩句:「堅強、滿足地,我要闊步於開廣的大道上」(I travel the open road)等。我也彷彿看到當年一個純真、執著的台灣少女,帶著如此豪情與憧憬,勇敢地邁上她人生的道路,開創未來。

《人生的三稜鏡》這本書是楊千鶴要獻給她雙親的,「感謝賜給了我豐富的感性,以及處於逆境也不氣餒的勇氣。」當時已經是72歲的她,仍流露出此般孺慕真情,同時也透露出她的價值觀。對於這本書,楊千鶴說要將自己走過的一生記錄下來,留下一本活過那時代的台灣女性的紀錄。依我看,楊千鶴沒有辜負她父母所賜予的生命,沒有虛度她的一生,她終生努力充實自己的內在,誠實地本著台灣人的良知,勇敢地一路走來,過了有意義、有尊嚴的一生。女書店老闆蘇芊玲也曾為楊千鶴寫道:「謝謝妳走過的人生,謝謝妳的筆,謝謝妳為那一代女性留下了最真誠動人的見證。」

日治年代,令人刮目相看的台灣女子

整整80年前(1942年),楊千鶴寫的短篇小說《花開時節》(日文原作《花咲く季節》),至今還影響不少讀者與作者,今年(2022年)台南大學應用戲劇系在畢業劇作表演中,還朗讀了此小說中的段落與場景。小說中,楊千鶴以學生們誦讀法國作家莫洛亞的《結婚,友情,與幸福》書篇中的詞句,開展對此議題及其相互關係的探討。即便身為楊千鶴的兒輩,我在攻讀心理學博士時,「友情」這樣的研究議題,尚未在學界出現,連「幸福」都還算是很新穎的題材。所以,楊千鶴不啻是走在時代的先端,有早發性的敏銳思考及獨特的寫作風格。

該小說細膩入微地描述即將從「女子高等學院」畢業的一群,生動地呈現出她們在畢業前後的情形,也捕捉了知識女性在花樣年華當下,面臨人生過渡期的心態。小說中的「我」,提出對畢業後立刻被安排走入婚姻存有疑慮及困惑,她極力要為「自我」爭取一個思考的空間,除了拒絕被動地完成婚姻大事,也主動地出外謀職,踏入傳統男性的職場,憑學識及文才的腦力工作,而非僅止於換取生活費用的身體勞動,打破了「女子無才、女性智力低於男性」的迷思。凡此種種,以當年的時空環境衡量,算是非常前衛的。因此,有人認為楊千鶴的小說《花開時節》是新女性主義的先聲,啟發了女性的自主意識。

80年後的今日社會,已非昔比,但被父母催婚的困擾,仍時有所聞。然而結婚與否,並不是新女性的座標。難道新女性還要被局限於「事業」與「家庭」兩者只能選一的窘境、而不能兩立雙全嗎?我認為小說的重點應該是激發反思的能力,新女性最重要的是要具備「獨立思考」的習慣及擁有「自主權」,也因此涉及了必須靠自己自力更生、有經濟能力、為自己負責,敢於反歧視及伸張兩性平權與人權,並且繼續發展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只強調「性開放」或潑辣的舉止。

有別於日治時期台灣男作家的文學作品,楊千鶴的《花開時節》沒有高聲疾呼、搖旗吶喊的抗議,也無刻意經營出悲苦女性的小說情節,但在溫文的筆調下,彰顯出社會問題,也關懷受教育後的女性出路,及家庭的親子溝通問題。

她小說中嶄新的女性形象,充滿活力,有自信,有自尊,有思考力,可說是打破了男性作家壟斷、詮釋的女性形象。以女作家的書寫,改變過去片面的詮釋及話語權,這也是深具意義的成就。楊千鶴在當中刻劃的友情也是扣人心弦,一幕幕,既寫景,也抒懷,令我十分感動佩服。「浪,波浪,波濤洶湧的大浪……那天的淡水河,風浪洶湧。我倆走過的每步腳印,立即被陣陣強風吹散得了無蹤跡。我們根本無法停下腳步。不知是因為被強風往前推送著,還是被自己內心不平靜的情感所驅策著。口裡咀嚼著吹入的風沙,心頭回味著稍縱即逝、虛無飄渺的少女時代。」多麼雋永細膩地描述著那複雜的心思啊!

母親楊千鶴曾活躍於日治末期(1940~1943年間)蓬勃的台灣文壇,廣受各雜誌邀稿,是當時鮮見參與了台北文化活動的年輕知識女性,如今她也被視為台灣史上的第一位女記者。畢業於台灣當時唯一的一所女子最高學府「台北女子高等學院」(教師多由台北帝國大學的教授兼任),楊千鶴滿懷自信與本著台灣人的尊嚴,在她應徵記者工作時,開出了必須與日本人有同等薪資待遇的條件,打破當時在台灣的日本人有六成加俸的成規,進入了日本人經營的台灣最大報社「台灣日日新報社」,為家庭文化欄新增聘的唯一一名台籍女記者。

楊千鶴之所以會開出這樣的求職條件,是有鑑於她先前畢業後第一份工作的體驗。她擔任台北帝大理農部的中村副教授的研究助理(中村副教授則是有「蓬萊米之父」尊稱的磯教授的研究夥伴),竟赫然發現了日本同事有比台灣人多出六成的薪資加俸的通規,她不能忍受不公平的薪資待遇,立刻憤而辭職。難得台灣日日新報社,在1941年不僅答應了楊千鶴開出的條件,實際上,她的月薪還高出另外兩位日本女記者。

可惜,不久台灣在日本進入太平洋戰爭後,全面軍國主義的戰時體制在1942年變本加厲、更為高張、嚴峻,使得不願意配合政策去歌功頌德日本軍方的她,在報紙裁縮聲下,毅然決然自動辭去了她的記者工作。(西川滿在《人生的三稜鏡》寫序文時透露,其實身為上司的他本人,也在一星期後提出了辭呈,沒再去報社上班。)

楊千鶴在當時那樣日益吃緊、不安的時局中過日子,同時也因為念及已經喪母而不適合長久住在長兄家,便決定要自組家庭,而於1943年6月與自己選擇的對象結婚(就是楊千鶴在中學時第一次收到情書的那位筆者)。沒想到身為夫家的長媳,她每天在嚴厲的婆婆驅使下煎熬,疲於繁雜苛刻的家事勞動,喪失了個人支配屬於自己時間的一份人身自由,可憐完全無暇看書及寫作。1944年10月12日,盟軍開始轟炸台北,楊千鶴帶著剛滿月的小嬰兒(我),過著「疏開」、躲空襲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即轉進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驟然實施新的語文政策、禁用日文,並帶來混亂及高壓的政治氛圍,楊千鶴原具有優質的語文書寫表達能力,頓時好比陷入英雄無用武之地,在政體切換下,成了失聲的台灣人。往後的日子裡,楊千鶴身為三個孩子的母親,每日為柴米油鹽的生計把關、操煩,遠離了文壇,所以我們姊弟在成長過程中,都不知道那曾經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發光發熱的楊千鶴,只有如我大弟曾在他的作文課題〈母親〉中所描述的:「看到每晚在燈光下寫著家計簿,記下支出、打著算盤的身影。」

一生傲骨及實力的展現

因政局及語文遽變而輟筆時近半世紀後,母親因為在台灣人的美東夏令會中被張良澤看到她所戴的名牌寫著「楊千鶴」,而被認出為日治時期的作家。在家父過世的次夏(1989年),楊千鶴應張良澤之邀,遂赴日參加7月舉辦的國際台灣文學會議。

在會中,她發現無人見過呂赫若、賴和,頓感自己對台灣文學、歷史傳承的一份使命(鍾肇政及葉石濤都小她四歲,未涉入1940~1942年間蓬勃的台灣文學活動),她也受後輩鼓勵繼續用她所熟悉的日文書寫,所以在台灣解嚴後,楊千鶴以72歲高齡,重拾未老寶刀、接受挑戰,以文學真劍,1993年在日本自費出版了《人生のプリズム》一書,二度自我驗證了一個出身於台語家庭的台灣人,照樣可以寫出專業水準的日文。

我在翻譯復出文壇的楊千鶴那篇篇帶自傳性質的散文體《人生的三稜鏡》一書時,首度會見了幼年及年輕未婚前的楊千鶴身影,我感受到她個人的感情及內心世界,我更深入、理解她的為人及個性。同時,我也呼吸著台灣過去的種種文化氣息及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我感動、我嘆息、我哭泣、我讚佩;我沉浸於時光隧道,迂迴再三。全書的字裡行間,道出怎樣的時代,及多坎坷的人生旅程!

作家葉石濤曾記述他稱為先輩作家的楊千鶴女士具有: 「敏銳的思考性和豐富的文學才華。」林曙光則說:「益見其日文造詣之深,流暢一詞不足以涵蓋,因為格調及意境均俱高超。」張良澤在譯後記中寫道:「整整一年,我每天對著她的日文稿,真是『苦悶的象徵』。我苦悶的原因,是她的日文造詣高過後生的我有十倍百倍以上;她的描寫既富女性作家特殊的細緻筆調,又帶女丈夫的豪氣骨氣,這種深層心理,不易使用天生『言簡意賅』的中文表達。她的閱讀閱歷,又高出後生的我有十倍百倍以上;她隨手拈來一本書一句子,都要令我費思半天。」

我的母親楊千鶴確實是個很愛看書的人,從年少就透過日文,閱讀很多世界名著及吸取新知,每天都有看書的習慣,所以知識豐富廣博,而且日文能力也能隨日本在戰後之語文改變而與時俱進。閱讀也支撐及滋潤她的心靈,不論是在喪母孤獨的歲月裡、在戰時體制逃避空襲時,甚或是在受到國民黨政治迫害的苦難中。

楊千鶴具敏銳的觀察力及獨到見解,並有源源不斷的文思及創意。所以在她當「家庭文化欄」記者時,每天都能充滿活力地主導採訪什麼對象及要介紹什麼給讀者。雖迫於時局,任職不超過一年,但她寫了很多文章,舉凡幼兒健康、幼兒教育、產婦保健、營養衛生、台灣烏龍茶、台灣魯肉飯、台灣宴席料理、台灣陋習、台灣植物、養菊達人楊宗佐、台灣畫家郭雪湖、女子高等教育等,包羅萬象,也曾遠道採訪台灣文學之父賴和醫師。總之,由於彰顯及推廣台灣本土文化,而增進台灣人的自信;也因提供衛生健康教育新知,而有助促進台灣社會的現代化。

楊千鶴豐富的思想與創意,早在幼年讀公學校時就受老師欣賞及鼓勵。老師更讓她一人飾演兩個對講角色,她不打底稿地,就一下子面對這邊,一下子又換位去面對那邊的假想人物,自個兒對話熱演起來。簡直難以相信當時有這樣的學生,及這般開明的老師讓學生自由發揮才能。

楊千鶴保有罕見的率真個性,以真誠為貴,最忌矯情、八股及趨炎附勢。她有道德勇氣,及對正義的執著。因緣際會下,在1950年台灣開始實施地方自治時,以無黨籍身分競選台東縣第一屆女縣議員,以建立托兒所為政見,28歲的她,以清新的形象與口才,打敗國民黨籍的對手。在1951年也當選為台灣省婦女會理事及台東縣婦女會理事。台東第一屆縣議員的她積極促成全台灣的省縣市女議員聯誼會,在台北舉行會議,這是全台灣婦女參政者聯線的創舉。很不幸,這一切導致國民黨惡勢力的恐慌及痛恨,遂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政治迫害也接踵而至。

楊千鶴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在學就讀時曾贏得全島學生桌球單打以及雙打冠軍,畢業後也獲得社會組的雙打冠軍。她蘊藏了無比的生命力,活出精采的一生,從年幼至年老的她本人、以及她的寫作,有如透過三稜鏡般散發出各色光彩。如果生於不同時代,沒有戰爭陰影、政局動盪,以及語文的遽變,一定會有更不可限量的發展。

在台灣文學的脈絡裡,如《復活的群像》一書所列出的自賴和開始的28位台籍作家中,楊千鶴為最年輕的一位(所以戰前寫作時間也相對較短),她晚年又重返文壇,其文學活動跨越了台灣歷經兩個不同國族的政權,是台灣作家中少有的獨特例子。或因為女性、或因她以日文書寫,而成為以中文寫作小說的作家為主的台灣文學討論中的遺珠,是很遺憾也很不公平的事。

楊千鶴以心出發,深入生活、敏銳思考的寫作也精準地反映出什麼樣的時代及台灣的歷史。她無論處於何時何地,都秉持了真誠與勇氣,也不斷充實自己,展現出一個台灣人的優秀素質及尊嚴,是值得喝采肯定的實踐者。

後記:除了《人生的三稜鏡》,還有《楊千鶴作品集 3:花開時節》收錄了楊千鶴自1941到2000年間的中文、日文作品及部分講稿。筆者將把楊千鶴的短篇小說《花開時節》以原日文,和中文、英文、台文譯作結集出版,回應多元語文的讀者。

延伸閱讀:【特別企畫】文字,溫柔的力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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