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年10月，因中國成為全世界僅存堅持以非理性清零手段來面對疫情的國家，未見大規模的閱兵與慶典，然而中國軍機與船艦對台灣的侵擾，卻不因此減少。面對霸權侵略的威脅，除了船堅炮利的硬實力之外，價值與理念的軟實力，同樣是能夠保衛家園的利器。本期新聞專題報導人權團體最沉痛的呼聲，同時透過不同宗教觀點，探討抵抗威權暴政的可能與進路。
——總編輯 陳逸凡
【林婉婷專題報導】今年8月起，中國連續在台灣海峽進行環島式實彈軍演；同月，電影《喜悅：達賴喇嘛遇見屠圖主教》在台灣上映。有信仰者秉持教義所教導的良善，又面對極權統治可能爆發的戰爭，該有何作為？由哲學星期五、圖博之友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研發中心、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神學禮拜日、鄭南榕基金會等多個單位合辦的「宗教如何抵抗暴政」台歐線上座談系列，第二場次以「八月的天空很西藏」為題，在台灣時間10月1日晚間7點進行。講座邀請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研究所教授釋昭慧法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榮譽副研究員陳文珊、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員蕭育和對話。
國家價值 不退法化解戰爭
釋昭慧點出，台海緊張是長期以來的實況，而近來更令她感到衝擊的其實是烏俄戰爭。尤其俄羅斯甫侵略之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便宣布不會流亡，展現出與人民共同捍衛國家的決心，也呼籲國際社會予以軍力支援。「我們是不是太卑微了？」她直言，台灣人談論戰爭，常先想美國是否會出兵，但烏克蘭人所想的是向國際徵求武器、人民要捍衛自己的國家。
「我們面對的不是侵略者，而是恐懼，」釋昭慧強調，沒人希望發生戰爭，畢竟誰不害怕死亡、疼痛與戰爭帶來的不便？但當達到某種高度，人可以俯視死亡、擁抱痛苦，「那人必將成為無敵的勇者。」她認為，這樣的覺悟是自己的功課，她請與會者們捫心自問：「我準備好了嗎？」
釋昭慧從佛教經典故事來深思有信仰者如何面對戰爭。在《長阿含經》中記載，摩竭陀國的阿闍世國王欲攻打跋祇國，派大臣禹舍前往請教佛陀的建議；了解大臣的來意後，佛陀沒有直接回答，反轉問身旁的弟子阿難，問起跋祇國人的七項「精進不退法」，包含經常在聚會時關心國家時事、君臣和睦、奉公守法、孝親敬師、信仰自由、維護環境、尊敬修行者，也因為這七項不退法，禹舍從旁了解到跋祇國強盛、不易侵略，並傳遞放棄攻打跋祇國之意。
釋昭慧解析，這七項不退法有不少值得學習之處，例如國家應加強上下和橫向溝通，如政府與人民間、部會和部會間、政黨與政黨間，以避免本位主義；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都能遵守禮節、禮儀；國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人們有自律與道德，不需要強以律法規範。其中，佛陀藉由與弟子對話，而不是直接向大臣勸導，這種客觀評價更能令人接受，且佛陀言詞間提到不少「軟實力」，這也值得台灣人思考。
釋昭慧另談到，佛陀在世時還面對自己國家的存亡危機。琉璃王要滅釋迦族，佛陀以肉身發起「非暴力抗爭」。見到佛陀坐在惡樹下，琉璃王問他何不去好樹下休息？佛陀表示，在親里（故鄉）的樹下是最快樂的。這句話喚起琉璃王良知並暫時勸退他，然長期仍無法阻擋侵略。釋昭慧說明，雖然現代人無法完全複製佛陀的非暴力抗爭之舉，但可以學習其精神。
琉璃王幼時因種姓制度受到歧視，誓言長大後要滅釋迦族，才引發日後的征伐、屠城。釋昭慧藉此提醒，台灣人不應繼續彼此對立，以免製造共業、產生內部矛盾。
必須之惡 正義戰爭的倫理
陳文珊回顧歷史，指出不論佛教或基督教，都能看見從事武力抗爭或戰爭的事實，為何講求「愛」與「不殺」的宗教也會採取武力手段？這展現了宗教信念在實踐上有其弔詭。又進一步探討戰爭定義，也產生不同理解；她表示，從合法性與正當性切入，或許比直接定義何謂戰爭更為有意義，例如戒嚴時期的《刑法》100條，具合法性但缺乏正當性；人民抵抗國家暴政則具正當性但缺乏合法性。因此，不論暴力或武力，只因為是「力」就否定，在她的觀點裡並不是正確。
對和平主義者而言，戰爭就是不義，陳文珊說，就如同馬太福音5章38～45節、羅馬書12章30～31節記載；但也有現實主義者認為戰爭就是絕對事實，利益爭奪沒有倫理可言，就像申命記20章10～18節所述。而抱持「正義戰爭」觀點者，可謂兩者的平衡，他們不諱言戰爭是醜惡的，與其毫無規範，不如建構道德去規範敵對行為。例如道德可允許的包含自衛殺人，「不殺」的信仰並非所有人的義務，承認「絕對主義」在現實中常難以站得住腳，難以避免義務衝突、甚至倫理弔詭，例如是否要擊落遭到恐怖分子挾持、進行自殺式攻擊的客機。要留意的是，個人不對他人有保護義務，但國家對人民有保護義務，即當遭到其他國家侵略必須抵抗，就像人民被傷害，警察必須前去保護。
陳文珊談到，倫理處境非常複雜，可能已經沒有「純粹善」的選擇，僅有必要之惡。綜觀戰爭史，絕大多數的國家都遵守某種倫理原則，例如不殺老弱婦孺或投降者等；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也提到要以和平調解，但不否認國家有合法的自衛權利。對此，她小結：「和平的反面不是戰爭，而是不義。」
發起正義戰爭並非易事，例如發起戰爭前要檢驗正當性、目的、法定程序等；戰爭涉及最小暴力原則和攻擊對象區分；戰爭結束則關係到公開權利恢復、非報復性原則等。陳文珊強調，這些定義相當複雜，並不是符合其中幾項就可以被稱為「正義戰爭」，尤其發起戰爭的國家會包裝、合理化自己的開戰理由，她呼籲眾人要洞悉暴政的話術，在戰爭開始前就盡可能阻止戰事發生。
「戰爭是惡的，但不代表戰爭沒有倫理。」針對三種主義者，陳文珊各有勉勵：和平主義者要積極構思策略促進正義的和平；現實主義者要思想雙方利益的正確分配，有助於維繫和平；義戰主義者要提出更細緻的理論。
苦弱上帝 不服從回應苦難
蕭育和透過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觀點，談基督徒如何面對暴政與苦難。潘霍華曾參與刺殺納粹獨裁者希特勒的行動，然而深知「不殺」是基督教誡命，他又為何會這麼做？潘霍華曾比喻：若有酒駕車失控，在路上橫衝直撞，他不能僅埋葬死者和舉辦告別式，而要奮不顧身上前，防止事態惡化。這種「阻擋巨輪」的精神，在潘霍華的著作《追隨基督》裡有進一步解釋。
為何基督徒抵抗暴政？「聖經的上帝，是弱者、是受苦的、是被蔑視的，和我們一樣面對巨大的苦難無能為力。」在《追隨基督》裡，潘霍華點出，十字架是上帝遭受蔑視與羞辱之地，基督徒是為此蒙召，成為基督在世上受苦的見證。基督徒作為基督的追隨者，要以受苦、甚至犧牲的方式回應，仿效基督去分擔世界的苦難。蕭育和說明，上帝不是強勢的象徵或精神的主宰，而是「苦弱」的，上帝並不是要解決人類解決不了的問題，而是透過苦弱，要求人們去回應苦難，「是冷漠，或是承擔？」
蕭育和表示，這個觀點相當有啟發性，因為通常是人民感到痛苦、需要撫慰才尋求信仰，聖經卻要人們尋求「受苦的上帝」。基督的追隨者不是逃避世界，而是身處受苦的世界，「愛上帝的人，把上帝當成人間苦難的集合來愛。」他說，潘霍華從不覺得自己是英雄，而是「有罪的同謀者」。蕭育和提醒，並不是所有人都要選擇最激烈的行動，基督徒確實要回應世界的苦難，但基督徒是人，不是上帝，因此要考量如何在有限的程度中分擔苦難。
蕭育和從潘霍華的神學觀點提出「後極權主義時代」的思考：過去暴政是以恐懼使人民屈服；現代暴政則是以意識形態來說服人民，甚至因此傷害異己者也可以。這也是政治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言的「平庸的邪惡」。 身處極權體制中，選擇聽從總有很多理由，但真正的艱困是在「如何不服從」。蕭育和繼續以潘霍華的論點指出，身為基督徒，重要的是穩穩地站在苦難的大地上；但人類本身的理性、原則或道德，都可能因暴政而動搖、破壞，不足以讓人穩穩地站在苦難的大地上。
為此，潘霍華給出他的答案：只有完全在對上帝的信心與關係中，被苦難的上帝呼召且順服，採取負責任的行動，預備好犧牲，這樣的人，才是能穩穩站在苦難大地上負責的人。他的生命、生活不再是其他，而是為回應上帝呼召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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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提供／Freepik，製圖／林婉婷，相片來源／玄奘大學、國科會，攝影／邱國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