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這部電影，是個對話的開始。」電影《流麻溝十五號》原著作者曹欽榮說。《流麻溝十五號：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主要記錄1950年代關押綠島的女子們的口述歷史，如今以電影形式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揭露那段血淚交織的歷史。
採訪◉李佑生 相片提供◉曹欽榮
電影另有考量，無法完全寫實
李佑生（以下簡稱李）：請問電影三位主角余杏惠、陳萍、嚴水霞，分別有參考的原型人物嗎？
曹欽榮（以下簡稱曹）：都有主要參考的原型人物，不過電影呈現時，還是揉合了許多人物。畢竟電影有其特殊考量，與著作不一樣，諸如時間、戲劇張力，都是需要考慮的地方。所以開拍前，導演、編劇和我討論了好幾個月，就是為了把這幾個主要的角色塑造起來。
李：我個人有認出舞蹈家蔡瑞月的部分，她曾被關在綠島一段時間，我想電影中的女舞者陳萍應該有參考她的經歷。不過如果一個角色結合多位人物，會否有失真的狀況呢？
曹：要完全符合真實的故事或書中的敘事，這在電影是沒有的，也不太可能。嚴格來說，電影與著作還是不同的作品。不過除了剛剛說的開拍前的討論，拍攝過程中我也經常到片場了解狀況，像是綠島、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等地，導演他們也會不時和我討論拍攝的進度、內容。他們沒有請歷史學家，主要還是依據我著作中的內容去改編，畢竟那是個人真實的生命故事，別人的書或歷史資料不一定會有。
就像是你剛剛提的蔡瑞月，現在還沒有太多人知道她身上發生的事，就是因為很多資料都沒有提。我書中所寫的經歷，都是經過一次次訪問，她們才說出來，是很重要的口述歷史。也有一些一直都不說，甚至終其一生都不想回顧那些過去，我們也沒辦法，要尊重她們的感受與意願。
李：您提到她們的口述歷史，我看過您在《台灣教會公報》曾發表施水環的信件，像這類有文字紀錄的例子多嗎？
曹：這種有文字紀錄的可說百中無一，我知道的僅有施水環。不知道她是先在筆記上寫好信件內容，還是寫完信件後謄到筆記，總之這些信件內容也記載在她的筆記，一直寫到她被槍決前，是很珍貴的第一手紀錄。我也是因為她寫到母親將基督信仰傳給她，支持她在獄中的生活，才去台南的教會查訪，走了一趟才知道是指看西街長老教會。
後來我又得知奇美實業創辦人許文龍以前也住在施水環老家所在的神農街，當時他們都知道施水環她們家出事了。我提這些事，主要是因為沒有太多文字紀錄，政府那邊又不見得會有完整、真實的資料，這些歷史要透過挖掘才會為人所知。所以我希望《流麻溝十五號》這部電影能夠引發更多討論，無論立場支持或反對，都可以討論甚至辯論，才能讓這段歷史受到更多關注，這才是民主嘛！不要因為議題太政治、太敏感而不觸碰，如果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那麼哪件事與政治無關呢？不過，如果問我一些比較偏向拍攝技巧、鏡頭語言、劇情編排這些方面的問題，我不是專業影評，可能沒有那麼合適的評論，就交給專業的人去剖析吧！
不需有政治考量，師法韓國
李：您謙虛了，以剛剛提到的歷程，您擁有一個獨特的視角，乃是從無到有看待這部電影，我想是別的影評人不會有的。更何況，這部電影的拍攝，可以說是您提供了第一塊磚頭，成為電影敘事的立足點。
曹：這樣說也是。再回到你剛剛說的失真問題，其實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是演員自己畢竟沒有經驗過那些事件，她們在排演過程中，與故事人物對話，進入她們的經歷，這也是揣摩出來的。
我聽片場的人說，飾演嚴水霞的徐麗雯，拍攝被槍決的那一幕時，雖然只拍攝兩次就完成，但拍完之後就受不了崩潰了。她在宣傳影片中說的也很有意思，她認為受刑前要當個「微笑死刑犯」是最難拍的一幕，當中有很多設身處地、想像推敲。不只如此，飾演余杏惠的余佩真，在拍攝受到刑求的戲時，雖然也完成拍攝，但是她情緒也承受不住了。
她們之前都不太清楚這段歷史，因此在演出的過程中，也有很多對受難者的揣摩，才能得到近乎切身的體會。演員進入她們的故事是很重要的，就像導演周美玲所說的，她為了重現那一段歷史，還要求演員以鄉音發言，讓人意識到那時候的人其實是很多元的族群，來自四面八方。
我覺得韓國這方面就做得很好，有不少電影以嚴肅的議題為核心，我期望台灣的電影也能勇敢面對，不要因為議題涉及政治就不去嘗試。我聽說有些台灣演員會考慮中國因素，認為一些和台灣議題有關的電影比較敏感，會考慮比較多而不去接這些電影，我認為這是不需要的。
李：我同意您的觀點，韓國的影視成就確實讓人佩服，像是《屍速列車》《寄生上流》《魷魚遊戲》等，都是議題深度與大眾娛樂兼顧的典型，這相當挑戰編導的敘事功力。
曹：這些確實都是需要累積的，所以我雖然認為台灣有這麼多故事值得探索，但只有崇高的理想不夠，還是需要蹲下來做事的人，才能務實地形塑文化。我自認為我在做這樣的事，訪談那些受難者、重建她們經過的遭遇，都是需要付出代價去記錄、整理的。
雖然台灣以電影講述敏感議題這方面才剛起步，但我對未來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我到片場時，觀察到一個有趣、值得後續觀察的現象，那就是包括演員、劇組等，年輕人很多，他們都是對電影有興趣的人。有這些人投入，台灣電影產業就有機會更成熟，以自己的方式述說本地的故事。
其實台灣這百餘年來有很多歷史值得一談，近年來越來越多被挖掘，呈現在大家眼前，像是《茶金》《斯卡羅》都是很好的例子。雖然有的被批評偏離原著或史實，但是它們還是說了發生在這塊土地的故事，這樣就會引起一些人的探討、研究或批判。我覺得無論是肯定或否定，只要面對、討論，都是好事，會有更多事情被挖掘出來，讓大眾認識這些故事。
當然我也希望《流麻溝十五號》能夠叫好又叫座，這有很多理由，譬如出品人姚文智在宣傳影片時說的，拍這部電影資本很可觀，電影如果只是叫好而不叫座，之後不會有人想要投資，演員可能也不會有興趣，產業很難發展起來，我剛剛說的那些年輕人，也就很難在這個領域持續發展。但如果票房成功，投資者就會發現，這些議題是有市場的，就會形成正向的循環。不過，如果這部電影沒有取得票房上的成功，那也沒關係，再接再厲、繼續做下去就是了，這就是我說的蹲下去做事的意思。
電影只是觸媒，呼喚更多人正視
李：蹲下來做事，確實是很貼切、具象的形容。那麼您對這個主題，期望電影和觀眾有什麼對話嗎？
曹：我一直都認為，這一段白色恐怖的歷史沒有被詳細討論、考究，譬如說這些人在綠島，都被統一稱為「新生」，應該和當時推動的新生活運動有關，而且他們說要「教育」，那不就是活生生的洗腦嗎？跟共產黨有什麼兩樣？這些都沒有嚴肅面對，很多資料都被銷毀或封存，現在很難追溯。
說到共產黨，有件荒唐的事，我知道位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裡的無名英雄廣場，裡面公布的諜報人員紀念名單和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名單有很多重疊。但從兩岸公布時間的先後來看，應該是他們抄我們的，那些受難者無緣無故成了中共的英雄，很無辜地被中共消費。
我採訪那些被關押在綠島的人時，覺得最匪夷所思的就是她們被稱為「思想犯」。說真的，思想怎麼看得到？有什麼證據？只是看了幾本和共產黨有關的書，就算是思想有罪嗎？當中有多少冤枉、錯殺？就算當中真的有中共的間諜好了，幾個人能成什麼氣候，能推翻政權嗎？而且，如果是思想有問題，罪至於死嗎？我越整理這些口述歷史，越覺得裡面有很多荒腔走板、極不合理的事情，不吐不快。
我不知道《流麻溝十五號》能呈現多少，畢竟這些歷史太多、受難者承受的又太深刻，電影本身時間是不夠的，但如果電影能如觸媒，呼喚大家更多正視這段歷史，了解當中發生的種種，那就好了。
《流麻溝十五號：
綠島女生分隊及其他》
作者／曹欽榮、鄭南榕基金會
出版社／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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