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林昌華
荷蘭在福爾摩沙宣教的38年間，出現兩種本質上互相衝突的宣教方法，即「本色化」與「荷蘭化」這兩種宣教方式。後者較容易理解，因為多特會議後，預定論的神學主張成為荷蘭改革宗教會的官方立場，採用這個神學立場的傳道人自然不會衝撞教會的神學立場，也不會與東印度公司的官員發生衝突。問題是，為什麼尤羅伯（Robertus Junius）甘冒政治不正確的危險，選擇「本色化」主張自由意志的神學路線，因而違反教會的神學立場？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尤羅伯本色化宣教四個因素
筆者開始研究17世紀台灣教會史後，這個問題一直縈繞腦海。然而，為了避免延伸過廣，產生論文結構上致命的弱點，筆者撰寫博士論文時，努力避開此問題，僅處理前後期神學差異現象，形成因素則存而不論。當然，歷史因果的分析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由於人性的不確定性，造成「相同的條件，不一定會產生相同結果」的研究難題。雖然如此，筆者還是大膽推斷，有四個因素造成尤羅伯決定採用「本色化」宣教方法，包括：尤羅伯出生地鹿特丹的人文主義傳統；萊登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 ）阿民念（Jacobus Arminius）思想的影響；印度神學院（Seminarium Indicum）的教育；宣教師在宣教現場的實際需求與考量。試著分述如下。
鹿特丹的人文主義傳統
根據資料顯示，尤羅伯於1609年誕生在鹿特丹，那裡是南荷蘭省重要的貿易口岸。做生意注重的是與人為善，願意用寬容的態度看待與自己不同的想法與生活方式，這形成貿易口岸特有的寬容氣氛。
此外，另一個重要的指標性人物也對鹿特丹的人文主義發揮決定性影響力。此人即15至16世紀時歐洲重要人文學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1466～1536年）。
雖然伊拉斯默斯在鹿特丹生活的時間只有4年時間，但他對這座城市的影響非常明顯。事實上，他過世不久後，第一個為他立像記念的城市就是鹿特丹。20世紀初期，這座城市還建立一所以伊拉斯默斯為名的大學。
此外，伊拉斯默斯曾遍遊歐洲各地最優秀的大學，認真追求學問和對真理熱誠的態度贏得歷史的美名。因此，歐盟也以他的名字成立了獎學金和跨國學術合作計畫，提供學術機構間交流及學子前往歐洲一流大學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會。
伊拉斯默斯誕生於鹿特丹聖勞倫斯教堂邊附屬的房舍，依照天主教的戒規，伊拉斯默斯事實上是個非法的小孩，因為他的父親是該城教會的主教，他的母親則原本是在教會服事神職人員生活起居的女僕。另有一說，她是荷蘭澤芬貝亨（Zevenbergen）一位醫生的女兒。簡單地說，伊拉斯默斯的雙親沒有結婚。
由於父親在教會的崇高地位，所以伊拉斯默斯有機會前往歐洲最好的學校受教育，接觸到各樣學者。他13歲時，居住的城市代芬特爾（Deventer）發生瘟疫，雙親因而先後過世。之後有三位監護人接手照顧他，其中一位不斷說服他進修院接受神學教育。
伊拉斯默斯於1509年出版諷刺當時社會腐化和教士階層迷信的《愚神禮讚》（Moriae Encomium）一書，獲得廣泛閱讀與接納，甚至對1517年的宗教改革運動產生推波助瀾作用。儘管他在著作中批評天主教會的體制和神學，但是他選擇一生留在天主教會中，而不若馬丁路德或墨蘭頓等智識之士與教會完全決裂，甚至後來他還數度與馬丁路德發生筆戰。我們只能說，這是他自由意志的選擇，別人也沒有置喙的餘地。
萊登大學的阿民念思想
另一位在尤羅伯宣教生涯中烙下重要印記的人物，是萊登大學的教授阿民念牧師和以他為名的「阿民念主義」。阿民念是日內瓦學院貝查的學生，在阿姆斯特丹教會擔任牧師，因為質疑加爾文的「墮落前論」（supra-lapsarian）而提出「墮落後論」（infra-lapsarian）的教理，引起教會的爭議。他因而離開牧職，前往萊登大學擔任教職，直到亡故。
阿民念死後次年，他的繼任者約翰‧艾屯波加特（Johan Wtenbogaert）在荷蘭總理奧登巴內威（Johan Oldenbarneveld）支持下，發表了「抗辯宣言」（Remonstrant Article）五原則，亦即：聖靈幫助人行真正的善；相信耶穌拯救的人可以得救；基督為所有人死；人可拒絕上帝的救贖；得救者仍有可能失去拯救的恩典。因此阿民念主義者又被稱為「抗辯派」（Remonstrance）。
阿民念爭議爆發後，荷蘭社會分裂成支持阿民念主義及加爾文主義兩大陣營。由於當時荷蘭攝政者奧登巴內威、法學學者荷羅修斯（Hugo Grothius）等人的支持，初期是阿民念主義者占上風。加爾文主義者則尋求奧登巴內威的政敵摩里斯（Maurice of Orange）支持。
為解決神學論爭，荷蘭改革宗教會1618年底在荷蘭城市多特烈支特（Dortrecht）邀請歐洲各國改革宗教會代表舉行多特會議。會議召開後，加爾文主義者雄辯滔滔，阿民念主義者卻左支右絀，勝負立判。
會議最後判定阿民念主義者為異端，並制定了「多特信條」（又稱加爾文主義五原則），亦即：人是完全的敗壞、無條件的揀選、限定的救贖、無法拒絕的救恩、聖徒永蒙保守。尤羅伯在福爾摩沙的宣教工作，看起來是在回應抗辯宣言的第2條：「相信耶穌拯救的人可以得救。」然而，這個神學思想的實際運作經驗，應該是從他在印度神學院所受的教育得到。
華留士與印度神學院
尤羅伯後來進入由聯合東印度公司出資成立、提供全額獎學金的印度神學院。東印度公司之所以投入資金設立神學院，主要是因為不容易找到願意被派往海外照護荷蘭人的傳教師，因為必須冒著生命危險離鄉背景，前往東印度地區。
事實上，東印度公司成立隔年，也就是1603年，就有教會中會建議東印度公司設立教育機構，訓練前往東印度地區服事的神職人員。然而，公司考量到神學教育需要龐大的支出，遲遲不願採取行動。然而，缺乏神職人員的問題，隨著東印度公司的經營規模越大，越顯得有必要和急迫。公司於是決定，提供獎學金給願意簽約的4名萊登大學學生，接受資助的學生則必須在畢業後無條件接受公司的派遣，前往東印度地區服事。
公司在1606年找到一位候選人亨利古斯‧格拉丟斯（Henricus Glatius），然而這位神學生參與一次謀刺摩里斯王的行動，失敗後遭到政府逮捕處死。東印度公司首度嘗試以失敗告終。1616年10月8日，台夫特中會（Delft Classis）在報告書中建議東印度公司設立神學教育機構，對教育方針做了如下的說明：
要讓那些異教徒改宗，光是倚靠教導神學生敬虔是不夠的。為達到這個目標，除了聖靈的恩賜、聖經的知識之外，他們也必須學會馬來語，並且了解異教和伊斯蘭教相關的風俗習慣。神學院的教授除了一般的授課以外，也必須開設東印度語言與宗教課程。
至於神學院所在位置，台夫特中會提議設立於萊登大學，長期訓練學生，以達成這個重要的使命。這個學院稍後將移轉到東印度，由原先受教的牧師擔任教師，並在當地人當中挑選傳道師。
1616年，東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會（HerenXVII）決定將這份備忘錄交由各商部討論，並責成他們與各地的中會協商，在下次會議時提交報告。接下來數年間，荷蘭境內政治鬥爭和神學論爭激化，1623年，印度神學院終於設立，但沒有專屬的校舍建築，所有神學生寄宿在神學院的指導者（Regent）華留士（Anthonius Walaeus）教授的宿舍。
華留士1573年10月3日生於現今比利時境內的亨特（Ghent），家族是來自法蘭德斯（Flanders）著名的迪瓦爾家族（De Waele）。華留士1596至1599年先後在萊登大學和國外大學接受神學教育，1602年受封立在威爾希蘭（Walcheren）教會擔任牧師，兩年後轉往密德堡（Middelburg）繼續擔任牧職。由於他學識極為豐富，在1618至1619年的多特會議受到教會重用，擔任反抗辯派的重要智囊。多特會議結束後，在1619年應邀前往萊登大學擔任教授，並在4年後擔任印度神學院指導者的職位。
華留士來自法蘭德斯的家族，那裡是荷蘭宗教改革的發源地之一，1560年代曾受到西班牙天主教統治者無情的鎮壓，在信仰上自然趨向保守的神學立場，所以華留士個人接受預定論也不足為奇。然而也是因為他自己曾經歷天主教的壓迫，所以他不願意強加自己的神學主張在學生身上，而是讓學生可以憑自己的良心適性發展。
要知道荷蘭的預定論與自由意志之爭爆發於萊登大學，儘管多特會議壓制了主張自由意志的抗辯派，並不表示大家都接受預定論。筆者認為，這是曾周遊各國學術機構的華留士清楚的道理。華留士對海外宣教的熱誠，讓編輯17世紀以降荷蘭海外宣教史的胡婁特（J. A. Grothe）印象極為深刻。在他撰寫的《華留士神學院》（Das Seminar des Walaeus）書中如此說道：
我們不必驚訝這位華留士先生投入宣教事工的熱情，因為在此之前，早在他於威爾希蘭擔任牧師之時（1602～1619年），已經是改革宗教會主張將異教徒改宗的意見領袖。
他對教會的影響力極大，因此在南荷大會中，他極可能扮演主要的角色，要求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提供需要的管道，以訓練牧師前往東印度服事。
華留士教授不是臨時被託付印度神學院指導者的角色，早在神學院成立之前，東印度公司即曾委託他評估成立神學院的可行性。華留士在《評估報告書》第5條提到候選人的資格時，特別注重人品，如此寫道：
必須選擇敬虔和正直的年輕人，他們在年齡和才智上能夠理解這個職業相關的困難，並且願意接受這些困難的挑戰。如此才不會因發現自己眼前的重擔而退縮，而浪費已經花費在他們身上的金錢，而能在最後能夠順利地完成學業。他們必須是敬虔的人，擁有宣揚基督教的熱情，最好能夠得到雙親、監護者或是近親的首肯。當一個人的身上可以看到這些記號，他就是上帝揀選的人，因此上帝特別的祝福會在他的身上顯現。
最早至東印度的丹卡慈
前來福爾摩沙服事的萊登大學畢業生中，尤羅伯和花德烈（Jocobus Vertrecht）都是印度神學院畢業，兩個人都如同華留士所說，擁有強烈的宣教熱情，為達此目的，兩人都為原住民編撰本色化的教理問答，尤羅伯為西拉雅族，花德烈為華武壠。而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雖然不是印度神學院畢業（他就學時學院尚未成立），但他對西拉雅原住民的風俗習慣與宗教擁有高度興趣，於是分析、記錄，發表了《福爾摩沙略記》，雖然他的資料不是最早的（在他之前還有《東番記》和《蕭壠城記》兩件），卻是當時最深入和完整的紀錄。這件民族誌和伴隨的福爾摩沙宣教建議，深刻顯示甘治士認同自由意志。
除了神學立場影響學生的宣教方法，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東印度現場對學生的影響。關於這點，必須介紹早先服事於東印度的牧師瑟巴斯田‧丹卡慈（Sebastiaan Danckaerts）和他的重要著作。丹卡慈可算是荷蘭改革宗教會最早自願服事於東印度的牧師之一。
丹卡慈的駐點是摩鹿加群島的安汶島（Amboina）。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最早的根據地就是摩鹿加群島，這與荷蘭人前往亞洲原始目的是香料有關。丹卡慈神學院畢業後，服事於英克懷山（Enkhuisen）的教會，受封為牧師後，在1616年離開荷蘭，並在一年後到達安汶，在當地服務直到1621年。他除了在東印度地區教會忙碌工作之外，也認真探究教會歷史與當地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撰寫成書《安汶地區基督教歷史及目前狀況完整的報告書》（Historischende Grondich Verhaelvanden Standtdes Christendomsintquartiervan Amboina）。本書經過萊登大學神學教授會審查同意後出版，並且題獻給荷蘭國會。
本書第一個部分是安汶的風俗習慣，再來是葡萄牙天主教會在當地設立教會的發展史。出版後造成轟動，成為了解安汶地區的重要參考書，並且是兩年後成立的印度神學院學生的必讀書籍。出版之時，甘治士正就讀萊登大學，筆者認為，甘治士來台不久就撰寫《福爾摩沙略記》，應該是受丹卡慈啟發。尤羅伯和花德烈，自然無法避免本書對他們的影響。
尤羅伯出生於人文主義風盛的鹿特丹，在注重自由意志的萊登大學受教，更在印度神學院受華留士及丹卡慈薰陶，造就了他的宣教觀。但他不是唯一本色化宣教實踐者，花德烈在華武壠的宣教幾乎一模一樣，只是他時間稍晚，當時已是後期宣教師主導，我們對他宣教的實際遭遇所知有限，但這不會抹煞華武壠宣教豐富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