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好的文學或影視作品，前提必然是有故事想要說，至於其藝術成就評價如何？則不是創作者所要關心的第一要務。近期上映的《流麻溝十五號》就是一部有故事要說的電影，是以曹欽榮費時十多年光陰、累積上百次採訪的女性思想犯口述歷史書籍為藍本，拍攝出屬於台灣的故事。
電影人物雖是虛構，但一個個元素的背後，都是真實的存在。被關押的舞蹈家、被逼從軍否則凌辱殺害的山東流亡學生、組讀書會的知識青年、被軍官搶親而殉情的在地兒女、大筆一揮就改判決為死刑的掌權者、甚至槍決前刻意留下微笑遺照的思想犯，歷史班班可考，都能找到呼應的真人真事，讓人不禁流淚。
有人熱情推薦電影，卻也有氣急敗壞的人指控其背後有「政治企圖」。但任何有意義的故事背後，當然有相呼應的價值與觀點，不應視為惡意的詭計。《流麻溝十五號》陳述的歷史，從來不是鼓吹仇恨與報復，卻是要人不可遺忘這片土地上的過往，這些故事橫跨不同族群，嘗試讓台灣凝聚成一個更好的共同體，這本來就是超越單一黨派的「政治企圖」。
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以「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概念聞名於世。這個概念起源於她觀察納粹「最終解決方案」主要執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上法庭受審。她發現，艾希曼竟然不是心理變態也不是殺人狂魔，只是個想在官僚體制中力求表現與升遷的「平凡人」，然而讓數百萬偤太人被關押至集中營的卻也是這樣的「平凡人」。
事實上，若失去了方向與價值，任何表面上「中立」與「理性」，都可能造成平庸之惡再現。民主之所以可貴，不在於每個決定都是「去價值化」的不沾鍋，而是這些決定代表了一個群體的共同意識，以及公民品質的展現。當選民珍視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自然就會選出與這些價值相對應的政治人物；反之亦然，而整體社會也必須共同承擔。
無論是積極熱血、無怨無悔地為理想獻身，或無冷無燒、百無聊賴平凡度日的人，都應該理解，每個行動背後，都呼應相對的價值，無論是政治決斷，或者信仰實踐，皆是如此。當有文史工作者及影視從業人員願意扛起台灣歷史重擔，甚至遭受不明就裡的責罵，無論是否做得盡善盡美，都值得表達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