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在白色恐怖期間，相較於受難者，受難家屬也置身如同牢獄的社會中，成為「獄外之囚」，其境遇之困窘與艱難，非常人能想像。本期特別企畫透過女性視角，呈現肅殺年代中不同的女性圖像，讓讀者從多面向來認識歷史真相，尋求真正的和解與撫慰。
◉石育民（家庭主夫、文史工作者）
《獄外之囚》套書，為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進行之大型口述歷史計畫成果，2014年出版，套書共三冊，全書副標題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記錄」。由副標題可知，本書所載的訪談對象，聚焦於「女性」與「家屬」，如此命題，對於我國白色恐怖時期歷史的探究，可謂是有特殊意義且影響深遠的一次躍進。
＊ 白色恐怖的活證據 ＊
歷來識者對於白色恐怖時期的理解，往往專注於層出不窮的政治案件，從政治案件再細分，則大約可劃分為1950年代的各類匪諜案、1960、1970年代以降的各類台獨案等。之所以會有如此理解脈絡，與台灣社會自威權時期轉型民主化的歷程有關。若要籠統概括黨外至民進黨草創時期，反對黨人如何衝擊黨國體制，那就是拆解國民黨一方面高舉民主自由法治，另一方面卻濫行國家暴力迫害人民的統治神話。政治受難者（昔稱為「政治犯」）作為國民黨威權統治最直接的受害者，理所當然地成為控訴暴行最直觀的活證據，他們披露自身經歷的案件內容、冤情，或者所遭受的不人道對待，也經由反對黨人建構的歷史敘事而傳頌並為人所知。
在這個歷史敘事典範底下，「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是關於普世價值的、是關於國家大義的、是關於民族傷痕的、是關於公共領域的，是「大歷史」沉重的一部分。然而，真實的歷史並不總是那麼「大」，而是有其小的、隱蔽的、私人的面向。當我們用更結構性、理論化的眼光回望白色恐怖時期，則大約可以得知白色恐怖是黨國威權體制將不民主、不自由、不法治的暴力手段施加於人民，以鞏固其不合法統治的歷史過程。可想而知，如此暴力手段不會只作用到因政治案件下獄或慘遭殺害的政治受難者為止，必然是向外蔓延逸散，直至整個社會群體因恐懼而噤聲。
由此可知，要理解白色恐怖這個機制究竟如何運行？又達到何種成效（與反效果）？不能只停留在「暴力是如何施行的」層面，「恐懼是如何蔓延的」也同樣重要。《獄外之囚》套書，正為這條路徑指明了一個探訪的方向。
＊ 口述歷史的不易與意義 ＊
筆者在數年前曾經接受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委託，執行「高雄地區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訪談計畫」的第一期，在我所訪問的政治受難者長輩當中，不乏配偶仍健在，或與子女同住的對象。
在訪談過程中，我曾多次力邀政治受難者的配偶或子女加入受訪，而非只是旁聽，但他們總是謙虛的以自己是「女人家」、管的是「厝內事」，或者「爸爸才是主角」為由婉謝。而有趣的是，當訪談團隊關掉錄音筆、攝影機等電子設備，坐下一起閒話家常時，他們又總能聊出一些不為人知的祕辛，像是前往監獄「面會」是怎樣的過程、家主身陷囹圄時，他們如何與親友鄰居互動、如何與上門「查戶口」的警察周旋、如何應付意圖敲詐的司法黃牛等。又或者是，家主歷劫歸來之後，他們如何旁觀並協助被國家暴力狠很敲打折磨過的家主重新適應社會、站穩腳步，以及在「這家有人被抓去關」的流言蜚語中，他們如何自處。這些分享，都是彌足珍貴的白色恐怖史料。無奈，口述歷史有嚴謹的操作規範，我不能在未徵得對方正式同意的情況下擅自記錄。如今，欣見有頂尖學者克服困難，在這個面向上著力成書，我感到無比欽佩。
＊ 為白色恐怖研究補齊拼圖 ＊
高菊花女士和高英傑先生，是鄒族領袖人物高一生先生的長女和次子。高一生曾經擔任官派及第一屆民選的嘉義縣吳鳳鄉鄉長，檔案記載，他是因受「高山族湯守仁等叛亂案」牽連而被捕殺害。但根據學者專家研究，高一生的殞命，與他在族人當中的影響力大，且立場傾向原住民族自治有關。在訪談紀錄中，高菊花和高英傑姊弟詳細描述了他們對父親高一生案件的各自看法，以及高一生被捕殞命之後，家人背負傷痛與汙名力求生存的過往。尤其是高菊花，因為父親的遭遇而屢遭情治單位刁難，甚至以此脅迫其從事違背自身意願之事的段落，讀來令人鼻酸。
我與高英傑曾經有過一面之緣，那是由於我參與台中市新文化協會出版之《暴風雨下的中師：台中師範學校師生政治受難紀實》一書的寫作，我負責政治受難者同時也是詩人的曹開先生篇章，同書還有周婉窈教授所著，描寫高菊花的篇章，當時高英傑是以家屬代表的身分出席新書發表會。彼時，高英傑剛剛出版了回憶錄《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爾後更於2020年與政治受難者、同時也是《王子》雜誌創辦人的蔡焜霖先生，共同將高一生被捕後以日文所寫的書信翻譯、出版為《高一生獄中家書》。以上兩本書，皆是《獄外之囚》中〈高菊花、高英傑姊弟訪問紀錄〉篇章的重要延伸資料，提供給讀者參考。
「白色恐怖究竟是什麼？」這是我輩台灣文史學徒不斷探問的課題，如果將經歷過白色恐怖時代的人群，粗略分為「政治案件受難者」「受難者家屬親友」以及「未與政治案件產生直接關係的素人」三個層次，那麼透過《獄外之囚》套書我們可以看見，對於白色恐怖時代的探究，已經漸次推進至受難者家屬親友這一圈。至於更為寬廣的第三圈「未與政治案件產生直接關係的素人」，由於人數相對龐大且組成繁雜，或許並不適用於我們對白色恐怖時代的固有探究路徑，期待學界與研究者們能發展出新穎而有創意的研究方法，將這個圈子的形貌納入白色恐怖研究的範疇之中，為白色恐怖時代的研究補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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