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企畫】脆弱社會的照妖鏡3-1:疫情如同一面鏡子

本週是關懷愛滋主日,讓我們正視與反思從過去的愛滋病到近期的猴痘、肺炎疫情,引發的連串對疾病與患者的歧視。

◉吳易澄(新竹馬偕紀念醫院精神科主任暨主治醫師)

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持續快三年,身心科的門診間,陸續增加了許多新面孔。不少人在這段期間引發的各樣不安與不適,並非完全來自於病毒導致的症狀本身,也反映防疫過程中的各種經驗,包含經濟問題、照顧工作與人際關係改變等諸多情境的交織影響。由此可知,這場疫情不僅是尋求對病毒免疫的挑戰,也檢驗整個社會的脆弱體質。

從疫情初始,大家對這個未知的病毒充滿恐懼,病毒導致的症狀也相形嚴重。因此一開始,「未知」成為恐懼最重要的根源。幸運的是,台灣曾經歷了SARS疫情,在公共政策上的防守算是應變得當。因此,在世界各地都快速成為重災區時,台灣依舊能夠享有不至於封城的自由。台灣的公民社會對於防疫政策雖然仍有微詞,例如部分人士的人身自由因此受到限制,或被放大檢驗,但是整體而言,公民社會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並且適度限制個人的自由,讓整體社會具備不受病毒侵犯的能力。

疫情下的道德壓力

嚴格的防守策略雖然確保了多數人的安全,卻也讓我們看到部分族群在防疫過程中被放大檢視,或是遭受不平等的待遇。例如特殊行業的工作者、計程車司機,乃至於外籍移工等。他們往往被視為容易帶有病原的族群,因此會受到異樣的眼光看待。此外,由於疫情初始,跟人類社會過去對許多疾病的汙名一樣,感染者往往被認為對自己或他人的健康不負責任,因此背負了難以承受的道德指責。回頭檢驗過去一兩年的媒體,初期感染者被冠上各種綽號,可見一斑。

台灣正邁向高齡社會,面對這波疫情,照顧者尤其辛苦。由於整體的照顧量能不足,照顧的基礎建設貧弱,因此壓力都轉嫁到照顧者身上。脆弱的老人家受制於防疫規範沒有去處,對於被感染有著高度恐懼,令陪伴者因此身心俱疲。再者,突如其來的停班停課,也讓身兼照顧者的上班族蠟燭兩頭燒。即便許多工作單位改成在家工作模式,但上班與休息的時空情境難以切割,使得許多人的時間安排更加破碎而失序。

一線醫護人員的辛酸

在這波疫情當中,還有另一群人,也承受著另一種層次的壓力,即每天都必須與病毒對抗的醫護人員。這些醫護人員身負照護與治療的重責大任,因為與感染者頻繁近距離接觸,相對而言,身心負擔變得更加巨大。由於醫護的勞動人力有限,倘若醫護人員受到感染,在染疫就必須嚴格隔離的政策前提下,會有拖累同儕的罪咎感。即便如此,為了維持運作,醫療機構有時也會祭出更嚴格的出勤規範。這些在道德責任下的情緒勞動,更是疊加了醫護人員的疲憊。

目前台灣的防疫政策逐漸走向開放,即便仍有許多人感染,症狀確實也朝輕症改變。整體來說,這是走向群體免疫的必經階段,也就是說未來必須與不斷變化的病毒共存。有許多研究者指出,不少染疫者出現了「長新冠」的症狀,這似乎與心理壓力有關,症狀表現在人們身體的疲憊與心智狀態的改變。也有論者質疑長新冠的具體事實,認為這就像有些模糊的身心症一樣,其實是被建構出來的,媒體也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反映脆弱社會的鏡子

其實人的感受是真實的,這場疫情如同一面鏡子,反映著整體社會的脆弱性。換言之,也就是考驗著減少傷害的基礎建設是否足夠?在公共危機中,是不是有許多人承受了更多的風險與壓力,成為代罪羔羊?疫情之後,人與人之間如何重新想像關係,重新連結並互相合作?公民社會如何創造集體利益,並且減低對弱勢者的權利剝奪?這些都是疫情帶給我們更深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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