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按】
1950年，聯合國大會定每年12月10日為國際人權日，記念1948年12月10日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
1977年8月16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因應當時台灣的國際處境，發表〈人權宣言〉，籲請政府「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參與起草和簽署此宣言的牧師張宗隆為我們細說從頭這段歷史。
受限於篇幅，無法一次完整刊登，本期特別企畫先刊登「一、長老教會何時懷有台灣獨立意識並支持台灣獨立」，之後的章節將陸續在藝文版擇期刊登，敬請期待。
◉張宗隆
近期筆者閱讀《從大中華到台灣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及其論述轉換》（政大出版社，2017年）一書，是鄭睦群教授（以下簡稱「作者」）將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大作（以下簡稱《從大中華到台灣國》或「該書」）。作者主要根據1945至1947年、1970至2013年《台灣教會公報》報導內容，再佐以相關的報章雜誌、專書和論文，聚焦在1970至2000年，探討長老教會的國家認同及相關論述的轉換。
作者在該書下了結論：
1.長老教會作為「台獨」的團體，是因當年她發表〈人權宣言〉之後，中華民國當局和左傾分子給她貼上「台獨」標籤在先，而後長老教會始從事台灣獨立的實際行動，證實統治當局和反台灣獨立人士的指控為真。
2.長老教會當年對各方指控提出的辯解，有著濃濃的中國味，以及對中華民國和中國文化的認同，並充斥認同自我為中國人的文章。這些文字與〈人權宣言〉的發表內容有極大的落差，形成很大的衝突。雖然有人解釋，那些表現係處於威權統治戒嚴時期的無奈之舉，可是這些解釋仍難以讓作者釋疑。於是作者進而追問，長老教會何時開始支持台灣獨立？何時揚棄對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
3.長老教會自發表〈人權宣言〉之後，從未對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有進一步的論述。直到1987年發生「蔡有全、許曹德台灣獨立案」，1989年鄭南榕自焚，長老教會才開始支持台灣獨立，並公開呼籲信徒和社會大眾勇敢邁向獨立之途。這兩事件是促使長老教會將〈人權宣言〉「加值」（作者的用詞）為主張獨立建國的宣言，要求台灣獨立的關鍵。
4.「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內涵，直至1989年8月27日長老教會總委會才有論述，即包含「新的人民」「新的文化」「新的國會」「新的憲法」「獨立自主的國格」，並以民主的方式達成上述目標。1991年8月20日長老教會發表〈台灣主權獨立宣言〉，主張制定新憲法，組織新政府，建立新國家，以台灣的名字加入聯合國。到1995年10月21日的〈新而獨立的台灣〉聲明，才使用「台灣國」作為國家名稱。作者認為，此時長老教會的台灣獨立論述才臻完整。
筆者為〈人權宣言〉的起草人和簽署人之一，曾接連幾年在《台灣教會公報》參與執筆和編輯工作，並長期參與台灣建國運動，有必要根據親身經歷評論該書的詮釋、推論和結論，陪伴作者和讀者們重返當年黨國體制下的境況，一同檢視並再次認識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前前後後的所思、所言、所做。
我們可以將〈人權宣言〉發表前後的經過比喻成一齣「史實戲劇」，有前台人物的表演，也有後台樂音的配搭。本文有不少部分意在呈現這齣戲劇後台的鑼鼓弦樂音，希望聽戲之人能將所看、所聽加以融匯，就會發現這齣戲劇實際上是史實，後台樂音的分量重於前台表演。我們這就來揭開序幕！
台灣人的民族意識
一個民族的意識的產生，都有它的緣起和脈絡，只是很難斷定產生的確切時點。但可確定的是，長老教會有台灣獨立思想，並且它在教會諸功能中的社會關懷（social concern）功能占了極重的分量，並非到發表〈人權宣言〉時才產生，更非遲至蔡有全和許曹德台灣獨立案、鄭南榕自焚兩事件後才支持台灣獨立。
台灣人在日治時代已然與日本人有所切割，仍自稱台灣人而非日本人。當時已有人主張台灣獨立及台灣民族主義。經歷了霧社事件、噍吧哖事件，台灣人不再武力抗日，因而有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及其發起的新台灣人運動。這個文化、社會運動一開始就說出極具政治意涵的聲明：「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以向日本政府爭取台灣人公民權，協會並提升台灣人的生活素質和文化水準為起點，卻蓄勢走向台灣獨立的思維和遠景。可惜，後來因為親國際共產及中國共產黨的左傾人士竄入，使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並斲喪了帶領台灣邁向獨立的行動。當時台灣文化協會的主要成員和運動積極人士，不乏長老教會的知識分子。
日本無教會主義
在歷史的演進中，長老教會還受到一股非凡的隱形力量影響，即日本無教會主義。無教會主義者注重查考聖經及神學研究，強調人對上帝的忠誠要超過對國家的效忠和對權力的順從，勸誡人民要歸信耶穌以改正生命，並不時根據聖經批判日本政府的施政，公然反對軍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侵略、統治台灣的殖民政策。
這些精神和言論自日治時期即深植於長老教會，台灣的無教會主義者有多位是台灣文化協會的中堅分子。長老教會信徒對日本無教會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如內村鑑三、矢內原忠雄等人，及其言行和著作，都印象深刻。1970年代日本無教會主義人士來訪，再受激勵，挺身延續聚會，重新效法他們的精神。
日本無教會主義的主張，實際上和長老教會的精神是一致的：上帝的絕對主權、對世間各種權力的反抗、社會公義的實踐、教會和社會持續的改革、人要悔改信耶穌……。無教會主義促使長老教會信徒更執著於基督信仰，更持守這樣的生活形態。懷抱無教會主義精神的信徒，在當年國民黨政府統治下，難以像日本的前輩們那樣發聲、行動，卻持續對國民黨政府不公義的統治做無聲的抗議，懷抱著台灣獨立的心志，並潛移默化下去。
祖國迷望的破除
在日治時代，台灣人非常期待地廣人眾的中國能打敗日本，來「解救」台灣。當時台灣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卻缺乏對中國實況的了解，普遍抱持「大中國」的國家認同，這一點並不奇怪。但是，當熱烈歡迎抗日「成功」（？）的「祖國」到來，換得的竟是劫掠、壓榨、歧視和恐怖的對待。台灣人赫然驚醒，長久以來對中國的期待竟是「互風騙毋知」的迷望。
相較於「光復」台灣、口口聲聲稱台灣人為「同胞」的中國人和國民政府，剛剛過去的異國統治，被台灣人視為極其欺壓的日本政府更為法治、更公正、更清廉、更重視人權，也更有教養。日本人來台灣是建設，推展現代化，提升生活水準和人民素質；中國人來台灣是破壞和搜刮，「牽親引戚」和「外行取代或領導內行」，而且歧視台灣人。
比較日本政府，國民政府根本是不文明、蠻橫、獨裁的政權，歧視台灣人文化和種族，使人民生活素養和文化素質退化。同樣是特務統治，對照國民政府與1937年以後的日本軍國政府，國民政府的面目超乎數倍的恐怖、猙獰。「光復」其實是使台灣「再次淪陷」於殖民統治，各方面都倒退。當時台灣人的心境是「看著網，目眶紅，破甲遮大空；想欲補，無半項，啥人知阮苦痛……」（出自〈補破網〉）。有聖經教導並受無教會主義薰陶的長老教會，感受尤其深刻。
「祖國」的軍隊一到台灣，就令台灣人失望。隨之而來的接收人員、軍人和當時所稱的外省人，他們的貪腐、粗魯、種族優越感、不遵守社會秩序，使台灣人非常訝異，也無法適應。二二八事件更使不少台灣人覺醒，再度萌生台灣意識、台灣必須獨立的思維和意識。加上清鄉和白色恐怖的經歷，台灣要獨立的思想，在國民黨政府的監視、壓制及統制教育、媒體控制下，仍然慢慢地蔓延開來，不是經由宣傳、說服，而是人民自行感受、自我覺知，但是在專制、特務統治下，只能無奈地將這意識和思想深藏心中。
民主思想和國際觀
這個過程當中，在台灣宣教80多年的長老教會已經和台灣的歷史密切連結，與台灣的人民非常貼近。她是接受近代化思潮的宗教團體，其知識分子在台灣的知識界占很大比例。由於具民主思想和國際觀，長老教會很多人自然形成台灣必須獨立的思想，比當時多數台灣人更具台灣主體意識，並與國民政府當局保持距離。此外，長老教會長期使用台語聖經，講道和所有活動全面使用台語，國民黨政府早認定她為分離、極傾獨立的團體，擔心有一天她會發起台灣獨立運動。二二八事件時，長老教會的菁英在「叛亂犯」中占比很高；在白色恐怖期間，她的信徒在「思想犯」的比率亦然。長老教會始終是國民黨政府戒懼、不信任的團體，緊盯的團體。情治單位至今對她仍不鬆懈，因為他們押寶，有一天統派政黨可能執政。
因此，不是國民黨政府給長老教會貼標籤，長老教會才「刻意、順勢」主張台灣獨立，而是長老教會早就有台灣獨立的意識和思想。長老教會的信仰生活特質將那意識和思想流露出來，使這外來殖民政府有所覺察，並且越來越感到他們的擔憂和認知更趨真實。
國民黨政府擔心長老教會鼓吹台灣獨立，還將她歸入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以便構陷入罪。1965年，國民黨政府施加極強的政治力和情治壓力，將原來全台教會見證眾宗派合一的「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紀念大會」，壓縮成實質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百週年紀念大會」。一年來在各地舉行連串紀念活動，都是在「保密防諜」和防杜台灣獨立的高度緊張狀態中進行。6月16日起為期三個半月的分區紀念會，一直處於「（政府）恐共」塑造的的風聲鶴唳下。
長老教會揹負「不反共就是親共」的挑戰，在「順服掌權者」與「亟欲逃離埃及」兩者的張力下不知所措，只能「祈」待上帝削減專制獨裁權勢的那一天。在看似平順的日子裡，長老教會與同胞分嘗「（在埃及）嘆息哀嚎」的經驗。
在國民黨政府的特務統治下，即使在親友之間，台灣人也不敢輕易表露對政府的不滿和期待獨立建國的心聲。可是他們一旦去到國外，即使仍有被打小報告的顧忌，仍會在親友同鄉中盡情抒發久受壓抑的心聲。海外的台灣人教會，是很多台灣基督徒、同鄉出國後聚集的團體和處所。即使1970年代起另有新的台灣人教團在美國興起，可是那些教會的會友也多來自長老教會。很多海外台灣獨立志士在台灣人教會歸信基督，見證耶穌的福音是上帝國的福音，基督信仰不是馬克思所說的「人民的鴉片」。
在台灣人教會，無論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批評，和對台灣獨立的殷切期待，都高談闊論、大放厥詞，是國民黨政府駐外情治人員（含校園間諜）監視、蒐集情報重要且必要的對象。這些有志之士始終與長老教會總會和信徒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繫，互相支援有助於台灣獨立和民主化的活動，包括一起去「中華民國」的駐外單位抗議、示威。
這些海外基督徒和台灣獨立志士「台灣要成為台灣國」的主張和理論都是公開的。國民黨政府的駐外單位和情治人員可輕易獲得這些資料，把這些人的名字列入監視名單。〈人權宣言〉的主張，國民黨政府和統派人士對長老教會之所指了然於心，對她的控訴也並非無中生有。長老教會不必等國民黨政府來貼標籤，她本來就是了。長老教會也不必證實政府的懷疑是否為真，因為她信仰中的社會關懷已如此見證了。長老教會其實不必辯解，因為她長久以來的思維、主流意識及建國獨立的心志，眾所皆知，外來殖民政府也已「紀錄」滿滿。
迎向時代的天命
整體來講，當時的台灣社會一說到「台灣獨立」，無論是台灣人、黨國人士、一心想回歸中國的人或外國宣教師，都知道內涵為何。不必舉出內容，不必說明有什麼擘劃，也不管採取什麼程序、方式和步驟，台灣就是要獨立！
是以，長老教會何時開始有台灣獨立的思維和意識？何時開始支持台灣獨立？從中華民國政權來到台灣，長老教會就有了台灣獨立的意識和思想。到了適當時機，長老教會會將台灣人的心聲和對新命運的盼望表達出來。而那個時機，就是長老教會承擔時代天命的時機。是的，支持台灣獨立還不夠，長老教會更必須作第一個公開發聲並鼓動台灣獨立的團體！ （待續）
延伸閱讀：〈人權宣言〉的後台鑼鼓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