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昌華（七星中會和平島教會牧師）
聖薩爾瓦多流過的血與淚，像山羌輕輕點過沙地的蹄跡，若非獵人銳利雙眼仔細地查看，便如同平整空白的沙地，毫無痕跡可探索……。
1626年，西班牙在福爾摩沙台灣北部海灣旁的小島登陸，宣告這個島嶼歸屬西班牙王所有，並將該島取名為「聖薩爾瓦多城」，即位於基隆港東、現今稱為「和平島」的小嶼，於焉寫下一頁重要的歷史篇章。
基督福音隨殖民而來
當時島上的居民是生性平和的巴賽族原住民，族群分居於聖薩爾瓦多島和對岸的福爾摩沙本島，以耕種、伐木和挖掘煤礦維生。面對擁有絕對優勢武力的西班牙外來統治者，初期此起彼落而零星的反殖民抗爭，改變不了一個自由民族落入異國鐵蹄下成為乖順臣民的命運。
於是，西班牙語逐漸成為巴賽族人日常使用的語言，而在天主教神父努力傳布基督福音之下，聖薩爾瓦多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救主聖城」，耶穌基督的故事成為居民熟悉的信仰內涵。而天主教會在島嶼中央台地興建的修道院，就成為天主教神父到來時歇息及研究原住民語言、風俗文化的中心，如此度過十數年寒暑，未再遭遇劇烈變遷。
164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大舉來侵，挑戰西班牙在北部福爾摩沙的統治權，只擁有少量駐軍的西班牙守軍，眼見敵強我弱的不利情勢儼然形成，於是未經慘烈的島嶼攻防戰即交出統治權，結束他們在北福爾摩沙16年政治的主宰和文化的邂逅。留下了海岸邊岩石構築的城堡、島上的修道院及其他附屬建築，也在原住民族群的記憶裡，留下了許多異國色彩濃烈的傳說與逸事。
改革宗信仰留下痕跡
荷蘭人以該島為基地，跟隨西班牙人踩踏的腳印，往福爾摩沙南北擴張統治範圍，除了追求貿易利潤以外，他們也希望透過教育和傳教，建立長久統治的基石。於是首任也是唯一的荷蘭牧師馬可‧馬修士（Rev. Marcus Massius），擔負起傳布福音的責任，為基督教留下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北福爾摩沙的痕跡。
然而，歷史的腳印有時深、有時淺，同樣的時代，南部熱蘭遮城的故事留在歷史的印記，像是水鹿重重踩踏的窟窿；北部聖薩爾瓦多流過的血與淚，卻像山羌輕輕點過沙地的蹄跡，若非獵人銳利雙眼仔細地查看，這些山羌的腳跡，如同平整空白的沙地，毫無痕跡可探索。聖薩爾瓦多的記憶，已然為大多數的台灣人所遺忘，淡化成為未曾聽聞的逸事。
但是，曾經走過的腳跡，拒絕消失於檔案館黑暗的角落裡，而上帝也不會長久隱藏眷顧的臉容。在適當時刻來臨時，那些以汗水、淚水和祈禱構築的故事，會回到後代子民族群的記憶，成為感謝讚美的緣由。
馬可‧馬修士，這位1611年生於尼德蘭城市阿伯胡笙（Abehoesen）的荷蘭牧師，壯年時期曾晤見荷蘭海外宣教的風雲人物尤羅伯牧師（Rev. Robertus Junius），更有幸成為他的學生，在阿姆斯特丹學習福爾摩沙的語言與風俗習慣。經過數年的預備和祈禱之後，上帝在他44歲那年，成全他多年來期盼成為宣教師的期望，於是他成為聯合東印度公司的神職人員，搭乘大帆船由歐洲東航，經過巴達維亞、熱蘭遮城，最後來到了聖薩爾瓦多，以福音和教育服事海島上的荷蘭人、唐人以及巴賽族原住民。直到1662年鄭成功佔領福爾摩沙的那年，才倉促逃離北福爾摩沙，前往日本長崎避難。
熱蘭遮城內的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派遣馬可‧馬修士前往福爾摩沙北部傳道之後，在數年欠缺音訊情況下，捎信給馬牧師，希望他就淡水與基隆地區的教會與學校狀況提出報告。於是，一封洋洋灑灑有18頁篇幅的報告書《致政務官員Daniel Six的報告書──有關福爾摩沙島北部堡壘淡水與雞籠學校的狀況》，在最短的時間內送到了揆一的書桌上，而信中重要的內容摘譯如下：
我認為，如果要讓基督教信仰與文化擁抱這裡的異教族群，必須採取適當方法，這些方法的目的無他，只是期望能有更多當地人接受基督教的教化而已。
想必您一定知道關於這裡學校的情形，目前總共只有兩間學校，第3間還在籌設當中。一間在淡水，另一間在Quimauri，而第3間應該會是在雞籠這裡。前述兩間學校的學生，皆為巴賽族人的小孩，而第3間應當包括（我們如此希望）荷蘭人的小孩、居住在雞籠的巴賽族人、部分唐人與巴賽族婦女結婚所生的小孩、巴賽族婦女與荷蘭人在雞籠結婚所生的小孩，另外或許還會有一些奴隸在學校內外學習，上述這些人都是學校招生主要的對象。
就我的判斷，使這裡的教育工作能夠適當且快速達到有益的效果，並且能夠持續成長的方法，就如我先前所說的，首先要提供優秀的學校教師。他必須要擁有基督教的健全知識，個性謙卑、敬畏上帝、樂意為上帝服務，並且願意在這些盲目的異教徒當中散播基督教神聖的知識及靈魂救贖的信息。他必須要有獻身的心志及不怕勞煩的個性，也必須盡一切努力來教導孩童朗讀課程教材及所有良好道德的教育，讓學生能夠認識和敬畏上帝。在日常行為上，要教導和訓練學生生活上的謹慎態度，教師自己也要做上述一切良好德行的典範。如果欠缺了這些，那麼學校教育就不會產生適當的引導和教育，這個有益的工作就沒有辦法有所進展。
談到在此地進行這項有益的工作需要的條件，以及思考使這個工作能夠持續發展的因素，首先我們就不能不考慮西班牙語在此地流通的問題。由於不再有這種訓練，因此並不是所有人、而只是部分巴賽族人還在講西班牙話而已，而且依我服事期間所觀察到的狀況，西班牙語正隨著時間逐漸消失當中。不久前發生的瘟疫導致大部分青壯年原住民死亡，加上原住民對西班牙語的了解並不正確也不完整，可見西班牙的影響力逐步減少，正是我們傳布基督教信仰的有利機會。
為了擴展這項有益的工作，較為有效且經濟的就是有人能夠竭盡所能學習他們的語言，清楚且完美地使用他們的語言來教導他們信仰。藉著如此服事，希望上帝能夠打開原住民的眼睛，使他們願意歸信，由黑暗歸入光明，由撒但的權勢歸向上帝，使他們的罪惡得到赦免。然後或許可以將他們接受的基督信仰傳給後代。
馬偕日記的線索
荷蘭「馬牧師」的理想是否實現，我們欠缺相關的史料進一步了解，但是19世紀從加拿大來的另外一位「馬牧師」的日記，從他對於社寮島（棕櫚島，即和平島）平埔族的紀錄，或許提供了部分的解答。1872年9月27日，馬偕日記的紀錄摘譯如下：
棕櫚島（Palm island）是個小島，它和台灣本島之間以一條狹窄的水道隔開。島上的住民約有200人，大部分人都是以捕魚（大部分都是夜間以火炬捕魚）維生，島上到處種植著花生和地瓜作為居民的食物。我也注意到有超過50名的平埔族人住在那裡。
在海島的一端，我檢視了「荷蘭城堡」，那是在200年前建造的城堡遺跡。面積有數英畝，是個呈現正方形的工事，主要由沙岩和灰泥所建造，四周圍深10呎，4個角落的防禦工事是相同的高度，工事周圍有城牆包圍，以便架設槍砲。雖然經歷時間的變遷，要了解整個建築結構的安排概念並不困難。
當地居民也向我們介紹不遠之處的一個小洞穴，聽說百多年前有艘外國船隻在離島嶼不遠之處沉沒，倖存的罹難者居住於洞穴當中，直到他們全數過世。顯然這些傳說是真的，因為洞穴內外鐫刻著數位西方人的名字。
島上見不到任何棕櫚樹，為何卻有如此美麗的名字，實在無法理解。我們站在一棵大榕樹下，在一大群群眾面前傳揚福音和吟唱聖詩。島上的平埔族人說我們傳揚的是他們祖先崇拜的上帝，在登上我們的小船離開以前，竟然有50～60人站在2～3呎深的水中聽我們唱歌。或許是因為好奇吧！只有上帝知道。
挖掘遺址的新發現
2012年10月1日開始，筆者於和平島長老教會擔任牧師，一個禮拜後，西班牙國科會與台灣中央研究院合作的發掘計畫進行開挖，目的是挖掘西班牙人在島上修築的修道院遺址。這個遺址的所在地距離和平島教會只有區區500公尺之遙。筆者推測，荷蘭人在趕逐西班牙人之後，利用該建築作為教會使用。
經過2個月的挖掘之後，一堵寬約1公尺灰泥砌造的歐式石牆出土，相當符合馬偕所云「由沙岩和灰泥所建造」的觀察結果。這個結果的出現，讓參與這個發掘計畫的西班牙人鮑曉鷗教授極度訝異，因為挖掘出這道牆址所出現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更多！究竟修建如此寬大的石牆目的為何？筆者對於這個結果並不意外，因為曾經走過的必留下痕跡，只是這個遺跡有多大，有賴將來全面性的發掘才能了解。重點是，這一連串的事件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1993年開始，筆者決定以研究台灣教會歷史作為畢生使命之後，沉睡的百年史料一一浮現在眼前和手中。1996年12冊馬偕日記手稿出現，讓筆者有機會透過抄寫翻譯，了解北部教會創設者馬偕的心靈與思想。2002年在荷蘭來登大學就讀期間，沉睡於雅加達檔案館數百年之久、屬於17世紀台灣改革宗教會的史料出現，更讓我訝異於上帝顯明的揭露，也因此筆者才有機會讀到馬可‧馬修士牧師的手稿。最近受到原住民委員會文獻中心邀請，參與他們一個17世紀台灣教會史料檔案的展示計畫，將近600件荷蘭手稿史料需要研究和分析。這批資料就是我2002年由荷蘭帶回台灣的那批資料，原民會透過關係由雅加達檔案館借展，馬可‧馬修士的手稿是其中一件文獻（註）。而2012年考古遺址的出土，更讓筆者只能以感謝來表達內心的激動。其實，回想這個不斷在我面前出現的歷史踅音，顯示的就是上帝在台灣的恩典足跡已經不願意繼續緘默，而我的使命，只是將這個聲音轉大，讓大家都能夠聽到而已。
註：作者為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博士候選人，參與荷蘭萊登大學TANAP第二期計畫。TANAP全名是Toward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邁向夥伴的新時代），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共同記憶計畫」下研究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的子計畫，目標是培養曾經被東印度公司統治過的地區的學者研讀17世紀荷蘭文能力，以便解讀與自己國家相關的荷蘭文手稿史料。
TANAP另外一個計畫是派遣荷蘭檔案館員到收藏荷蘭文手稿檔案的各個國家，清查各地檔案館的館藏編製目錄，台灣教會的檔案就是在這個計畫中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