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按】

1950年，聯合國大會定每年12月10日為國際人權日，記念1948年12月10日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
1977年8月16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因應當時台灣的國際處境，發表〈人權宣言〉，籲請政府「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參與起草和簽署此宣言的牧師張宗隆為我們細說從頭這段歷史。

◉張宗隆

 先知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義不容辭地發表三次宣言，尤其眾所注目的〈人權宣言〉，與上帝賦予她「先知」的角色和職分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聖經的「先知」，原意是「上帝的代言人」。用現代的話講，先知就是基督徒社會倫理評論家，將他受上帝感動、被上帝交代的話忠實傳達出來。客觀來看，聖經中先知的言論可能早先已有人說過，但是經先知宣告，這些言論才發揮作用，引起震撼，並且在數十、百年後，甚至到如今仍發揮極大的影響力。

先知深深體察上帝交託給他們的極大負擔，即出於愛和公義，傳講提升國家、社會更符合上帝期待之言論，因而心中懷有一種被上帝催逼而非傳講不可的熱誠。他們根據聖經的教導和對上帝的信仰，擔負起上帝交託的時代天命，就社會、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提出根據信仰和倫理的針砭，指出合乎上帝旨意的道路，呼籲掌權者和人民悔改、革新，建立一個為上帝喜悅的國家或社會。在此同時，上帝也透過祂揀選的先知，對那國家、社會的將來有所應許。

先知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對掌權者僭越上帝主權的作為、統制的權力和壓迫人民之體制、操控宗教的措施、社會不公義和缺乏慈悲的狀況，以及所面臨來自國際的危機，都非常敏感。他們不只體會人民被壓制、被噤聲、被剝削、被禁錮的苦悶和悲哀，還共同分擔、參與其中，並提出抗議，呼籲悔改和改革。即便人民對本身的遭遇無感或習以為常，忌憚遭受暴力而畏於出聲，因享受或依附既得利益者（權力結構）而麻木不仁，先知仍必須說出上帝所交託的信息。因此，先知和他們的追隨者，在芸芸眾生中往往是少數，並經常遭受人們，尤其當權者、既得利益者、渾渾於所謂安定生活者的疏遠、譴責、敵視，以及迫害。

我們在聖經中讀到的先知，往往是一個人，但是這不排除在他背後有一個團體，或是一個教團，或是一群師徒。到了近代，上帝有時候會揀選一個人，有時候則選召一個團體。尤其，當人民所面對的是龐大的國家統治機器，上帝會揀召教會或基督信仰團體，來傳達祂的話和旨意。其實，長老教會領受先知的召命並非特例，上帝可能賦予任何基督教會先知的角色。吳乃德教授說：「基督教會因為公義信仰、殉道傳統以及深入的組織，經常成為反抗運動的盟友，獨裁政權和政治壓迫的敵人。」

長老教會浸透在台灣人民的經歷裡，又在上帝的催逼下，在所不辭地傳揚信息，因而走在台灣人民的前頭。她前兩次宣言都屬於民主運動的層次，第三次宣言則屬於政治性層次，並起動了台灣的政治運動。只是她遭受的對待，誠然超乎她作為誠實、無欲、愛民愛國、手無寸鐵、敬畏上帝的信仰團體所能想像。面對國民黨政府的壓迫和進逼，長老教會和聖經中的先知一樣有軟弱的一面，表露出她承受上帝的選召和上帝所託付的先知角色的不配。

「新而獨立的國家」的腳步幾乎消聲匿跡 

在那批評領袖就是叛國、批評政府和國民黨就是顛覆政府、對施政不滿就是危害國家的時代，〈人權宣言〉發表了。國民黨政府對長老教會做出前所未有的反應。

　隱忍　

〈人權宣言〉一發表，長老教會除檯面上人物遭約談、盯梢，以及受邀參觀十大建設外，有段時間，總會事務所經常有十幾個情治單位的人員來「坐鎮」。向情治單位反應，他們就以警總為主要窗口，可是監視並未鬆懈。整個長老教會，從總會事務所到地方教會，幾乎都遭受黨國各路情治單位緊密地監視。不知道有多少地方教會，每個禮拜日的禮拜會輪流出現陌生、態度迥異的「慕道友」，還把牧師的講道錄音下來。有些地方教會的會友受到指示，對牧師施壓，促其講道不要涉及社會公義、政治關懷、台灣歷史和前途。總會事務所的同工、《台灣教會公報》的同仁都持續被有關單位「關心」。對長老教會的監視，即使在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之後，依然如故。

每期《教會公報》出刊之前，情治單位就知道那一期的內容，並追問哪篇文章由誰執筆。出刊後，主編又會直接、間接被告知，哪篇文章不該刊登，哪篇文章令當政者不悅。主編和諮詢同工、執筆者都承受著極大的壓力，還要思考接下來各期要怎樣回應。在壓力和身家安全考慮下，一些專欄的執筆者匿名，一些文章的作者則由主編「命名」而有幾個筆名。

情治單位和國民黨黨部人員，會向長老教會受約談者警告性地出示他們畫滿紅線、註滿記號的各期《教會公報》，因此我們常說：「國民黨比長老教會的會友讀得更仔細。」他們還告訴我們說：「大陸也很認真在讀《教會公報》。」

這句話使我們覺察到，中國（中共）和國民黨政府其實有暗通款曲。可是，黨國政權竟然指稱長老教會是「共匪的同路人」，事實是「中華民國」和中國兩邊政權都以長老教會為敵人，聯手打擊長老教會，汙衊台灣獨立的主張，極力要消滅長老教會和台灣人追求獨立的心志。

由於「台灣獨立」之所指是大家心知肚明、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四個字不容見報。可是《教會公報》仍以含蓄、迂迴的文章，以及漫畫等方式，點出民主、自由、獨立的真諦，以及國民黨政權的荒謬。有趣的是，今天看來，當年這些有關民主、自由、獨立的言論不過是最稀鬆平常、最基本觀念的論述，黨國政權卻視之為妖言惑眾的主張，而要加以打壓、消除。

國民黨政府和統派人士指控長老教會與莫名的「外國勢力」勾結，誣指她有政治野心，硬拗說她與「共匪」勾結。黨國政權已經判定長老教會叛國、顛覆政府等罪名，只要她有一點疏忽，被抓到疑似與國民黨政府指控相符的把柄，或稍稍申述「新而獨立的國家」的內涵，就要概括承受所有的指控和欲加之罪。因此，見諸《教會公報》的言論，常是避重就輕，避免落入「台獨—台毒」的陷阱，以免陷整個長老教會和全體信徒於難以承擔的災難。

　軟弱　

面對國民黨政府和大中國主義者的圍剿，長老教會的回應令人有似將詞窮、捉襟見肘之憂，有即將陷入黨國當局所羅織的網羅之虞。台灣獨立本來就是社會了然於心的事，也是有志之士共識、心照不宣的事，情治單位可輕易取得相關資訊。他們對長老教會的指責，並非無的放矢，長老教會很容易被殖民專制政權捉到把柄。

「以孫（中山）之矛，攻蔣（中正）之盾」和對蔣及其黨國似褒實貶的做法，或許可以保持與民主的連結，並與「台『毒』」區隔，可是「尊孫」和「褒蔣」的語詞，有時連教會人士都感到刺眼。鼓勵信徒參加記念孫、蔣的聚會，與1960年代為普世教協（WCC）事件成立「反共推行委員會」相似，意在儘量減少黨國政權的懷疑、壓力和糾纏，以避免被其構陷。《教會公報》的言論，與信徒參加後續的民主、政治抗爭運動有所切割，顯然是避重就輕，為顧全全體而推諉。最明顯的例子是，從〈人權宣言〉發表到美麗島事件後續，以及與黨國政權長期應對，台南神學院院長蕭清芬牧師屢次聲稱「長老教會不主張『台獨』」、「台南神學院與美麗島事件無關」的言論，其實為的是要保護長老教會和台南神學院。事實上，蕭院長是《教會公報》非常重要的諮詢委員，經常建議各種應對的文字和「戰術」。

長老教會總會和相關單位曾否定就是「台獨」（已被汙名化為「台毒」），也曾聲稱「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的主張並不反對「反共復國」，只是一條新途徑，係出於愛國之心，為國家的前途著想，為努力爭取在國際有獨立的國格而提出的主張。長老教會不敢直接說「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對台灣最有益、最有利，也是促使台灣出頭天最根本的途徑，要到〈人權宣言〉發表將近十年了，才直接說出「獨立是台灣唯一活路」。此言論散見於1986年11月30日至1987年6月21日的《教會公報》副刊《活路》，由林培松牧師主編，每期的專欄「路標」全由他執筆。

〈人權宣言〉的發表並未得到全體長老教會和信徒的贊同。長老教會作為民主（神學上，民主係根據「以上帝為主」而得）、代議制、既多元又尊重多元的信仰團體。部分信徒和地方教會對得到授權、委任的代議議會或小組的決議，有不同聲音或未必完全贊同，係屬自然和正常，不足為奇，更不足以作為批評或貶低議會決議代表性和積極意義的理由。這是改革宗或長老宗教會成為近代民主政治之濫觴的可貴之處，也是她為世界各國民主制度樹立的基本精神。

〈人權宣言〉發表之後，有地方教會反應，〈人權宣言〉使主名蒙羞且陷全體會友於滔天大罪之中；有建議今後不再發表使人誤會有違基本國策的言論，以免使教會全體受累；有認為整體教會應關顧未準備好接納〈人權宣言〉及承受它帶來之壓力的主內肢體；也有部分信徒轉而參加其他教會……。這些反應和現象的確都是總會和《教會公報》在應對黨國當局時，言論拿捏上必須顧及的因素。不過，總會所屬的全體教會，未再像當年國民黨政府逼迫她必須退出普世教協時那樣，另有人組成體制外的「中會」。

1978年第25屆總會年會在台南神學院頌音堂召開，會中要表決是否接納〈人權宣言〉，及是否續聘高俊明牧師為總會總幹事。國民黨政府強迫長老教會，讓內政部官員，以及長老教會擔任縣長和省議員卻不具參加總會年會議員身分的信徒參加。他們並在頌音堂外布滿特務。

會中，議員投票表決是否要接納〈人權宣言〉，有235票贊成，49票反對。接著表決是否續聘高俊明牧師為總會總幹事，255票贊成，49票反對。不認同總會的鐵票有49票！在強力展現威嚇勢力的掌權者面前，整個長老教會見證對〈人權宣言〉的認同和支持，也彰顯她的確是要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的教會。

總會年會召開的第一天（1978年3月28日）中午，有一位中部布農中會的牧師急急忙忙趕來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筆者與他適巧相遇，他告訴筆者：國民黨政府用一輛遊覽車載著50名要參加年會的議員到台南高工，每人發放數千元（恕筆者已忘了確實金額，應當不只1000元，可能高至5000元），指示他們在年會中發言反對總會發表〈人權宣言〉，並投票反對總會接納〈人權宣言〉，以及否決續聘高俊明牧師為總會總幹事。這位「山地人」牧師利用午餐自由活動的時間來告知這個消息，然後匆忙離去「歸隊」。因為事情危急，筆者未及請教他的大名，立刻轉告主任牧師王南傑，傳達給總會幹部和年會應變小組。（註）

在總會年會討論是否接納〈人權宣言〉的過程中，會場冷靜而熱烈。可是反對者的發言，益發引起議員們內心的憤慨。其間，山地人華愛省議員發言：「〈人權宣言〉妨害山地教會甚大，應否決。」那位在太平境教會與我適巧單獨相遇的布農中會牧師站起來說：「各位，剛才發言的人並不是總會議員。他所說的不代表山地教會的看法。山地教會向來在困境中傳道，在迫害中建設教會，我們已經非常習慣了。」接著他用日語說：「我們願意捨命來保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國民黨政府原來的「鐵票」應是50票，但是，顯然這位原住民牧師不願被收買、被指使，而堅持以上帝為主，從他們的行列分別出來。這是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後，在隱忍和軟弱中所發出奇異並閃耀的亮光。

對於長老教會應對國民黨政府的過程，有人說，這是「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馬太福音10章16節）的表現；有人以為，這是為保護那些未準備好接受「台灣要獨立」的會友不得已的做法；有人認為，這是抗拒黨國意識和優勢「中國文化」思考模式不得不然的應對；有人體諒，這是在長期極權、情治統治下自然會遭遇的挫折；有人諒解，〈人權宣言〉的陳述，要到黨國權力消減、社會的開放和自由到了某個程度，才能坦然呈現。無論如何，長老教會必須面對〈人權宣言〉發表後所呈現自身的軟弱、畏縮、見證力不足的真實面。

雖然如此，長老教會從未放棄「建立台灣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的時代天命。她仍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下，向這目標前進，只是有時必須保持緘默，有時必需匍匐前進。　（待續）

註：有傳言，那50位被國民黨政府集中用遊覽車載來參加總會年會的議員，他們做發表反對〈人權宣言〉意見的「集訓」地點，在「台南農校」。這是以訛傳訛。當時這位山地人牧師告訴筆者這消息，以及筆者轉告王南傑牧師，都是單一傳單一；然後由王牧師傳達給總會幹部和應變小組。其中或有傳達的錯誤。但是，集訓地點確實在「台南高工」。再者，唯有筆者能指出，告訴筆者50位國民黨員集訓這消息的牧師，和在年會中批判反〈人權宣言〉言論的議員是同一人。特此澄清。

延伸閱讀：〈人權宣言〉的後台鑼鼓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