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史研究先行者──謙信伯仔

&nbsp◎林昌華

台灣教會歷史學者向來有「南楊、北徐」的說法,意思就是台灣教會歷史的主要研究者,南部是楊士養牧師;而北部則是徐謙信牧師,從這個稱呼不難看出徐謙信牧師對台灣教會歷史研究的貢獻。筆者無緣受教於謙信伯仔,但是有必要提出他對台灣教會歷史研究的貢獻,作為對台灣教會歷史研究一個時代結束的註腳。

1986年,筆者進入台灣神學院哲學宗教系就讀,當時謙信伯仔已經退休,也離開台灣搬往美國長住,但是與學長在聊天談論學校師長的軼事時,卻常常會聽到他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謙信伯仔是個「板書教授」,上他的教會歷史,從上課一開始,他便將講義抄寫到黑板上,同學要將板書抄寫下來。由於教會史課程經常排在第3、4節,所以每到12點,書寫黑板的謙信伯仔會停下來,對同學說:「餐廳的中晝已經開始準備,咱閣抄一板,就通去吃燒燒。」

當時的我對於台灣教會歷史完全沒有概念,以為教會歷史的研究便是整理資料,然後照著內容及時間順序說故事而已。直到開始整理史料才知道,箇中學問實在不簡單。而自己和台灣教會史料的接觸,也間接受益於謙信伯仔。

謙信伯仔 &nbsp和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室

1988年,對台灣史興趣剛剛萌芽的筆者,剛由暑假田野調查回到台北,就聽當時的台神圖書館長陳嘉式老師提及,有一批從工友處拯救下來的資料需要有人整理。後來得知這批資料原本收藏在前院長孫雅各牧師宿舍的倉庫,多年來無人聞問,後來整理宿舍時本來要當作廢紙處理掉。得知此事的陳館長立刻將這批資料保存下來。他將先前徐謙信牧師離職時,贈與台灣神學院的文獻,加上李春生長老撰寫的數部作品,和一件毛筆書寫的卷軸,3批資料整合成立「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室」。而這批資料需要有人整理,於是筆者自告奮勇擔任工讀生。那批差一點被當廢紙處理掉的資料包括:日治時期北部中會傳道部的會議紀錄和相關史料、1918~1945年的台北神學校教務文書檔、以及10數本以毛筆書寫的北部教會洗禮簿。這批資料目前已經成為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中心的鎮館之寶。筆者整理告一段落,也發表一篇文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屬歷史資料室導覽〉。

開始整理這批資料之後,發現有相當多的文獻和史料都是謙信伯仔蒐集或捐贈的。當中最重要的是應該是馬偕所著,影印版的《1888年偕醫館報告書》,另外,也有他所撰寫的《荷蘭時代基督教史》、《宜蘭教會70年史》、《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年譜》等著作。另外資料室也收藏一套手稿抄寫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大會議事錄》,對照相關筆跡,可推斷這是謙信伯仔的手筆。當初抄寫這部議事錄的原因不詳,然而從工整的文字可以看到其抄寫的認真和用心,這種精神讓初接觸台灣教會史料的筆者無比感動。此外,資料室也有從1885年的《府城教會報》到《台灣教會公報》,一整套共計30大冊的《台灣教會公報》(包含有《芥菜子》和公報副刊《瀛光》),雖然當中有所缺漏,卻也能夠補充教會公報社所收藏之公報缺漏的部分;現在一般圖書館能找到的公報全覽,實在是教會公報社收藏和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室所藏的兩套報紙的合輯。檢視台神的這批重要收藏品當中,不時可以看到謙信伯仔的簽名,其中一期他註明該份資料購自牯嶺街舊書攤。可想像在牯嶺街堆疊如山舊書中,那專注搜尋台灣教會歷史寶物的矮小身影。

雖然筆者不曾直接接觸過謙信伯仔,卻也參與過他和北部大會的「北部大會創立50週年史」出版計畫終止事件,事件過程請參考徐牧師和女兒徐純慧女士的說明文章(www.laijohn.com/articles/Chhi,KSin/2.htm)。這事件發生於1992年,當時筆者接獲來自圖書館長的來電,告知徐牧師要求取回所有捐贈給台神的資料,讓整理史料的筆者頗感意外,筆者認為假若移走所有徐牧師捐贈的史料,將會對神學院初成立的歷史資料室造成極大的傷害,也會對將來的研究者產生極大的不便。於是在獲得同意之下,將教會公報影印5套,將當中有簽上徐牧師大名的前4冊原始裝訂本還給徐家。儘管如此,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室能夠有豐富收藏,謙信伯仔實在功不可沒。

謙信伯仔 &nbsp和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研究

謙信伯仔對台灣教會歷史研究的貢獻也非常重要。他是第一位以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作為研究主題,並出版著作的台灣本地研究者。眾所周知,關於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研究,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甘為霖牧師是極重要的人物,他最主要貢獻在於翻譯荷蘭文史料成為英文,讓日本和台灣的學者有機會在這個基礎上做進一步的研究。儘管謙信伯仔的研究,使用的材料也不出甘為霖牧師的範圍,但是憑著歷史學者的敏感性,他看到了荷蘭前後宣教師方法的差異,因而率先提出17世紀的台灣教會歷史應該以1643年為界,分為前期和後期的看法,也在慶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百週年所出版的紀念叢書當中,出版了《荷蘭時代之台灣基督教史,前篇》,內容寫到1643年。可惜後來並沒有看到「後篇」的出版,然而值得關注的是他對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觀感的轉變。

1961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8屆總會中,宣教師明有德提出臨時動議,指出1661年荷蘭人失去統治台灣的權力,當時幾位宣教師因而殉教,因此建請總會議決記念這件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事件及殉道的宣教師。明有德牧師的提議得到該屆總會通過;但是當時擔任歷史委員會主委的謙信伯仔隨後於《教會公報》發表〈3百年前在台灣的殉教徒〉一文,提及「荷蘭宣教師在殖民地之任務,這些宣教師在殖民地犧牲死亡能稱為『殉教徒』嗎?鄭成功攻略台灣期間被處死的宣教師們,當時之原住民如何?鄭成功是迫害基督教嗎?」

但是到1965年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出版之時,謙信伯仔已經改變他的看法,在序言〈台灣島史和基督教──今百週年台灣教會之前史〉中寫道:「鄭成功於1661年4月30日率師由安平港登岸後,旋即攻圍熱蘭遮城。在他們被鄭成功圍困的8個月內,曾有2名學校教員及5名牧師在城外遇害殉教。同時在荷蘭記錄也記有大批信徒畏敵背教,但其中也有不少土著為了信仰,逃避山間找尋久居之地。」

很明顯的,謙信伯仔在1965年的言詞已經直接回答了自己在1961年的提問;他對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觀感的改變的原因,筆者認為這和他撰寫《荷蘭時代之台灣基督教史,前篇》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撰寫所以了解,也因為了解所以體諒。」20年前,當筆者決定以17世紀的傳道史作為道學碩士論文的主題時,其實相當程度受到謙信伯仔著作的影響。

謙信伯仔 &nbsp的研究者使命

開始從事台灣教會歷史的研究之後,筆者不斷自問,研究教會歷史的意義在哪裡,撰寫論文的目的為何?謙信伯仔在《台灣教會史論文集》的自序當中,也語重心長的寫下這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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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奧古斯丁學者馬可斯(Markus, R.A.),曾經指出聖奧古斯丁名著《上帝之聖城》說:在聖經裡頭,尤其是聖奧古斯丁在其名著所引用的聖經裡頭,「歷史」(history) 和「先知」(prophecy) 完全是同義的(Saeclum, p.190)。因此,相反地,假如我們的「歷史」不能成為「先知」在於此激變的時代說話者,那麼該「歷史」便變為「失了味的鹽」了。

儘管歷史研究者需要利用許多研究方法,讓史料背後的事實能夠以最清楚的方式呈現出來。但是一位教會歷史的研究者的作品絕對不是僅有歷史技藝的呈現。在一切的研究工作結束而開始撰述之前,作者必須詢問自己,這些事件在上帝的「攝理」當中代表什麼樣的意義。筆者認為一位台灣教會歷史研究者的使命只有一個,那就是「告訴台灣人,自古以來上帝在台灣的作為」。讓先人為信仰所流的血汗,如同雲彩一般成為後代信仰的見證,在混亂的世代帶來盼望的信息,如同新約希伯來書11章13節所說:「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徐牧師於2010年3月14日蒙召去世,謹以本文記念這位開創台灣教會歷史研究的先行者。

我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