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李佑生
相片提供◉台灣共生青年協會
另一種路線
然而，同樣關注轉型正義，共生音樂節團隊因著訴求不同，仍遭其他同路人非議。譬如有人認為過去的問題尚未解決，就談共生，似乎順序上有問題。對此潘美表示，共生是目標，過去的問題自然需要解決，所以團隊也進行口述歷史的整理，因為當事人正逐漸凋零，必須和時間賽跑，「很怕過了某些時刻，經歷過的人就不在了，所以有急迫感。」徐祥弼補充說，這也是成立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的緣故，有名義可以找到更多資源做更多事，「這應該是政府該做的，既然政府來不及做，就由我們邊監督政府，一邊著手進行。」
「我們也被認為太過溫和，只是在同溫層內取暖。」潘美坦言，這些都是共生音樂節團隊遭到批評的地方、被貼上的標籤，「不過團隊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明確知道自己定位比較重要。」透過他人的評論，反而讓團隊更堅定在二二八議題中採取的路線與定位。
徐祥弼曾和主張台語羅馬字的解殖派互動，他表示，解殖派希望建立以台灣為根基的國家，認為中華民國不應存在於台灣，語言也不應該有太多中國元素。共生音樂節團隊曾對此提出許多討論，但也引發更多問題，譬如第5屆主題雖使用台語羅馬字，定為「欲行ê路」，但難免會思考，是否也要寫客家話、原住民族語？又有一屆的主視覺出現了注音符號，當時解殖派、主張台語羅馬字的人更是頗有微詞。
葉芊均表示，正因為共生音樂節團隊多數成員與二二八沒有直接關係，團隊得以採取略有距離的角度思考二二八，與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後代有所區別，「我們沒有包袱、沒有必然要關切的使命感，因此可以產生更多可能性、創造性。」
多元化的嘗試
一路走來，共生音樂節團隊主要關懷二二八，卻不再只是二二八。潘美表示，隨著團隊組成人員多元化，陸續規劃親子友善、人權教育等活動，並融入原住民、土地、親子共學等元素，「探討這些議題合作的可能，讓共生音樂節的樣貌更為豐富。」
葉芊均細數歷屆活動設計，曾經架設觸碰邊界會觸電的遊戲「電流急急棒」，讓參與者體會當年隨時可能被抓捕的恐懼；邀請夾腳拖劇團演出布偶劇《阿嬤的碗公》，從小朋友的視角描述二二八發生時家人受難的經歷；設計暗房，利用煙霧、小蠟燭、1947年的舊報紙等讓人沉浸式體驗二二八的氛圍。值得一提的是，暗房後來還被搬到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覽，使展覽的場域再延伸出去，是共生音樂節團隊意料之外的發展。
然而，不斷推陳出新同時，共生音樂節團隊也意識到過去只在2月28日當天舉行活動的運作方式不太能夠延續能量，能做的事情相當有限。潘美提出她的觀察說，三一八學運後，校園裡的異議分子有一段時間蓬勃發展，但近期有衰退現象，「其實共生音樂節已遇到人力斷層。」往年各組的組長都是從前一屆成員中產生，然後帶新的成員，但現在願意留下來當組長的人不多，或是即使留下來，也沒有太多經驗，而新進人員就更不清楚狀況，於是內部開始討論是否調整為更簡單的形式。
因此今年舉辦的第11屆規模較小，一些系列性、常態性的活動回歸到台灣共生青年協會，更加清楚區分音樂節與協會的定位，定調音樂節是第一線的歷史推廣，協會則為普及的歷史推廣。目前協會計畫訪問海外台獨前輩，並舉辦讀書會、工作坊及口述歷史訪談。
潘美表示，共生音樂節之所以作為第一線，是因為同溫層討論已趨於成熟，但不少人還是不清楚二二八始末，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團隊導入轉型正義、人權教育，希望能夠培力更多人脈絡化理解。單一個音樂節，不易挖掘、探討深層的議題與思想，所以由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繼續深耕。
葉芊均表示，量能降低的緣故，與民進黨執政後收編社運人士有關，而且民進黨主政後，較不會發生類似中國官員張銘清來台事件，讓眾人想激烈反抗，許多社會議題也沒那麼急迫，因此量能相對較低。另一方面，校園中雖然有學生關注社會議題，但整體而言較少，過去學生關注社會議題，有個歷史因素不能忽略，即她們這一屆年輕人在高中經歷反課綱事件、大學參與三一八學運，且前段班高中關注者多，也在學校形成風潮。「大環境對於社會議題的推廣、討論，相對而言較不利。」潘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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