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國教爭議 芬蘭教改值得借鏡 教會推廣白話字更是美善見證
【黃以勒專題報導】2007年開始推動的12年國民基本教育，在今年沸沸揚揚的討論聲中上路，新型的入學測驗受到許多反對聲音，尤其是各區不同調的超額比序，更讓學生與家長無所適從。
教育問題傷腦筋
6月20日12年國教第一次高中職免試入學放榜，不少高分學生因為新的「志願序計分」而落榜，也引發家長譁然。志願序計分按照考生填志願順序的不同記分，希望藉此打破明星高中排序，卻形成部分考生高分落榜或高分低就，被形容為「填志願也要倒扣」的情況。
「先免試、後特招」的12年國教，除了「免試入學」還有「特色招生」，超額比序被刷下來的學生，可參加第二階段免試入學；或藉由特色招生，以術科或學科考試，爭取藝能班或明星高中職的缺額。因此有不少人直言，這樣的入學方式，比起過去的聯考壓力更大。
在超額比序中，更採計了多元學習項目，包括體適能、服務學習、幹部任期、競賽、社團參與、技職證照等，都成了比較的內容，美其名是開發多樣化人才，但造成才藝補習壓力、非志願公益等狀況，卻也始料未及。為了在比序上贏過別人，需要學習才藝、參加競賽、考取證照等，也讓部分家長批評「多元變多錢」，造成經濟弱勢者的不安。
適才適性成主流
重新審視12年國教入學方案，與更早推動的9年國教類似，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可以按照學區就讀，適性接受更完整的教育。然而這樣良好的立意，卻在台灣整體社會風氣放不下明星學校、改不了菁英教育、禁不住考試比較的心態下被扭曲，而使得原本立意良好的制度，在多方折衝下修改得天怒人怨。
過去台灣採取的是「菁英教育」路線，因為人口多，國家因而以學科篩選出相對資優的學生，投入教育資源，栽培出社會所期望的知識分子。今日的情況卻不同，生育率驟降造成學生人數降低，再也不需要透過篩選將資源集中於少數人，12年國教便是在這樣的「普及教育」思想中萌生。
「普及教育」認為所有孩子可以依照各自的才情與興趣培養與發展，國民教育的目的在於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可以引導每個孩子走上一條自我實現的道路，培養成某個領域的能人。這種教育思想，在北歐已經蔚為風行，尤其芬蘭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借鏡芬蘭學改革
芬蘭政府認為要改善國家經濟，必須從教育著手，1971年開始進行一連串教改。1990年代，全球各國致力制訂標準化考試制度時，芬蘭獨排眾議，認為此舉會浪費太多教學時間在考試、評分，並給學生過度壓力，因此只頒布全國通用的教學指引，並授權這些至少有碩士學位才能授課的老師有80％空間可以自行安排課程。
2000年開始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每3年評量各國15歲學生能力，芬蘭青少年連續2屆在閱讀與科學評比奪冠，解決問題和數學則分列第三、第二，芬蘭並4次摘下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桂冠，一舉讓芬蘭教育躍上了世界的舞台。
芬蘭教育不強調菁英教育，因此沒有明星學校，強調「所有人都學會」，寧可讓學得快的人等，也不讓不會的人繼續不會。1985年開始，10年級之前的中小學生不再追蹤成績，或能力分班。到1991年，更不再加強訓練成績落後學生，對學業落後者給予其他專長的加強，而非一味強調學科發展。
芬蘭教育能連年驚豔全球的原因在於小孩會主動想、主動問、主動找答案。美國、韓國、日本、英國、南非等世界各國教育機構與領導者，遠走天涯海角到此，為的就是汲取「芬蘭第一」的經驗。《經濟學人》更曾為文建議，歐洲領導人應暫時放下所有活動，「回芬蘭的學校上課」。
需要掃除舊觀念
芬蘭教育有許多優點可供我們學習，但是台灣仍然有自己的特殊處境，不是一昧的模仿可以解決，如果抱著「唯有讀書高」的心態進行教育改革，最後只會越改越畸形。雖然12年國教制度有許多不完美，然而高分落榜給我們的啟示是，學科成就不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以前高分是這個社會需要的人才，現在則不必然是了。
如果你的孩子屬於傳統的學科優秀型，本來就應該參加第二階段的特色招生，用好成績爭取較佳的升學機會，因為免試升學的對象，主要是學科沒那麼突出的學生。所有對制度改善的討論都值得考量，但成績優秀要比成績落後的學生更優先升學的想法，正好是教改要突破的舊觀念。
教會教育作先鋒
台灣的教育改革從1990年代以來的一連串措施，受到社會各界廣泛討論，迄今褒貶不一。不過相同的，是所有人都深信教育的重要，期待能藉由教育創造個人更美好的人生、社會更堅實的力量。回顧過往，長老教會也在台灣的教育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宣教師來台創立了台灣第一間西式中學、女學、大學，也藉由醫療教育培育了台灣第一批本土護士，更因為教會注重音樂，而養成了許多音樂專才。從而造就了許多本土菁英。在神學院中，馬偕的課程包括解剖山羊腦、豬心，他認為透過觀察器官的精密，讓大家了解「萬物都是上主的創造」。巴克禮也傳授自然科學，釋放學生心靈與思考，讓他們明白宗教與科學並無衝突；不只教鐘錶運作與日月星辰運行，還教物質、原子的本質與各種演化論學說。
從教會培育出來的基督徒菁英在日治時代的中期逐漸成為台灣社會中堅，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鄭仰恩牧師就曾以「彭家」為例，說明教會注重教育所帶來的影響。經商的彭根是台灣最早信主的人之一，其子成為傳道人；第三代除了一位牧師，有4人成為醫師，第四代則出了總統候選人。鄭仰恩就以四代家族史，說明教會信徒彭根的第二代彭士藏當傳道人、第三代彭清靠當醫生，到了第四代，能力甚至可以選總統。他說這不是特例，基督徒注重教育，開闊心眼，這是一種社會生活的提升與發展，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台灣功臣白話文
教育的基礎來自於文字，鄭仰恩認為巴克禮牧師最大的貢獻是推動白話字，「使台灣人民從口說到能閱讀、書寫，是非常不簡單的事。」也因此將教會建立成為可以讀聖經、唱聖詩、看報紙的信仰團體。
巴克禮牧師曾在《台灣教會公報》前身《台灣府城教會報》的發刊詞以台語發音的白話字寫道：「你們自己讀聖經，會受聖靈的感動，雖然沒有人講道給你們聽，仍然會明白上帝的旨意。可惜漢字很難學，會讀的人少，因此我們另行設法，以白話字來印書，使你們較容易看懂。……這樣你們就會讀報以及其他的書和聖經，希望你們習道愈深，德性愈完備。」
除了宣教師甘為霖牧師、宋忠堅牧師娘在公報上鼓勵大家學習白話字以外，中國第一位華人牧師葉漢章也在頭幾期《台灣府城教會報》連續刊登〈白話字的利益〉，對當時（清帝國光緒年間）大多數還不識字的民眾，稱讚白話字簡單易學。台灣第一位留美哲學博士林茂生，更曾在《台灣教會公報》開闢專欄「新台灣話陳列館」，介紹一些特殊的台語詞，分享白話字的趣味。
巴克禮創辦《教會公報》、推廣白話文，間接提升了台灣整體的教育水準，以宣教師推動的教育事工為基礎，到了日治時代，台灣基督徒雖然只有人口的1％，基督徒子弟卻佔所有醫學院畢業生1/4；佔台灣留學歐美者2/5，取得了非常驚人的成就。
【編按】台灣早年的教育並不普及，為突破堪稱遍地文盲的窘境，1875年來台的巴克禮博士，接續馬雅各醫生，以教會為據點推動白話字運動。由於白話字較漢字來得易學易寫，以有限的羅馬拼音就能表達所有台語語詞，加上配合《台灣教會公報》的發行，讓百姓不分男女、階級、年紀，不僅有機會學習聖經，許多外國宣教師和公報作者貢獻的科學、人權、地理、公共衛生等現代化知識，也由此傳入民間。白話字的發明被學者認為對台灣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教育、文化啟蒙及文學創作有很大的貢獻。（圖說：《教會公報》於1904年8月刊出的日俄戰爭分析圖。除了信仰培育之外，亦教導讀者了解國際現勢，拓展信徒的國際觀，成為當時台灣民眾獲取知識的重要管道。）
鐵達尼大船沉沒 國際要聞報汝知
【林家鴻專題報導】多年前被翻拍成浪漫愛情電影，紅極一時的的鐵達尼號（Titanic）故事，1912年沉船事件發生的當時，《教會公報》當時即告訴讀者這項驚天動地的國際大事。
〈攻破大船〉一文提到，天下第一大船鐵達尼號，規模重達4萬5千噸，比當時基隆行駛到神戶的船大7倍多。在世界北極之地，有種地形叫冰河，延伸至海口就鑽入水裡，斷裂的大塊浮冰則成為危害船隻航行的冰山。鐵達尼號在大西洋撞冰山後，2200名乘客僅800人倖存，但眾人在患難因有基督信仰，不自私，禮讓婦女及孩童先由他船搶救，留下感人見證。
自1885年創刊以來，《教會公報》因有來自普世教會的外國宣教師坐鎮和支持，介紹德國、義大利等外國史地，或傳達輔以信仰觀點的國外資訊，成為其特色之一。此外，1911年9月日本總督府刻意邀40多名頭目到日本內地觀光，《教會公報》也以〈生番內地觀光〉提出反思。提到日方刻意安排原住民參觀武器、軍隊、飛機，展示軍威，以使原民畏懼投降；然而自居文明的日人，卻發動戰爭殺人數萬，反諷「道德日日沉淪，文明月月進步。」
1929年全人類記念愛迪生發明電燈50週年時，當時尚活著的前淡江中學校長、228事件受難者陳能通，曾於《教會公報》夾報〈芥菜子〉介紹愛迪生的貢獻，提及這位發明過電信、電話、蓄音器、電池等，獲美國特許1000多項的大發明家，是如何見證自己的才能源自上帝。日、清治台期間，《教會公報》也曾以台語文介紹或談論過流星、飛機、火車、蜜蜂種類、狗的智能等科學新知，平民百姓只要學會白話字，也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台灣ê鐵路〉於今看來也是重要文獻。它記錄台鐵縱貫線建設始於清國巡撫劉銘傳，在其任內僅完成基隆－台北－竹塹（新竹）段，其餘皆由日本由南北兩地同時興建方式，逐步將南北線鐵路接合。人們對劃時代建設完工的期待，也從字裡行間流露出來。
設立盲校勵女學 關懷弱勢邊緣人
【林家鴻專題報導】服事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關懷弱勢、邊緣人，是耶穌留給後世的重要教訓。台灣早期農業社會重男輕女，女性難有機會受教育，教會公報社一方面配合白話字課程的推廣，發行白話字出版品教導女性現代知識，也積極為女性發聲。
「今大概查甫ê權過頭佇婦人人。對千百年前到今，婦人人受無理ê壓制……。」王接傳1902年的投書〈勵女學〉一針見血指出，台灣自歸入日本版圖後，推行國民教育，但女性入學比例遠不及男性。他一一數算社會輕視女性受教的弊端，包括：父母從小要求女兒裹小腳，不只傷身，活動範圍僅限家中；嚴禁外出與男生接觸，致使見到男人就怕；重男輕女觀念厭惡家中添女，認為女兒長大就嫁給別人，只要學會侍奉夫家、養子等家務就夠了。王接傳在文中疾呼，思想的革新，光靠他痛改勉勵還不夠，需更多信徒與時俱進。
男、女的靈魂皆是上帝所寶貝，剝奪女性受教權，豈不讓她活著與禽獸無異？1892年的另一篇文章〈教示查某囡仔〉也提醒，教養子女的工作通常落在母親身上，若女性長大後性情與見識依舊如同小孩，如何能勝任或當賢內助呢？如何能成熟明理走永生道路？
2013年1月台南中會為首位盲人傳道邱瑞淵封牧，寫下盲人宣教史的重要新頁。翻閱《教會公報》，令人驚豔的是，1895年，Khô Bùn-gâm所寫〈論利益青暝人〉，即談論盲人勝任傳道人的可能。他提到廈門的親友失明後因獲教會提供飲食，每日到醫館講道理給病人聽，病人身上再臭也不怕，以疼惜之心替人祈禱，引領人到教會做禮拜。
1891年在創立全台第1所盲人學校「訓瞽堂」的甘為霖牧師也曾是《教會公報》作者，1894年曾在〈青暝學〉分享訓練學生到庄裡教盲人讀冊寫字，但這樣還不足以讓他們脫離行乞或替人算命謀生的宿命，他為一批盲生有機會在新樓醫院學習編織領帶、帽、襪等手工藝品感到欣喜，也表達社會上有更多盲人需要人帶他們的心走出黑暗。
動保防疫護樹木 生態衛生急先鋒
【林家鴻專題報導】台灣近來護樹運動風起雲湧，當城市綠地面臨無止盡的商業開發而日益水泥化、減少，人們莫不加以珍惜。但你知道嗎？有關於護樹，當台灣老祖宗頭上還留著滿族的辮子時，就已在教會內倡議了。
1892年（清光緒13年），《教會公報》刊登〈論樹木的利益〉提到為何山區較常降雨？文中提到奇妙的物理現象源自樹木在高山因茂密成林，能產生較多雲霧，增加降雨。因樹幹本身是網狀輸送管，將土壤的水分吸收後，傳送至葉面行光合作用，排放的諸多元素，除了氧氣、芬多精，還有寶貴的水蒸氣，水蒸氣上升空中產生雲霧，匯集至某個量，便會降雨，滋養大地。作者還說，香港原本是乾旱、草木不發的死地，後來因有人開墾植林，才帶來雨水和活氣，逐漸熱鬧起來。對於當時台灣某濫伐樹木的現象，作者也批評人類貪婪不僅毀壞上帝的賞賜，也與孟子所云：「斧斤以時入林」的永續觀念相悖。
老祖宗彼時也在英國宣教師薰陶下，學習動物保護觀念，1899年，《教會公報》刊登文姑娘（Annie E. Butler）的〈保惜精牲〉，她告訴讀者英國設有專門保護禽獸、牲畜、昆蟲等動物的會，入會者莫不貢獻己力，若見人無緣無故打馬或傷害小動物，報上官府，對方就會受罰。女王也支持這項工作，百姓從小教育子女友善對待動物。
文姑娘接著不諱言指出台灣人虐待動物的習性，例如常使馬挨餓瘦得難看，甚至操勞致死；將幼貓幼狗棄養路邊，無憐憫心；賣豬者以綁腳方式將豬倒吊搬運，任其頭昏目暗，曝曬口渴；殺雞者，在雞活著時就拔毛等。她說，動物與人類一樣都是上帝所愛惜，若不好好款待，豈不得罪上帝？勉勵信徒在世俗中做動保的好榜樣，榮耀上帝。
「食薰解憂悶」「食薰解毒蟲」是錯誤觀念，使人身體漸漸衰弱！宣導公衛方面知識，如講解菸及鴉片危害、鼠疫、瘟疫防治、居家環境的衛生，也是《教會公報》在日清時期扮演的角色。
宗教文學新知識 思想文化貢獻大
【林家鴻專題報導】《教會公報》創辦的初衷乃為培養信徒有閱讀、寫文字的能力，促進對聖經真道理解，維繫穩定靈命，對其他宗教也有所著墨。1886年及隔年的〈北港媽祖ê新聞〉與〈迎佛冤家〉，作者介紹如何迎神、搶頭香等民間習俗，連嘉義北港媽祖是從府城大媽祖廟分靈出來的，俗稱「二媽」，有時3月還有二媽到府城「探大媽」的習俗也一清二楚，但都以宗教儀式過程的紛爭與意外，批判作結。
梵蒂岡的天主教教宗早期除了關切人的身心，也由羅馬皇帝賦予管理領土的權力，1916年一次大戰期間，《教會公報》在〈論義大利〉一文當中，介紹該國歷史、政治時，也特別提及了天主教梵蒂岡教廷之於義大利。
20世紀台灣教會締造為後人津津樂道的原住民宣教奇蹟同時，許多致力原住民部落宣道的傳道人，也藉《教會公報》分享在原住民部落的紀錄。蘭大衛醫師妻子連瑪玉分享在霧社向賽德克族宣教的經驗，林清廉牧師介紹阿美族，也為文分析宜蘭平埔族教勢及人口遷徙歷程，提及族人在清國時期曾有36社，由於頭目獲朝廷賦權可向承租土地開墾的漢人收稅，稱作番租，因而生活富裕，也成為平埔族教會奉獻來源。
長老教會自推廣白話字以來，信徒除有能力使用聖經、聖詩、《教會公報》，也正如巴克禮牧師期待，能閱讀其他宣教師的白話文著作，如《筆算ê初學》，該書由英國長老教會駐廈門宣教師倪為霖牧師1897年起陸續寫成，讓讀者以台語數學，共兩冊140多頁，可惜這項著作今日鮮少人知曉。
自1885年發行的《教會公報》是台灣最早的報紙，除了報導新聞，蔡培火、林茂生、柯偕聲等台語文作家也以小說、散文等體裁累積大量文學著作，更被學者視為台灣近代台語白話文學的開山鼻祖基礎，不僅提供台語發展史大量語料，也是當代台語文學運動者寫作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意義不僅在於宣教，對台灣思想、文化亦貢獻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