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公開政治檔案後，侵害隱私與追究責任的衡量爭議，是台灣在研究威權歷史與推動轉型正義必須面對的課題。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於2月23日晚間舉辦今年度首場「南方有人」講座，邀請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蘇慶軒以「破碎解密的轉型正義－談政治檔案的解讀與問題」為題，向與會者們說明何謂政治檔案與轉型正義，並點出政治檔案解讀難題，及台灣轉型正義的挑戰。
蘇慶軒首先指出，轉型正義是為處理威權時期國家所造的傷害，至少有五個目的：真相、究責、平復受害者傷害、制度改革、記憶保存。而政治檔案的重要性在釐清真相，可謂是轉型正義的基礎與起點。
威權體制造成多少傷害與影響？除了無數失去性命或遭到囚禁的政治受難者，透過數據亦可見端倪：國安局統計，1950年至1967年以「叛亂犯偵結處理」有超過2萬6000人。而1980年，調查局報告其為監控社會，僱員1800人、保防人員5000人、線民4萬9000人；1978年至1983年，調查局為佈建情報網耗費新台幣10億元。
依據《政治檔案條例》，政治檔案是指1945年8月15日至1992年11月6日、也就是在威權統治時期，由政府機關、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所保管，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紀錄及文件。
蘇慶軒指出，若在國家檔案資訊網搜尋，會發現相關結果共有4萬8294案，檔案來源包含中央部會、地方政府與各級學校。不過這個數字是被低估的，因為近幾年來各機關交付大量檔案，國發會檔案管理局無法即時上架所有檔案；前述數字會持續增加，保守估計政治檔案至少高達9萬案。
蘇慶軒介紹，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國家檔案資訊網來搜尋與閱讀檔案，也可以查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任務總結報告》和《平復司法不法決定書》、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藉由相關單位的研究與彙整成果、系統性認識威權時期的人權侵害事件。
解讀政治檔案會遭遇哪些困難？蘇慶軒從自身經驗分析出三項：真實性、隱私、究責。這三項問題環環相扣。真實性難題方面，就如同林義雄、呂秀蓮曾表達過自己的筆錄、自白書是在遭受身體或精神刑求後才寫成，這顯示檔案可能並非出自當事人本意，或當事人甚至不確定內容為何；檔案雖是白紙黑字，但不能確認其產生脈絡。對於這個問題，蘇慶軒坦言要重建脈絡必須仔細閱讀，或對比其他檔案、找出蛛絲馬跡；只能深入、沒有捷徑。
隱私問題則是檔案公開，可能讓曾經遭受緊密監控的受難者不想為人所知、非關公益的個人生活細節被公之於眾。由於威權政府監控目的是打擊挑戰統治者的人，除了公眾活動，也會進入私領域、意圖獲取更多當事人情報與把柄。
且這些監控資料也可能包含不實記載，一方面是資訊經過多手處理，一方面也是記錄者的主觀影響。真實性與隱私性問題交織，讓政治檔案應用問題更複雜，並連帶影響到究責問題。
如果檔案是假，威權政府仍不能擺脫其濫用國家資源、侵犯人民隱私的事實。如果檔案真假不明，就必須回歸檔案研讀與比對。但如果檔案是真，透過檔案究責可能因此揭露隱私而傷害當事人；除檔案真假、隱私權衡之外，又因為國安局和調查局會現仍以《國家情報工作法》為由隱匿線民真實身分和取得情報手段，更是增添究責難度。
蘇慶軒小結：研讀政治檔案要確認真實性，也要考量隱私與究責的兩難，確保如何不會造成當事人二度傷害。在問答時間，有人詢問隨著時空變化，監控檔案的揭發是否會造成關係撕裂、又該如何修復？蘇慶軒提出自己的反思：在自由民主的時代，「遺忘」是不是一種權利？也曾有受難者表示不想破壞過去與現在的關係而不願閱讀檔案。他認為或許不能嚴苛要求每一個人都要為追求正義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有人請教政治受難者們是怎麼看待轉型正義，是想要真相、賠償還是遺忘？蘇慶軒坦言「沒有標準答案」。1960、1970年代的政治受難者是否為同性質？他們是否有共同訴求？又台灣在民主化後30年才開始轉型正義，許多參與者是沒有威權統治經驗的青年世代，他們的研究與成果是否符合社會期待？社會對轉型正義是否有共識與關注？他認為許多問題還沒有答案，但仍要持續投入與累積基礎研究，期待有日在應用後產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