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治單位轉型檔案局   資料被撕碎也要拼回   從德國歷史反視台灣政策

【陳逸凡專題報導】二二八事件69週年紀念剛過不久，社會上尋求轉型正義的呼聲未息，台灣大學網路看板PTT突然出現一篇「爆卦文」，作者指稱父親因收藏買賣二二八相關歷史文件，遭憲兵以購買普洱茶的名義釣魚，在沒有搜索票的情況下被強押回家搜索取走文件，並帶回憲兵隊偵訊至半夜，期間還被要求簽下「自願被搜索」切結書；幾天後憲兵再次約爆料者父親外出，這次竟發放1萬5000元的「獎勵金」，並要求簽下「不得對外透露消息」的切結書。

這件事很快引爆網友熱議，然而半數網友認為這件事不足採信，更有網友直接給「噓」，對爆料內容嗤之以鼻，認為這是一個刻意捏造的白色恐怖故事，也有人認為民主時代憲兵早就不敢如此猖狂，認為作者無聊上演「穿越劇」；只是非常不幸的，事後證實此事不但沒有捏造，甚至不只憲兵參與，連政戰保防等系統也涉入其中甚深。

後續亦有胡姓古董商人出面「自首」，表明手上握有上千份的白色恐怖相關文件等待販售或捐贈，宣稱主動公開是因為害怕這些文件會帶來麻煩，希望憲兵主動取回。然而事件也隨著政論節目的關注而逐漸綜藝化，演變成胡姓商人指控歷史學者許雪姬沒有依照協議在期限前公布之前購買的二二八文件；甚至上演「機密文件封箱秀」，將歷史文件交由政論節目主持人處置等爭議。

這個「恐怖傳統，全新感受」的事件，暴露出許多台灣社會在執行轉型正義上的不足。在民主時代，軍事人員未先取得搜索票就強押民眾、甚至使用違法的「釣魚」方式，主責的軍隊主官竟毫無意識到其嚴重性，顯見過往二二八軍隊屠殺百姓的歷史教訓並沒有成為警惕，真相始終不明，軍隊有恃無恐，這是轉型正義沒有確切落實的明證。

在相關歷史文件的收藏方面，古董商人公開指控歷史學者、民眾跟著謾罵指責，也顯示了台灣社會對文件保存與開放的認知模糊，後來有不少歷史及文物典藏的專業人士紛紛撰文替學者叫屈，說明許雪姬在二二八事件的史料挖掘與開放貢獻良多，而文件開放與保存都有一定的專業程序，不如想像中簡單。

稍微展開來看，藝人黃安因發表反對台獨言論引發眾怒，日前因病返台就醫，甚至有政治人物公開呼籲將黃安列入「不受歡迎名單」將他驅逐出境，獲得一片鼓掌叫好，宛如當年黑名單再現的情節，缺乏民主觀念也讓人大吃一驚，體制漏洞應從體制修改，而非如此針對單一個案，在在都顯示台灣仍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二二八、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等議題，涉及了歷史事件的紀念、文物的保存與開放、甚至黨產的處置等。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的東德，面臨了與台灣相似的處境，本專題將介紹德國人是如何以務實態度來處理轉型正義，以期做為將來台灣的借鏡與參考。

多元視角論證 助台釐清228

【邱國榮專題報導】中華民國政府在二二八事件至戒嚴時期迫害、濫捕甚至槍決人民的資料檔案，據聞已經流入民間，不少歷史學者及專門蒐集文獻的專家，各自透過熟悉管道取得檔案史料，但因事涉敏感，為明哲保身，史學家及民間蒐藏家幾乎不願公開。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創館館長葉博文，就是位善於蒐藏二二八事件相館文獻檔案的專家，他說日前憲兵針對魏姓人士收藏白色恐怖文獻而逕行違法搜索民宅事件，是政治迫害，他也感同身受。

葉博文在擔任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館長期間，曾接受捐贈塵封50年的《福爾摩沙的呼喚》原稿，但因他不願把原稿交給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以及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的手裡，擔心資料恐會莫名消失，無法再重見天日，於是將文稿轉交給當時承接經營二二八紀念館的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而遭到文化局提告。

葉博文說：「法官帶書記官到我公司開庭。」他被要脅偵訊，並被威脅收押；法官到民宅裡開庭，如此離譜行徑，猶如憲兵違法搜索民宅事件，同樣都是國家利用權力迫害人民的政治手段，「他們（中國國民黨）為何害怕資料被公開？因為那些文件是犯罪證據。」

《福爾摩沙的呼喚》與《被出賣的台灣》，同屬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經典著作。前者作者艾倫．謝克頓（Allen Shackleton）是聯合國救濟總署官員，因在台灣停留，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蒐集到許多資料，返回紐西蘭後即刻撰寫該書，導致後來被國民黨列入不得入境台灣的黑名單。謝克頓去世前交代他兒子，盼望此書能在台灣出版。

葉博文說，日治台灣末期，《被出賣的台灣》的作者柯喬治（George Kerr）擔任美國駐台副領事，任務是幫美國國務院蒐集台灣情資，做為美國進攻台灣的藍本，也因此他親身見證了二二八事件，蒐集了許多資料，到最後更支持台灣獨立建國，「他有33箱資料，我當館長的時候買下來。」據悉目前該資料在中央研究院的台史學者手裡。

葉博文回憶指出，龍應台剛上任文化局長時，問他該如何慶祝？「我說是紀念，怎會是慶祝？我還反問她，難不成要『慶祝南京大屠殺』嗎？可見抱持大中華心態的人，從來不知反省。」

此外葉博文認為，走出悲情這句話應該是家屬講，如今卻是加害者告誡受害者走出悲情，他也強調有諒解才有和解，思考二二八，不單只是受難家屬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意識的提升，社會應該去了解二二八。

警總歷史定位 尚需中立審判

【林家鴻專題報導】1949年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縱容下播遷來台，擅自將台灣人國籍變更為中華民國並捲入國共內戰。總統蔣介石將大陸時期的動員戡亂體制移植台灣，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實施全世界最久的「戒嚴」令，剝奪集會、結社、言論等基本人權，同年5月再通過「懲治叛亂條例」和「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宣告一段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時代」來臨。

前述兩條例的訂定是蔣家王朝製造政治案件的依據。表面看似防止共產黨在台擴散，實際上卻因規定含糊，動輒「唯一死刑」，成為政府鞏固威權，整肅異議分子（民主、台獨、親共主張者）、和反蔣勢力的工具。戒嚴時期得終身連任總統的蔣經國接班後，統領警備總部、法務部調查局等八大情治系統，有「特務頭子」之稱。他在全國佈下嚴密的軍、警、特務監控網，隨時隨地對人民進行思想及言論檢查，成為台灣人權發展史中黑暗的一頁。

彼時人民有如置身大型監獄，政府為封鎖資訊推行愚民政策，禁止出國探親和旅遊。凡因言論及思想與當局相異者即可被軍警任意扣上匪諜罪名，不僅能越過法律程序逕行逮捕、非人道刑求逼供偵訊與服刑，還有將人刑瘋刑死（許席圖、吳炳靈）、暗殺（陳文成案、林宅血案、江南案）、填海（澎湖案），並造成近千人無法回台的黑名單。警總因而被形容殺人如麻的現代東廠。

「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社會氛圍，也使人與人之間充滿猜忌和背叛，民眾為了恩怨或貪圖獎金、被洗腦，向官方告密誣陷或出賣同志、同事、親友，時有所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受警總迫害的例子也罄竹難書，如1970年代警總逮捕教會領袖，要脅退出「容共」的普世教會協會（WCC）；1974年，宋楚瑜代理新聞局長任內，警察公然闖入台中和平鄉博愛教會搶奪泰雅爾語聖經與聖詩，沒收2000多本台語聖經；監禁關心參與美麗島事件人士的時任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等人、扣押報導二二八事件的《台灣教會公報》等。

1992年警總正式改制為海岸巡防司令部，但「人人心裡都有個小警總」這句話仍於社會上流傳，人民擔心專制獨裁會復辟，對司法迫害、非法監聽議題敏感；而國民黨長期灌輸缺乏民主、人權內涵的法西斯教育、大中國思想，至今仍影響台灣人。此外，主導警總事務的主事者及共犯結構，並未受到公正獨立的司法審判，許多人仍位居要津、參與選舉。這些均是亟需解決的問題。

  史塔西檔案局    單位轉型 促進史實曝光  

【陳逸凡專題報導】史塔西（Stasi）是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簡稱。資深駐德記者林育立曾撰文指出，史塔西相當於台灣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與調查局，主要工作是對內偵防以及打擊黨外勢力，除了檢查郵件、監聽電話、拘捕刑求異議人士、以線民網絡掌握全國人民的一舉一動，是當時公認東歐最有效率的情治單位，除了有10萬名員工，還豢養了19萬名線民，平均每兩個東德人就有一個人被打過小報告，情資數量驚人。

1989年柏林圍牆無預警被俗稱「蠟燭政變」的人民集會推倒，東德政權垮台。然而當時的西德政府認為應該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而主張將情治報告加密30年後再公布，民選的東德政府亦抱持相同立場；當時東德民運人士眼見情況不對，在1990年9月以年輕人為首的20名抗議人士突然無預警衝進史塔西總部，並將自己反鎖於儲藏室內，當晚就有數百名民眾到場聲援，民運領袖以「我的案底屬於我」為訴求並絕食抗議，警方多次清場無效，終於讓輿論轉向，兩德政府在統一前被迫同意保存與開放史塔西檔案。

過去的情治單位搖身一變成為「史塔西檔案局」，德國政府聘請了1600名員工、年度預算40億新台幣，以20年以上的時間持續整理檔案，近年更與民間公司合作，開發軟體修復遭銷毀的檔案碎片，目前已超過300萬人調閱檔案。史塔西檔案局長則由聯邦政府派遣德高望重的特任官、且不受上級指揮，以確保中立。史塔西檔案局第一任局長是東德牧師高克（Joachim Gauck），他在東德共黨統治期間不畏威權，在佈道中散播民主理念，在任的10年內替史塔西檔案局打下良好基礎，受到德國人的敬重，如今擔任德國總統。

為兼顧知情權及保障隱私權，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申請，但只能調閱自己的檔案，工作人員會在數個月到兩年內彙整好所有檔案，調閱者就能前往抄寫或影印，但不能將檔案攜回；然而檔案中第三者的姓名會被塗黑，特工及線民的姓名或化名則予以保留，另外可以透過「化名解密」得知其真實姓名。據林育立表示，目前德國未曾聽聞受害者在得知加害者身分後復仇的刑事案件。

德國投入大量資源長期整理檔案；與此對照，台灣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文件四散、殘缺不全，僅有少數學者致力於蒐集研究。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許雪姬在今年於高雄歷史博物館舉行的座談會中就曾無奈指出，多年來只能自行投入研究，在人財兩缺的狀況下，自然不可能在「明年馬上提出總報告、公開所有檔案」。唯有政府願意編列預算、投入人力，真相才可能有公開的一天。

  反對金權    清查黨產 推動公平競爭  

【陳逸凡專題報導】台灣面臨國民黨黨產難以清查、加害者身分不明的問題，東德一樣面對這些問題。資深駐德記者林育立指出，德國柏林圍牆倒塌後，東德被迫開放黨禁舉辦大選，東德共產黨以不到兩成的得票率慘敗。當時的民運人士發現東德共產黨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便開始急於脫產，新政府上台後立法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東德共產黨在黨國體制下所累積的不當財產。

清查黨產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而非剝奪共產黨的參政權，而第一步就是釐清財產來源與明細。當年東德共產黨從蘇聯手中接收財產，威權統治40年，累積了近2000筆土地，另外還有外圍組織、獨佔的黨營事業、國庫通黨庫等問題。其中「不當黨產」的定義更引發討論，後來各界共識是，德國共產黨只能保有符合現代法治國家原則、符合現在國家法令及合理所取得的財產。意即侵占而來的財產必須物歸原主，其餘則全數充公。

起初東德共產黨使用各種手段隱匿、透過信託等方式轉移財產規避調查甚至轉手海外，德國各界普遍不看好獨立委員會能討回多少黨產。後來獨立委員會在警方的支持下，搜索黨部及代書事務所等處、追討土地、追查國外資金流向，並經由媒體大篇幅報導製造輿論壓力，堅持以合法的方式尋找證據。

德國統一5年後，已轉型的東德共產黨迫於壓力，終於與政府達成和解，交出所有黨產，只保留聯邦黨部及少數動產，若有隱匿將接受兩倍罰款。獨立委員會則持續運作至2006年解散，總計為德國人民追回新台幣600多億元。

在人員清查方面，當時的公務員難免與情治機關配合成為打手，為重新建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史塔西檔案局接受各政府機關的詢問，釐清公務員、法官、議員等與情治機關的關係。若發現曾擔任線民，史塔西檔案局也會出具報告供單位主管參考後，依照情節輕重自行裁量，法官、檢察官等特殊職位則一律先行停職接受調查，確認清白後再行復職。20多年來已有50萬名公務員接受清查、數萬人遭到革職或調職。

反觀台灣，追討不當黨產的政治行動仍遭受頑強抵抗，過往曾擔任威權政府打手公務員、法官、人二室等，至今並未受到合理的檢視，以致人民始終無法信任政府，加上政府檔案四散流失，讓轉型正義工程顯得困難重重；然而德國並未因為遭受困難就停滯不前，正是台灣最好的借鏡。

  社會和解    製播節目 媒體成為助力  

【陳逸凡專題報導】資深駐德記者林育立曾親訪史塔西檔案局第三任局長楊恩（Roland Jahn），楊恩過去曾是東德異議分子，有多次坐牢紀錄，被東德驅逐出境後擔任記者，長期關心轉型正義議題。在受訪時楊恩表明，「檔案局不是為受害者復仇，也不是在清算加害者，而是將真相和責任釐清，開啟和解的可能性。」他自己也曾和迫害他的東德軍官坐下來對談，講述心路歷程，最後兩人都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德國的媒體也致力於社會的和解，更製播節目，邀請分別曾經身為被害者與線民因而敵對的老朋友，一起坐下來翻閱史塔西檔案，彼此溝通，嘗試理解當時對方的想法。甚至還有當時身為加害者前史塔西軍官，出版《一位史塔西加害者報告》描寫自己被吸收成為特務的經過，並成立臉書粉絲頁分享轉型正義相關新聞，他說這樣做不是希望被害者接受他，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夠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促進彼此的了解。

現年高齡80多歲的賽羅（Tom Sello）當年是東德民運人士，則由下而上一手促成大型的紀念展覽。他回憶當年東德只有教會不受共產黨控制，為民主運動提供了最好的保護傘，當年他們在教會的地下室成立圖書館陳列禁書、舉辦演講、播放電影，甚至印刷雜誌文宣，成為反對運動的中心。

在柏林圍牆倒塌後，賽羅成立協會及檔案館，保存當年黨外及反對運動紀錄，並接受政府轉型正義機構委託的專案作為財源，在義工協助下維持運作。為提醒世人過去這段歷史的教訓，賽羅不只出版刊物舉辦展覽，同時也與德國官方教育機關合作，為德國高中歷史課程架設網站，講述當年東德年輕人反抗獨裁的故事。

2009年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賽羅的協會更主動提出「和平革命」露天展覽計畫，從社會底層的經驗和感受出發，呈現東德人民政治覺醒和命運自決的過程。由於反應熱烈，展覽還延長一年才結束，參觀人次突破200萬，連德國總理梅克爾都親自到場參觀，並在留言本上寫下：「謝謝你們，讓我們理所當然活在自由的國度。」

林育立提醒，轉型正義需要當時在情治單位工作過的人共同參與，才能清楚整理檔案、得到真相。他認為，好的媒體環境可以提供平台讓雙方和平討論，像德國公共電視台以高額預算製播紀錄片、讓雙方深入討論，分享經驗，這是台灣未來尋求和解不可或缺的要素。

推薦觀賞：特務全面性監控  東德陷竊聽風暴

2006年德國電影《竊聽風暴》曾獲得第79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肯定，內容講述1984年德國柏林圍牆倒塌前，東德特務機關「史塔西」無所不在的監控人民生活，其中一名特務受命監控一位劇作家與女演員，然而因為看不慣官員意圖染指女演員、陷害劇作家，加上長期監控讓他對兩人產生同情與認同心理，最終轉而幫忙掩蓋監控所得的情報。

片中透過恐怖統治的情節，彰顯出人性的光明與黑暗。包含各種審訊的技術、監控技巧，甚至情人間相互出賣背叛人性、藝術工作者受政治力擺弄、富有正義感的記者偷渡各種新聞消息公諸於世等，都是當年東德人民生活最真實的寫照，片中的各種道具，至今仍然可以在史塔西博物館的展覽中看見。

值得台灣社會參考的是，此片帶入了德國柏林圍牆倒塌後，德國轉型正義的落實。當年特務機關各種監視文件被鉅細靡遺的保留下來，只要當事人願意，都可以進到檔案局內查閱，更可以進一步查詢文件中以代號出現的線民以及特務人員的真實身分，讓真相顯明，解開當事人心中的疑惑。

歷史難免沉重，真相或許醜陋。然而這部影片所揭示的，不僅僅是當年的恐怖懸疑與刺激的一小角，在落實轉型正義、面對真相後，當年被監控的當事人與特務人員之間也露出和解的曙光。或許不是所有的案例都能如影片中賺人熱淚，但是這齣描述東德真實寫照的電影，值得此刻正追尋轉型正義的所有台灣人觀賞。（文／陳逸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