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貧窮忙 信仰怎麼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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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幾年景氣低迷,經濟成長趨緩,造成普遍低薪、貧富差距擴大,青年對未來感到失望、有巨大無力感。《新使者》雜誌社主辦的「新使者論壇」聚焦「面對青貧時代」,4月23日下午假台北大專中心舉辦,邀請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以及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王道一座談,並邀請教會青年同就實況、倫理、信仰等層面討論。

葉大華從社會結構及心理文化層面切入解構台灣青年貧窮現象,並試圖與青年們對談從信仰中突圍的可能性。她認為青年貧窮成因可能是個人、家庭、社會因素,但是自從2009年國家大規模推動「22k政策」,卻大幅拉低起薪,讓青年陷入貧窮困境,造成世代間矛盾與不合理分配。

王道一則帶聽眾思考,「什麼問題是這15年來才出現的?」他說青年貧窮議題最容易被忽略的關鍵其實是「相對剝奪感」,過去70年來的台灣受惠於高度經濟成長,然而在經濟成長停滯後,卻將貧窮歸因於個人不夠努力。

圓桌會議時間裡,5位教會青年王永宏、林介雲、潘佳吟、陳逸凡、陳澤胤分享各自處境,包含對未來就業的徬徨、原住民部落青年困境、投入職場時面臨的問題,並提出個人觀察及面對勞動條件不佳時的應對之道。(詳細內容請見《新使者》154期。)

葉大華:幫助青年找回自信心

論壇一開始,主持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青年事工委員會幹事鄭君平牧師分享自身經驗,他表示15年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民間基金會上班,當時薪水是2萬8000元,其他同學則都有超過3萬的薪水,沒想到十幾年過去了,基本薪資反而下降,對他而言,這是很大的衝擊跟反省。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專講時指出,2009年政府推出「22K政策」後,青年貧窮議題逐漸得到社會重視,去年政府大數據數字分析顯示,經過近7年的努力,目前薪資已勉強爬到26K。她認為年輕人的視野要打開,可以從切身議題開始關切。

青年貧窮的成因有很多層面,不外乎個人、家庭、社會結構、以及整個社會文化跟氛圍。例如個人能力不足、家庭因素提早進入就業市場、青年社會失業率居高不下、薪資倒退等。另外一個重要的議題是勞動保障,包含退休後的勞動保障,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台灣目前還遇到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低所得收入家庭的青年必須提早進入就業市場,勞動條件不理想,不管是償還債務或助學貸款都非常辛苦。這是目前政策過度傾斜到有錢人或財團時造成的外溢效應,也讓社會M型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年輕人。此外還有弱勢青少年的家庭,例如單親或隔代教養,目前約有50萬青年落入經濟困難的狀況。

葉大華說,青年貧窮的現象一直存在,但「22K政策」方案衍生出集體困境,大家開始思考青年弱勢。相對剝奪感開始捲動,青年意識到自己在大學畢業後無法取得合理的薪資,高等教育投資報酬率不高,反而要背負高額助學貸款,與過往父母傾全力送孩子上大學已經有很大的差異。

葉大華認為其中最值得討論的是對年輕人自信心的打擊,在社會大環境對年輕人不友善時如何找到出路?例如過去曾有大老闆在媒體上公開放話:「再吵下去連15K都沒有!」顯示世代間對這個議題的認知有很大的落差。目前中國接班世代老闆的平均年齡已經降到4、50歲,台灣則還停留在6、70歲,停留在上一個世代的觀念,造成世代間的對立,不是很好的現象。

台灣的稅制也是很大的問題,GDP的成長並沒有回饋到勞工身上,國家政策長期以來向財團及富人傾斜,加上就學成本越來越高,年輕人變成低薪之外還要負擔高額學貸,已經到了探討「一個人要領多少月薪才能活得有尊嚴」的地步。

台灣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是,有太多待業中的年輕人都在準備國家考試,造成人力閒置的問題。國際勞工組織很早就提出3個青年失業對策,分別是提升青年就業力、鼓勵青年創業、提升青年勞動權益,三者必須平行進行,只偏重一個部分不會有效果。

葉大華提到自己當年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由台北大專學生中心介紹,當思考教會如面對青年貧窮的問題,不要讓教會自外於社會,也必須檢視、討論教會本身的勞動條件。葉大華結論時提醒教會思考,能夠探討理想與出路的都是較幸運的一群,還有很多弱勢青年過著辛苦掙扎的生活,甚至教會幹事、社工的勞動條件也值得關注,「教會是否盡到責任?還是只會要求青年什一奉獻?這是需要明確回應的問題。」

王道一:政策劫貧濟富應淘汰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王道一首先回應葉大華專講,提醒聽眾思考,在眾多的青年貧窮成因當中,有哪一些是15年前就一直存在的?「例如年齡歧視,認為年輕人就該犧牲奉獻,從15年前就一直存在。」他認為並非說這些不是問題,而是顯然有其他因素導致了現在青年貧窮問題,或讓這些原本的問題更加擴大。

王道一認為,相對剝奪感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目前約70歲的這一個世代,他們是人類歷史上最幸運的一群人,經歷了台灣與中國兩次高速經濟成長,「其實他們的成功是時勢造英雄,所謂年輕人不爭氣不努力,反映出來的其實是上一代太幸福了。」

近15年可以看到高等教育的急速擴張,這可能也是青貧問題的原因。王道一回想自己求學時代只有10%的人能夠念大學,現在卻有30%的人能夠念大學,因此探討的母群體就有差異,正確的比較方式應該是同樣找出這10%的人進行比較,才是有意義的分析。

另外,高等教育學費補貼也是一個大問題。王道一指出在美國高等學府求學,一學期需要繳交20幾萬台幣學費,「其實台大也差不多,能夠每學期只繳交少量的學費,是因為全體納稅人幫台大學生付了剩下的錢。」問題是台大學生的家庭背景、所得收入又相對是社會上較優沃的一群人,卻又享受的最好的福利補貼,私立大學的補貼少,學貸負擔自然就重,「這完全是劫貧濟富,」這種政策制定其實是有問題的。

關於如何面對,王道一建議改變之前需要知道現況的邏輯,否則容易適得其反,很多規定都立意良善,卻都無法落實,「提議政策前就該想清楚什麼樣的政策是可以落實的」;「此外還要有從上帝來的智慧才有可能改變,」因為了解現況的邏輯後,很容易就陷在框架之中,無法跳脫。

王道一同時以多張圖表及統計數據,指出高學歷高薪資的好處在2000年達到最大,之後慢慢縮小,2009年的「22K政策」,終於讓大眾被迫承認問題,但問題其實一直都存在。另外,數據也顯示1990年代開始,公私部門的薪資差距開始拉大,原因可能是政府安撫軍公教,而這種不平衡到了2000年已經非常巨大。

王道一並帶領聽眾進行一個有趣的實驗,將大家分組成為「提議者」與「回應者」,規定提議者提出的條件,回應者若接受則成立,若不接受則雙方都拿不到好處。聽眾發現當自己身為提議者時,往往希望提出較公平或對自己較有利的分配,當身為回應者時,卻因為害怕雙方都拿不到好處,因而願意接受公平或較差的條件。王道一又另外提出提議者比回應者多、回應者比提議者多、甚至需要先搶先贏等狀況題,顯示當勞資條件改變後,雙方的心理狀態的變化。

王道一說,透過這個小遊戲可以發現,當一對一時分配可能傾向公平,但是當提議者與回應者人數改變,卻可能變成彼此削價競爭。他認為從個體的角度來看,需要突顯自己的差異,才能從競爭中脫穎而出;從總體的角度來看,透過經營政商關係獲利的公司不需要好的產品,就可以營生,因此當政府扶植特定產業時,就可能產生這種狀況,不需要好的產品就可以生存,「唯有讓不能提供好產品的公司自然被淘汰,我們的受僱薪資才有希望。」  

教會機構勞工:王永宏 成為種籽 帶來盼望

王永宏發言時首先回應教授王道一的專講,發現自己是以「資方心態思考」。他回顧自己兒時拿壓歲錢,因為身為長子所以紅包總是多於弟弟,便向弟弟提議兩者公平均分,然而表面上雖然是一人一張鈔票,實則他自己拿1000元,弟弟拿100元。王永宏認為台灣的勞動現狀就是這樣,透明度不足,例如在自己工作的職場上討論薪水就是禁忌,雖然不違反勞基法,但是一切都模糊不清。

目前王永宏還在攻讀研究所,之後還要服兵役, 家中還有一個待產的妻子,過去曾做過教會幹事、房屋仲介、禮儀師。他說世界現在看起來好像被吃乾抹淨,年輕人只能撿菜渣,但他分享一句話:「世界想要埋葬我們,卻不知道我們是種籽。」

「年輕人或許面臨領22k的薪水沒有盼望,薪水永遠跟不上物價漲幅,甚至馬上就要進入超高齡的社會,這些看似不友善的環境,卻突顯年輕人的韌性,寧願選擇去國外打工等。」「對年輕人來說未來很有可能領不到退休金,甚至連公務人員也一樣。我不會定義自己是青貧,我們處在一個共同的社會,要為自己做的決定付出代價。」王永宏說,上一代的人所做出的決策與結果,付出的代價可能就是玉石俱焚,台灣目前遇到的狀況就是青年出走,青年不願背起負擔,不是因為不孝,而是沒有能力負責任。

「以前耶穌所呼召的也是最貧窮的人,我也以這樣的心情進到教會機構服務。」王永宏提醒,目前教會都停留在關顧心靈層面,期盼也能夠關心到年輕人需要吃飽;福音應該讓人得到安慰,也能得飽足。

打工族學生:潘佳吟 勞工團結 NO慣老闆

潘佳吟目前仍是大學生,還沒出社會,但是聽到青年就業現況覺得壓力很大,也覺得難過。她分享自己的打工資歷,她從高中時就一直工作到現在,以前常聽到「努力就會成功」的格言,但等到上了大學以後,才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

「念了社會學以後,發現階級流動是件很困難的事,教育的過程形同階級再製,以前在台北讀大學,同學幾乎是台北人,不用打工就可以過活;轉學進入私立大學後,發現同學幾乎都在打工,大家都很辛苦,根本無法專心在學業上。」有錢人的小孩有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並且能在大學之中持續累積,但經濟條件較差的學生,為生存所苦,無法在專業上好好學習,教育反而成為階級再製。

潘佳吟認為自己幸運的地方在於上大學後接觸不一樣的人,才慢慢發覺這些事情,多元接觸以後也累積了自己的文化資本,能夠應徵獲得的工作也慢慢出現差別。例如以前在飯店端盤子時薪只有60至70元,而且工作非常辛苦,現在則已經能夠做一些文字、翻譯的工作。可是這對其他同學來說仍然沒有這些機會,只能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

在現實社會中,台灣的「慣老闆」(意指被寵壞的老闆)不可能提供很好的條件,與員工分享紅利,潘佳吟認為勞工真的沒有太多的選擇,很多人都只能做這樣的工作。她認為勞工需要團結,不管上位者是誰,工會與底層的勞工需要自己培養勢力,才有辦法對抗。建立勞動意識才能起身抵抗,大家都不接受老闆提供的壞條件,事情才有可能改變。

原住民青年:林介雲 資源分享 成就光鹽 

「我是一個原住民,法律系畢業,同儕大部分都從事法律相關工作,薪資相對穩定。可是這個工作領域的『責任制』,卻是一個很嚴重的剝削,我的同學們可能表面光鮮亮麗,每天卻都要工作到晚上10點以後,成為法律界最底層的勞工。」林介雲說自己法律圈的朋友處境算還好,另外還有從事媒體、設計領域工作的朋友則很慘。

林介雲說自己不少朋友在媒體、設計領域工作,薪資非常低,工作好幾年以後,月薪仍然不超過3萬元,他認為這些現象可能與都市化有關,表面光鮮亮麗的行業,因為都集中於大都市,導致老闆有較多選擇,能夠以較差的條件應徵員工。

林介雲提到,現在教會遇到的狀況是,由於社會大環境不佳,教會青年不願意就業,每次參加完特會都很感動,最後就當了傳道人,「變成躲在教會同溫層裡享受聖靈光照的感覺,最後就成為牧師,成為某種程度的公務員。」林介雲認為這是所有教會需要思考的問題,不要因為找不到工作才讀神學院。

林介雲還分享,雖然目前在原住民教會金字塔頂端的大概就是傳道人,然而原住民牧師跟平地牧師的薪資差距十分巨大,牧會20多年的原住民牧師,薪資甚至還比不上剛剛牧會的平地牧師。

他認為較為富裕的教會牧者薪資大概都有5萬元以上,若是願意分享資源,其實可以造就更多的青年、培養更多的幹事、幫助教會做更多的事,就像出身教會的葉大華秘書長一樣,成為這個世界作光作鹽的見證。

前派遣工:陳逸凡 階級社會 改革制度

陳逸凡說自己很幸運出生在公教人員家庭,因此不用負擔學貸,研究所畢業後留在大學研究中心擔任助理,起薪是3萬5。因為意識到工作未來沒有發展性,所以就帶著理想離職,進入國立博物館擔任編輯工作,卻因派遣制度只能領到2萬5的薪水。

「即便做的是專業工作,例如修復古物、紙張、編輯刊物等,一樣是領2萬5做派遣工。」陳逸凡說,當時甚至連負責送公文的公務員技工還會集合派遣工訓話,叫大家「有本事自己去考公務員」,明顯感受到階級差異。由於這些工作屬於外包廠商,各種福利保障都大有問題。在同工不同酬、起薪已經不如人的情況下,年終獎金等還有可能任由派遣公司苛扣,除非遇到有良心的「公務人員」願意關注,否則都是任由派遣公司宰割。

陳逸凡認為面對青貧時代,論述的角度容易落入「青年實在太可憐了」的感嘆,但是他想提醒大家思考:「我們真的貧窮嗎?還是社會分配不均讓我們覺得差異很大。」所謂的「青年貧窮」,似乎不是青年需要起來革命的貧窮,但是我們有能力改變它嗎?

目前我們擁有一個非常階級化的社會,公務人員等於貴族,不想考的就是平民、賤民,但是要改變現狀只有透過制度的改革才做得到。陳逸凡認為現在的年輕人考公務員,期待的不是「我的生命能夠達成什麼樣的目標或使命」,而是期待很好的退休生活,對一個國家來講是很可悲的事情。如果用薪水來衡量生命的價值,那就會陷在痛苦裡;如果是用「我要做什麼」來衡量,或許就能夠跳脫出迷思。

偏鄉牧師:陳澤胤 低薪高就 找出意義 

「剛剛這樣一路聽過來,我覺得作為一個牧師還是要讓大家得到多一點盼望,」陳澤胤說,在批判反省之餘,希望能夠提供行動的方向。他說自己是所謂7年級的草莓世代,牧養的教會位於沒有7-11的偏鄉,但越偏遠的地方觀點反而可以更清晰。

陳澤胤說自己求學過程中分別在台北大專及台南大專學習過,因此多少都有接觸各種不同的思想。他認為只有批判性的思考不夠,雖然可以看到問題,卻無法解決問題,應該更積極思考如何解決問題。

「王道一教授所帶領的分配遊戲中提及,我們要思考突破點在哪裡,跳脫一般的思考邏輯,才有可能改變現狀。」陳澤胤認為過去強調努力才能成功,但只有努力仍無法改變,唯有跳脫才能帶來改變。例如透過不合作運動、非暴力抗爭,來翻轉不均的經濟結構。

陳澤胤認為大家之所以認為「不可能成功」,是因為願意做的人太少。但是太陽花運動顯示,當大家願意一起抗爭,就可能帶來改變。我們有沒有能力面對財團跟政府?「有沒有可能拒買?不屈就於低薪環境?好像很困難,」但陳澤胤說,他在鄉下牧會卻有不同體驗,透過自己耕種,減少了對物質生活的依賴,或許也是跳脫資本主義邏輯的方式。如果我們看重的是生命的價值,生命可能過得更好。

陳澤胤分享自己有雙碩士及博士候選人資格,神學院畢業後到鄉下牧會,謝禮比社會新鮮人都低,但他做得非常高興,覺得生命有價值,年輕人要跳脫現狀,只有自己願意改變,不再為錢綑綁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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