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瑜
日前，戴立忍遭到中國網民圍剿，發表聲明自清並非「台獨分子」的事件，展現了一種新型態的權力施為方式，這種方式已經侵犯了中國於1998年與2001年簽署的《兩公約》，包括對創造性活動之自由的保障，以及對侮辱性待遇之禁止等規定。正如漢娜‧鄂蘭在《平庸的邪惡》中所述：前所未見之事發生了，表示這不再是前所未見之事。可以預期，這類侮辱性行為，並不會隨著這次事件過去。
然而，這一系列被迫公開道歉事件，從基督教觀點來看，更是值得深思：這近乎是政治版的「公開認罪」，只不過中國想要的，並不是與他者「彼此認罪，互相代求」，而是要「罪人」在「閉口不認罪時，終日哀哼，骨頭枯乾」。事實上，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中，針對某些罪行，也以公開認罪作為行按手禮恢復領聖餐權利的條件。顯然對中國而言，在中國工作，已然近乎「領聖餐」，而戴立忍的「罪」，剝奪了他「領聖餐」的權利。相對地，戴立忍聲明自己從血脈到教育都是炎黃子孫等說法，基本上就是要「心裡相信，口裡承認」，這樣就「可以稱義」。換言之，我們正見證一種新的政治神學興起，而理解這個新政治神學的具體內涵，在天主教教宗將深化與中國合作的此刻，重要性不言可喻。
從最寬泛的定義來看，基督教一直包含著某種政治神學，從「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開始，天國與人間向來都屬「兩國論」。更進一步，基督教一直有對現世政權「口裡不承認、心裡不相信」的傳統，從但以理到末底改，到初代教會拒絕臣服羅馬皇帝，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反暴君論者，基督徒一直沒有崇拜世俗權威的傳統。
然而，在二戰前後，出現了兩種政治神學，可以為我們理解近來的道歉事件做出指引。第一種是二戰前德國憲法學者施密特所提出的政治神學，他主張：近代所有國家概念都是世俗化的神學概念，主權者就如上帝般決定例外狀態。這種一反基督教史的政治神學，終究在歐洲釀成巨禍，而納粹的禍害正好催生出第二種政治神學，亦即重拾基本信理：追隨被釘十字架的上帝，在人世施行公義與解放。換言之，問題在於高舉世俗權威為神，還是領受神恩而行。而作為世俗國家的中國，究竟高舉什麼樣的世俗權威為神？
依照一系列道歉事件來看，被高舉為神的是中華民族主義，它上承儒教的文明優越論，在改革開放後轉化為天朝「信仰」。而這也反映當前世界情勢：不單中國的神聖民族訴求日益顯著，其他文明也正以神聖化訴求打破國際秩序。重申聖俗分離及對世俗的尊重，是基督教必須公開對世人做出的澄清。聖俗分離不代表無涉世俗，而是對俗世持續的有條件尊重，也要求世俗對信仰有條件尊重，如此才能限縮世俗權威的無限提升。要求中國不可將自己高舉為神，並進而要人「公開認罪」，踐踏秉承造物主形像的人性尊嚴，這是普世教會不可迴避的責任。 （作者為英國艾賽克斯大學文學與電影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