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國榮專題報導】台灣人權促進會（台權會）成立40週年，於6月22日下午在七星中會濟南教會小禮拜堂舉行人權護台灣系列座談「台灣有難民嗎？在世界難民浪潮下，對台庇護制度的長年觀察」。邀請分享的專家包括《例外之地：台灣海峽之澎湖越南難民營》紀錄片導演劉吉雄、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林欣怡，以及台權會難民議題專員賴彥蓉。他們分別從歷史、法律、人權和社會觀察等角度，探討了台灣對待難民議題的現狀與挑戰。
鏡頭下的人性光影
藝術喚醒社會關懷
【邱國榮專題報導】《例外之地：台灣海峽之澎湖越南難民營》導演劉吉雄分享拍攝紀錄片過程中提到，當朋友問台灣有難民嗎？他一時不知如何回答。他認為，對許多台灣人來說，難民議題顯得遙遠而陌生。
劉吉雄曾在澎湖服兵役，這經歷讓他對難民庇護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和關注。然而，當他與一些台灣本島的朋友討論這個問題時，常常發現對方感到困惑甚至無所適從。他指出，這種對難民缺乏認識的現象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對於自身不熟悉的人、地、事物，要感覺到與自己有關，可能需要經過一個非常大的過程。」劉吉雄認為，這個過程對每個人來說都不盡相同，但建立連結性是必要的。
在製作《例外之地》時，劉吉雄面臨諸多挑戰，卻也獲得了豐富的收穫。他說，這部紀錄片的誕生，源於對歷史的深刻關注和對難民議題的強烈責任感，影片呈現許多越南難民的真實故事，不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當下社會應該關注和反思的議題。
劉吉雄以環保議題為例，指出有些社會問題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教育和文化演變，才能真正被廣泛接受和重視，「可能有些議題，真的需要經過二、三十年的時代變遷，才能夠讓社會大眾產生共鳴。」他強調，在這個過程中，歷史的記憶和連結至關重要。
座談會上，劉吉雄展示一個正在進行的動畫和虛擬實境（VR）項目，該項目改編自越南難民的故事。他解釋，這個項目的靈感來自於當時難民們自己創作的手繪動畫，這些動畫是他們記錄和表達自身經歷的一種方式。「我們希望透過動畫和VR技術，讓觀眾能夠更直觀地感受到這些歷史故事的力量。」劉吉雄表示，這個項目不僅是對歷史的重現，更希望能引發觀眾對難民議題的深刻思考。
劉吉雄還分享一個感人的越南難民故事。2016年底，他偶然在一份軍方資料中發現一幅畫，記錄一個越南難民家庭的故事。經過多方尋找，他最終找到了這個家庭的一名倖存者──當年的小女孩，現已是居住在比利時的中年婦女。「當你親身聆聽這些難民的故事，你會發現很多過去被忽略的真相和細節。」他說，這些真實的故事不僅是歷史的一部分，更是人們理解和關注當下難民議題的重要資源。
關於台灣的角色，劉吉雄談到了從反共意識到庇護制度的演變。他指出，台灣在1950年代韓戰之後發展出「反共意識」這一概念，用來形容那些逃離共產暴政、尋求自由的個人。這種政治宣傳在當時的國際政治背景下，對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然而，隨著時代變遷，這些故事逐漸被遺忘了。劉吉雄強調，現今的台灣需要重新審視這段歷史，以更全面地理解和應對難民問題。「很多對於歷史的認識，是需要在事後慢慢補課起來的。」
劉吉雄呼籲，台灣在面對全球難民問題時，需要有更高的敏感度和責任感。他強調，台灣社會應該更多地關注和支持難民議題，不僅是從政策層面，更應該在文化和教育層面上，培養對歷史和人道主義的深刻認識和共鳴。「希望透過我們的努力，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和關注這些被遺忘的故事。」
臨時外僑證困境多
成庇護路上絆腳石
【邱國榮專題報導】台灣至今未制定《難民法》，但這並不代表沒有難民尋求庇護。台權會難民議題專員賴彥蓉就此提出了看法，並揭示政府現行核發臨時外僑登記證的諸多挑戰。她指出，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台灣缺乏完善的難民保護機制。
由於缺乏《難民法》，尋求庇護者在台灣面臨諸多困境。這些人通常因旅行文件問題無法出國，卻又無法在台灣合法停留，陷入窘境，生活全靠民間團體的經濟支援，無法合法工作。2023年《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法時，民間團體曾希望加入難民保護條款，但移民署表示已有現行專案可以解決問題，即「臨時外僑登記證」專案。然而，這個專案的實施過程並不如預期順利。
賴彥蓉指出，2023年5、6月開始實施的臨時外僑登記證專案在執行過程中遇到諸多問題。一、缺乏協調與準備：移民署在實施專案時未與服務站充分溝通，導致服務站人員對專案一無所知，需數月後才由移民署發公文通知。二、面談人員缺乏訓練：面談人員未經過任何專業訓練，缺乏應對尋求庇護者的經驗。三、翻譯：服務站提供的翻譯人員缺乏人權和難民相關培訓，無法準確傳達尋求庇護者的權利和故事。四、身分：在審查期間，尋求庇護者沒有合法身分證明，如遇警方臨檢可能遭逮捕。五、跨部會審查：審查過程需要勞動部和教育部等不具備難民專業知識的單位參與，且審查會議難以定期舉行，導致個案需長時間等待。這些問題更加深了尋求庇護者的困境。
目前，國際局勢的變化也為台灣帶來了新的挑戰。緬甸政治局勢嚴峻，軍政府不斷空襲轟炸，各地人民軍與政府軍衝突不斷，迫使許多緬甸人逃離家園。由於歷史和地理因素，不少緬甸籍人士選擇來台灣尋求庇護。其中一些是因台灣的招生政策而來台學習，但因無法負擔高昂學費而陷入困境，加上緬甸政變，導致無法回國。這種情況突顯了台灣需要更完善的難民政策來應對國際局勢變化。
面對這些問題，賴彥蓉強調，現行專案存在諸多問題，亟需政府緊急改善。她呼籲政府不僅要完善臨時專案，還要建立更明確的法律體系，以保障尋求庇護者的基本權利。
經濟強國人權缺口
籲台灣擔國際責任
【邱國榮專題報導】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在座談會上分享了她對台灣庇護制度的觀察。她指出，儘管台灣在經濟和民主發展上取得顯著成就，但在難民法制的建立上仍然落後。她回顧，1970年代台灣曾接收約4000名越南難民，然而至今，政府仍未能通過完整的難民法案，導致許多尋求庇護者長期處於缺乏法律保障的困境。
邱伊翎表示，根據聯合國統計，目前全球有1億2000萬人被迫流離失所，相當於每69人中就有一人是難民或境內流離失所者。其中，70%以上難民被中低收入國家接收，而不是歐美國家。這些數據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在承擔全球難民庇護責任方面所面臨的巨大壓力。
邱伊翎進一步分析台灣在庇護制度方面的法律困境。台灣雖然已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內國法化，並接受定期的國家報告審查，但在《難民法》的立法上仍未有實質進展。
邱伊翎指出，在每次的國家報告審查中，國際專家都強調台灣應儘快通過《難民法》，並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她認為，台灣作為一個經濟發展且民主自由的地區，應該更有能力承擔這份國際責任。對於政府以社會共識不足和國家安全為由推遲立法，她強調，難民庇護是基本人權，而非可有可無的政策選擇。
近年來，在台尋求庇護的難民來源已趨多元，包括來自中國香港、藏人、烏克蘭、緬甸、土耳其、白俄羅斯等地區，以及烏干達的性別難民。邱伊翎指出，這些難民的背景和文化各異，反映出台灣難民個案已不再是單一國家與面孔。雖然台灣在2023年修訂《入出國及移民法》時，有人提議加入庇護條款，但最終未能實現。新修訂的《入出國及移民法》更側重於白領移工，並加重了對逃逸外勞的處罰，但對庇護議題卻缺乏明確規範。
根據現行法律，《就業服務法》第51條規定，獲准居留的難民享有工作權。然而，實際操作中，申請過程困難重重，誰能通過難民申請？如何申請？邱伊翎強調，移民署作為主要負責單位，應提供清晰的庇護申請機制，但目前除了專案申請外，並沒有其他明確途徑。
關於中國難民問題，邱伊翎點出，中國難民適用《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而非《難民法》，因此，即使《難民法》通過，也不會適用於中國人民。她舉例說明，已有中國難民滯留桃園機場超過百天，雖擁有聯合國難民署核發難民身分，但因在曼谷不安全而來到台灣。移民署還得向聯合國難民署確認，並協助尋找願意接納他們的國家，這種情況顯示出台灣在處理難民問題上的不足。港人專案則依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8條，但缺乏具體實施細則，使得港人在台的工作和就學權利無法得到保障。
邱伊翎提到澳洲政府難民政策的問題。澳洲只接受搭機來的難民，搭船來的則被收容在諾魯島，生活條件惡劣。曾有個案來台接受人道醫療協助，但治療結束後仍被送回諾魯島，導致該難民面臨極大壓力，甚至有自殺傾向。
邱伊翎特別強調台灣在全球人權保障中的角色，呼籲台灣應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難民議題，為全球人權保障貢獻力量。她認為，不論從歷史或現實角度看，台灣都需要完善的庇護制度。她指出，缺乏合法身分的難民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這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並非好事。例如，德國在接納難民問題上，有人擔心犯罪率上升，但實際上合法身分能幫助人們自力更生，減少犯罪風險。
邱伊翎表示，引進移工和難民可以補充勞動力，應對少子化問題。許多移工和新移民在台灣生活和工作，對台灣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她呼籲台灣社會要正視並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避而不談。
個案處理風險難控
盼系統化解決方案
【邱國榮專題報導】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林欣怡談到台灣在人權議題上的敏感度及其國際角色時指出，台灣人民深刻體會被壓迫和排擠的痛苦，因此更應該對其他遭遇相似境遇的人們伸出援手。
林欣怡強調制定《難民法》的迫切性。她表示，台灣應建立完善的法律機制處理難民問題，而非僅依靠個案處理。她認為，個案處理方式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可能會增加國家安全隱患，但若能通過《難民法》，卻可提供系統化解決方案，使相關問題在法律框架內得到妥善處理，減少對國家安全的擔憂。因此，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監督機制能使相關問題在法律框架內得到妥善處理，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回顧西藏議題的淵源，林欣怡提到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全球西藏人的抗議活動。當時台灣也舉行多項聲援西藏的行動，包括在自由廣場的音樂會和絕食抗議。她特別提及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發起人扎西慈仁（Tashi Tsering），他是一位積極參與自由西藏運動的藏人。2008年，扎西慈仁在日本抗議北京奧運聖火傳遞時被捕，這事件促使林欣怡更加關注西藏議題，並推動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的成立。
林欣怡指出，西藏自古就是獨立國家，擁有自己的護照、貨幣、軍隊和國旗。然而，1949 年中共軍隊入侵西藏後，局勢丕變。1959年3月10日起的西藏抗暴日是重要事件，藏人聚集布達拉宮前抗議中共軍方控制達賴喇嘛，最終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目前約有16萬藏人生活在海外，主要分布在印度、尼泊爾、美國、加拿大和歐洲。
自1999年起，數批藏人來台尋求庇護。1999和2009年，數百名藏人獲得台灣居留許可，但仍有部分藏人未取得合法身分，處境困難。林欣怡強調，台灣需要制定和通過完善的《難民法》，為這些藏人提供法律保障，讓他們能夠在台灣安心生活。她呼籲台灣政府和社會各界關注和支持《難民法》的立法工作。她相信，通過建立完善的法律和機制，台灣不僅能夠更好地保障難民的權益，還能夠提升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和地位。
在現代社會中，公民參與在政策制定和議題倡導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常常讓人感到困惑和無力。林欣怡分享了她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和經驗。她指出，理想中的社會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並能夠深入理解這些議題的來龍去脈。「我會覺得每一個議題，我都希望全台灣的民眾都可以跟我們一起討論，跟我們一起了解。」她說，這種理想的全民參與，能夠帶來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政策決策，確保每個人的聲音都能被聽到。
然而，林欣怡承認，在現實中，要達到這樣的全民參與極為困難，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時間、精力或興趣來參與這些討論。大多數人對許多公共議題保持中立或沒有意見，這使得理想中的全民參與變得不切實際。
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林欣怡提出了一個策略，聚焦那些對議題有熱情並願意深入了解的積極公民。「我不要去設想說我真的可以說服全台灣的民眾，但是我可以說服那些比較積極、比較願意理解的人。」她表示，這些積極公民可以成為推動議題的核心力量，藉由他們的努力，逐漸影響周圍的人，擴大影響力。
林欣怡坦言，倡導過程中常遇到困難和兩難。例如，公開難民故事可能危及當事人安全，在保護當事人的同時有效傳遞訊息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雖然理想的全民參與難以實現，但聚焦積極公民、發揮各自專長，並在兩難中尋求平衡，或許是推動社會的務實途徑。
本專題攝影／邱國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