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台南建城400年，本期特別企畫特別探討基督教來台灣的多元史觀議題，邀請讀者一同來反思。

台灣早期教會簡史與議題

四百年的恩典足跡

文圖◎林昌華（玉山神學院歷史神學副教授）

從1624年迄今，台灣教會已經歷400年的寒暑，這個占整個基督教歷史五分之一時間長度的台灣基督徒經驗，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記憶，蘊藏許多值得現今基督徒研究的信仰和神學議題。

例如早期荷蘭宣教師和台灣的四個族群或地區，包括西拉雅、華武壟（巴布薩族）、南部教區、北部的巴賽族之互動關係為何？基督教信仰如何改造族群的文化（特別是西拉雅族）而產生記憶和認同的過程？1662年荷蘭人離台後，基督教信仰的內涵是透過何種媒介傳承到19世紀，與基督教信仰再度接觸？以及17世紀的歷史經驗，對現今基督徒的意義是什麼？這都需要歷史研究者進一步分析資料來進行研究。

17世紀台灣教會史概述

1624年當荷蘭人進入台灣，就有神職人員隨行來台。第一位具有牧師身分的宣教師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牧師在1627年來台；兩年之後，建立改革宗教會輝煌成果的牧師尤羅伯（Rev. Robertus Junius）也來到台灣。後者以本色化的方法，讓台灣的原住民接受基督教信仰。除了信徒人數增加以外，這個在台灣的教會組織也在1643年正式成立「大員小會」。

這個組織成為了台灣和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以及荷蘭本土教會對話的窗口，同年尤羅伯也任滿歸國。接續尤羅伯的宣教師並不認同前任的傳教方法，也沒有體認到教會由歐洲到亞洲的時空環境轉變，執意讓台灣的原住民學習荷蘭人的思想，週日穿戴荷蘭人服飾、講荷蘭話等。此時期教會的發展是往北部的巴布薩族地區（現今雲林、彰化一帶）進行傳教事工，南部的工作卻因疫病和語言複雜的問題成效不彰。

1661年春天，鄭成功率領大軍進攻台灣，荷蘭守軍在經歷十個月的包圍後開城門投降。荷蘭改革宗教會的傳教工作至此告一段落，但是當地信徒並未忘記三十幾年的基督教信仰。雖然大量的漢人和華南文化移入，西拉雅人仍然保有其語言和書寫長達150年左右，而他們對自己的身分認同由「原住民」轉化為荷蘭人後代的「紅毛親戚」。

19世紀中葉，英國長老教會的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醫生來台傳教，讓那些遭到漢人壓迫的西拉雅族人回憶起祖先曾經接受的信仰，而擁抱基督教的信仰。

兩段式史觀vs整體教會史觀

荷蘭是在1624至1662年間統治台灣，西班牙是在1626至1642年間，統治淡水、基隆和宜蘭一帶，但隨著鄭成功占領台灣，荷蘭的勢力被驅逐以後，似乎他們在台灣所建設的一切也消逝無蹤。他們教化的成果如何，史上已有定論，但是檢視曾經存在、或者斷斷續續從西方旅行文獻中，有關平埔族人，特別是西拉雅人的報告書，可以推斷荷蘭人的影響經歷時代與環境的變遷，一直延續不絕。這種延續性展現在「新港文書」、平埔族人稱西方人為「紅毛親戚」，以及「阿立祖」崇拜等三個面向之上。

除此之外，台灣教會歷史向來分期都是採取兩段式觀點：17世紀的荷蘭改革宗教會為第一段歷史，19世紀的英國、加拿大長老教會為第二段歷史。當中的兩百餘年，是教會歷史斷裂的時期。儘管荷蘭改革宗教會曾有豐碩的宣教成果，但在荷蘭人離開之後，教會並沒有留存下來，因此17世紀的荷蘭改革宗宣教被定義為「失敗的宣教」（lost mission）。

儘管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台灣的宣教成績卓著，甚至甘為霖牧師曾在台灣的英國教會教士會上，提議與荷蘭改革宗教會合作，推動原住民的宣教事工，但是直到現在，兩段式的教會史觀仍然主宰著對台灣教會歷史的理解。

筆者提出「整體教會歷史」的觀點，主要目的是打破先前兩段式的台灣教會史觀。筆者認為，詮釋台灣教會歷史的發展，必須將1624年荷蘭改革宗教會來台迄今將近400年的時間，當作一個連續且完整的個體來看。這個主張基於三個理由：

1.從17到19世紀英國長老教會佈教初期，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都是西拉雅族，雖然後來漢人的信徒逐漸超過原住民族，而成為台灣教會的主體，但是原住民時期的歷史不能被忽視。

2.不論是17或19世紀，台灣的教會都是同樣歸屬於加爾文日內瓦宗教改革的信仰傳統，兩者在神學思想和教會組織方面都有其關連性，也同屬於16世紀以來，加爾文主義由歐洲文化圈向異教文化圈擴充的重要環節。

3.荷蘭人離台之後，那些西拉雅族的基督徒並沒有立刻遺棄基督教的信仰，他們在沒有傳道人的教育之下，仍然保留基督教信仰至少60年，羅馬字書寫能力約150年（最後一件新港文書是1818年），以及越來越強烈的荷蘭人認同，直到1859年《中英天津條約》，開放西方人前往台灣經商、居住和傳教。

 

台灣教會的第一次本土化

從1662到1865年，這203年的時間應該看成是台灣教會的「隱藏時期」，這是台灣教會的第一次本土化時期，遺留下的證據與成果就是普遍存在於台南、高雄地區的「阿立祖」崇拜現象。1865年馬雅各醫生來台灣佈道，受到漢人的排斥，但在西拉雅地區受到歡迎，如果不是17世紀的荷蘭改革宗教會所遺留下的信仰記憶，台灣的傳教史可能會被改寫。

由歷史的回顧可以看到，台灣接受加爾文主義洗禮已經歷400年的時間長度，這個漫長的歷史對現今台灣社會有什麼意義？上帝在台灣的作為不應被遺忘，前人的血淚能否為現代的基督徒帶來啟發，是21世紀台灣的基督徒必須去尋求解答的問題。

不可否認的殖民及生意

《台灣經濟四百年》
作者： 吳聰敏
出版社：春山出版

◎林佩蓉（台灣文學館副研究員）

在台南迎來建城400年的前一個月，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吳聰敏老師，完成了一本鉅著《台灣經濟四百年》。如該書之序所言，台灣經濟的歷史不只400年，但在1634年荷蘭人於大員（今台南安平）設立商館之後，才有較多的文字紀錄與統計。當代的我們，也才能從這些紀錄中了解長期經濟發展的過程。

一切紀錄調查，是為了殖民

所謂的文字紀錄之來源，有很大部分來自荷蘭東印度高級政府，必須定期就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活動提交報告，即是《東印度事務報告》，報告書中包括了台灣。後來的荷蘭史研究者程紹剛也重整翻譯出版了《荷蘭人在台灣》，即荷蘭在台灣的活動。文字紀錄的報告書中得見發展的歷程，從貿易到殖民統治，荷蘭與最早接觸到的平埔族，如何在衝突與結盟間各取所需。

生存需求與經濟是外來者與原居住者的共同需求，外來者以武力建立殖民統治，東印度公司以及後來的鄭氏王朝、清國、日本及國民政府都是如此。東印度公司雖然也帶入了盟約、契約簽訂的談判行動，但整體而言，武力仍是最主要的統治手段。從1634年商館設立到1686年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向巴達維亞總督提出評估，建議不可再占據台灣後，東印度公司的勢力才終於離開台灣。

不只是報告書的翻譯文獻，宣教師的紀錄也成為經濟400年的參考依據。以宣教師甘治士的《福爾摩沙簡報》為例，這是深入觀察西拉雅族文化的傳教歷程，而這份簡報交到東印度公司的手上，不會只是紀錄而已。根據吳聰敏教授所提出的荷蘭與原住民之間的衝突，簡報資料肯定也給予荷蘭掌握原住民生態、習性的資訊；傳教歷程紀錄的成果，成為帝國的統治資料，恐怕是當前我們在看待宣教史時不得不面臨的事實。

殖民地上的開墾與福音的傳遞，是槍砲與聖經之間的糾葛矛盾，也是上帝旨意與人類救贖的奧秘。

經濟貿易，在商言商，也是殖民

鄭氏王朝對於台灣的治理，雖然教材、媒體及大眾的認知都是在傳講鄭成功，但事實上，鄭成功在台灣的時間並不長。1661年4月，他率領軍隊從鹿耳門登陸台灣，設承天府（台南），同年8月在台江內海大敗荷蘭人。1662年1月攻破熱蘭遮城，同年2月9日，荷蘭大員長官揆一投降、離開台灣，半年後即過世。
鄭經成為治理台灣最久的「招降大將軍」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他穩定台灣的經貿版圖與島內的經濟生活，陳永華的輔佐亦是關鍵；1681年鄭經過世，兩年後台灣就被清國收編。他對外要面對中國、荷蘭，對內是百廢待舉的台灣。鄭經致荷蘭出海王書信的年代，是在鄭成功死後兩年內，書信背景也顯露了台灣在國際的情勢。

鄭經在失去金門、廈門諸島後，面臨著清荷聯軍進一步對銅山與台灣的威脅。面對荷蘭出海王波爾特（Baltasar Bort）的要求，鄭經小心謹慎應對。他一方面破除荷清的聯手，另一方面努力守住台灣。戰火連天如何談判？書信是唯一的媒介，根據鄭經回覆出海王的書信可推測，波爾特向鄭經提出至少三個要求：釋放俘虜、賠償損失、給予台灣土地。根據學者應鄭經來台前的時間與空間，這封「書信手稿」〈嗣封世子札致荷蘭出海王〉回應了波爾特前述的要求，推測為1664年1月6日從銅山寄出。

鄭經對於波爾特提出的無理要求，雖然不能直接答應，但「已往之事，不足以傷大德」，即使是金廈之戰，「思明百姓失亡雖多，而王之士兵損傷不少，俱非兩國之初意」。為了瓦解清荷聯盟，減輕壓力，鄭經不僅答應與荷蘭人通商，甚至不惜以重鎮南澳相許：「惟王念和好之德，通商之利，合力御虜，務使彼此有信可憑。盟約已定，即授王以南澳之地，悉還荷蘭之人。」

鄭王朝開啟台灣航海與經濟貿易的場域，從鄭成功到鄭經，他們對於外敵的手段，以談判為主；往返文書的信件，談論稅收、討論邊界，以及減少傷亡、守護彼此利益等。圍繞鄭成功到鄭經時期台灣的經濟命脈，也讓台灣成為海洋版圖上的重要角色。然而對於台灣本土的居民而言，鄭氏仍是外來的殖民者，一切為了做生意，在商言商終究是殖民的一種面向。

台灣一直要到1996年第一次總統直選後，才名正言順脫離被殖民的身分，不論先來後到或落地生根，只要願意在這島群生活、工作、終老的人們，都一起為台灣成就盼望的未來。荷蘭的占據、鄭氏的治理，各有企圖，使台灣成為他們要的台灣，因此我們不該記念。在台南市政府倡議台南400+的同時，更當重新梳理過往歷史、多視角思考，再來的時間方能與過去的400年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