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國榮專題報導】身心障礙者在台灣社會中長期面臨各種挑戰，即便政府幾十年來採取多項政策改善，卻依然難以達到真正的無障礙標準。10月6日，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與台灣弱勢病患權益促進會於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中心舉辦「2024障權會身心障礙議題論壇」，以「障礙者驕傲大遊行，台灣行不行？」為題，探討台灣身心障礙者的權益推動與社會參與，並聚焦障礙者在公共空間的可及性與過往抗議歷史，吸引眾多障礙者權益倡議者齊聚一堂。
「殘酷兒」創辦人黃智堅擔任論壇主持人分享其多年運動經驗，並回顧台灣第一屆障礙者遊行的歷程。他提及，2010年身心障礙者便因公共設施不友善而發起抗議，促成後續一系列政策變革，如今許多場所已增設無障礙設施。然而，障礙者的權益運動不僅限於設施改善，更涵蓋社會的包容與理解，這點仍需努力。
│障礙遊行大事紀│
【邱國榮專題報導】「2024障權會身心障礙議題論壇」回顧了早期障礙者權益運動歷史，從弱勢扶助到制度改革。障礙者權益在過去數十年中經歷了重大變革與遊行，從慈善性質的輔助措施到爭取制度化保障，而社會對於障礙者的認識也逐漸改變，從慈善施捨向制度保障轉變。
1980年《障礙者福利法》：1980年通過的《福利法》將身心障礙者視為社會弱勢，主要依賴救濟與輔助的方式進行扶助，包括發放生活津貼、輔具津貼等。然而，這些措施偏向慈善救濟，未能真正改變障礙者的社會處境。
1983年楓橋新村事件：台北市信義路上的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成立，然而部分社會人士將這些障礙者兒童視為「危險」或「有傳染性」，進而引發抗爭活動。這場抗爭持續一個月，最後演變成媒體高度關注的「楓橋新村事件」，揭示了社會對障礙者的偏見與恐懼。
1987年障礙者爭取捷運設施：在這次抗議運動中，障礙者成功爭取到在捷運系統內設置無障礙設施，保障他們的出行權利。這場運動與當年「一一九拉警報」事件相呼應，表達了障礙者對長期不合理政策的不滿，特別是政府在未預警的情況下，終止了持續30多年的愛國獎券發行。
1994年法制改革：歷經四年、20次抗議後，最終推動修訂《選舉罷免法》第32條，取消了民代的學歷限制，讓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得以參與政治。
2010年讀書會：2010年，一群身心障礙組織工作者、障礙者、家長及關心障礙者的朋友，開始每月定期舉辦讀書會，討論有關身心障礙的政策與生活經驗，並分享各自的生命故事。討論過程中，眾人發現，政府長期以來制定的身心障礙政策，主要依靠學者專家的建議，卻缺乏實際障礙者的意見，這導致許多政策和服務與實際生活脫節，無法真正解決障礙者的困境。
隨著討論的深入，該讀書會逐漸演變成一個非正式的行動聯盟，透過社群網路聽取障礙者所分享的生活困難，並每年設定行動目標。聯盟在每年11月舉行大型遊行，呼籲社會大眾及政府正視障礙者面臨的挑戰，藉此提升對障礙者處境的關注。
聯盟正式命名為「千障權益行動聯盟」，並以「下個百年，沒有障礙」為願景。自2012年起，聯盟每年針對不同議題發起倡議行動。
2012年「教育平權」：爭取為障礙學生提供更完善的支持服務，並要求校園無障礙設施，保障障礙者受教權。
2013年「資訊與文化平權」：強調電視缺乏即時字幕和手語翻譯，聽語障人士難以了解重要新聞，並提出解決各類障礙者參與文化活動的困難。
2014年「視而不見，要尊嚴」：訴求工作權與反歧視，尤其關注精神障礙者長期被邊緣化、工作權受不公平對待的問題。
2015年「投票無障礙」：呼籲改善選舉過程中的無障礙設施，讓全台的障礙者都能行使投票權，參與民主選舉。
然而，由於聯盟的非正式性質，與政府部門的溝通效率一直不理想。為了讓障礙者的需求能夠更有效地被政策制定者聽見，部分長期參與聯盟的障礙者與家長決定成立「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目標是培養障礙者為自己和社群發聲，並與政府、產業及學術界進行對話，推動更貼近障礙者生活的政策和服務。透過這樣的努力，促進社會更加友善，提升障礙者及其家庭的尊嚴，並推動社會的包容、關懷與同理心教育。
從被遺忘到被聽見
聾人爭取平權之路
【邱國榮專題報導】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理事長黃淑芬出席「2024障權會身心障礙議題論壇」，分享聾人在爭取社會公平和參與遊行運動中的挑戰與突破。她坦言，聾人參與社會運動面臨諸多困難，尤其在表達意見和訴求方面，因無法用聲音發聲，常在抗議行動中感到被忽視和被遺忘。
黃淑芬回憶，早年台灣的障礙者運動雖已有部分聾人參與，但聾人往往無法用手語清楚表達訴求，只能被動跟隨其他障礙群體行動，這讓她感到困惑，甚至質疑是否應該繼續參與。
2000年，黃淑芬參與美國聾人及聽障學校高立德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的一場倡議運動，該運動由聾人學生發起，最終促成學校改由聾人擔任校長。這次經歷讓黃淑芬深刻體會到，即使是聽障者，也能透過有力的集體行動改變不公平的現狀。
儘管國外有成功案例，回到台灣後，黃淑芬仍面臨如何激發台灣聾人社群參與熱情的挑戰。為了推動聾人群體參與2013年「千障聯盟大遊行」，她親自拜訪各地聾人團體，逐一說服眾人放下成見，凝聚力量。她不斷強調，若聾人不主動爭取，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資源分配便無法真正顧及聾人的需求。因此，她呼籲聾人社群團結一致，共同參與遊行，向政府表達訴求。在黃淑芬的積極奔走和號召下，最終有百名以上的聾人響應。
在籌備無障礙遊行的過程中，黃淑芬指出，各種障礙者的需求迥異，因此需要精心設計和周詳安排，才能確保所有人都能公平參與。對聾人而言，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遊行中進行有效的溝通和訊息傳遞。以往在靜態活動中，聾人只需專注於手語翻譯員即可，但在遊行這種移動的環境中，此方式並不適用。
因此，黃淑芬和籌備團隊設計了前導車，讓手譯員站在車上，確保後方參與者也能清楚看到手譯員的動作。此外，他們還製作了大量的標語、海報，並請志工協助製作視覺輔具，如高舉的指示牌和手搖鈴，用震動和視覺提示聾人跟上遊行。
黃淑芬也強調安全的重要性，籌備團隊詳細討論了輪椅使用者的路線規劃、斜坡設置等，確保遊行路線真正做到「無障礙」。遊行不僅是一個聲援活動，更是一個對無障礙環境設施的實踐檢驗，也表達對無障礙設施、手語翻譯資源及社會公平的強烈訴求。
黃淑芬表示，當她看到各地聾人團結一致、自發合作，甚至在遊行過程中相互幫助時，感到無比欣慰。原本擔心遊行隊伍會因後方參與者無法清楚看到手語而失去聯繫，但實際上，眾人合作，成功將訊息傳遞到隊伍後方。這種自發的團結，讓她感受到台灣聾人社群真正開始凝聚，並逐漸形成一股強大力量。過去南部的聾人團體對於北部的活動總抱有一些距離感，但活動後，南部的團體反而主動尋求與北部合作，是一個非常正面的進展，也為未來更多跨區域合作打開了大門。
除了遊行本身，黃淑芬也談到障礙者在資訊平權上的爭取。她提到，許多公共場合，尤其是媒體資訊的無障礙性，對聾人來說依然是一大挑戰。例如，電視節目和新聞播放時，缺乏足夠的手語翻譯或字幕服務，許多聾人無法及時獲取重要資訊。她回憶，曾有一次聾人團體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前抗議，要求提供更完善的無障礙資訊服務，並用道具製作了一台「無聲電視」，象徵聾人在面對主流媒體時的無奈。
經過多年努力，台灣終於在2017年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將台灣手語列入國家語言之一，標誌著聾人群體的長期抗爭終於獲得部分回應。黃淑芬強調，這是歷史性的一步，但距離真正的資訊平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政府如何在政策執行上落實更多的手語翻譯服務和預算。
從被拒載到站出來
輪椅族為公平發聲
【邱國榮專題報導】手天使障礙者性權遊行召集人之一黃雅雯出席「2024障權會身心障礙議題論壇」，分享自身參與障礙者遊行的經驗與感受。她憶起最初參與遊行時，曾擔心只有寥寥數人響應，然而，許多陌生人的支持讓她深受鼓舞，體認到社會運動的潛力與影響力。
對於黃雅雯來說，參與遊行不僅是個人生命中的重大轉變，更是為障礙者權益發聲的契機。她強調，障礙者參與遊行的意義，不僅是要求社會關注其需求，更多的是為了享受一種獨特的「自由」。例如，她形容在台北市的主要道路上行走，不用擔心交通，彷彿自己成為「女王」，這是一種日常生活中難以體驗的特殊尊嚴與驕傲。
黃雅雯提到作為障礙者在公共交通中遇到的困境，例如當她坐輪椅搭乘公車時，司機常因為嫌麻煩而拒載，這樣的經驗並非特例，而是許多障礙者的共同困擾。當被拒載時，許多障礙者往往陷入自我檢討，從懷疑「自己是否太不幸」，到開始怨恨「為何司機不尊重我」，再到最終的放棄與絕望，甚至有人因此決定「這輩子再也不搭公車了」。她說，這種心理歷程反映出障礙者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社會排斥與冷漠。
黃雅雯在分享中提到，每個障礙者對這種情境的反應不盡相同。例如，行無礙聯盟秘書長許朝富熱愛搭公車，並樂於與司機或乘客交流，即使遇到拒載也毫不氣餒，反而會上前理性溝通。黃雅雯自己則選擇避免搭公車，以免遭遇他人的「白眼」。她表示，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顯示了障礙者在面對社會偏見時的多樣反應，但也反映出相似的無奈與疲憊。
黃雅雯還提到一些障礙者在街頭運動中面臨的具體挑戰。她提到，當障礙者走上街頭時，常常會有人質疑：「你們明明已經不方便了，為什麼還要上街遊行？」這種質疑突顯了社會對障礙者的誤解與低估。黃雅雯認為，遊行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方式，對於障礙者來說是一種重新占據公共空間的方式，讓他們有機會在平常無法到達的地方發聲，這是對現行社會秩序的一種挑戰與抗議。她形容，當障礙者遊行走上台北的主要道路時，汽車讓道、人群避開，這是一種日常生活中無法體會的「掌控感」，是一種讓障礙者能夠在社會中重新找到自己位置的途徑。
然而，障礙者權益運動在台灣仍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社會對障礙者的需求缺乏理解，公眾對他們的抗爭往往感到冷漠或不以為然。另一方面，障礙者的行為也常常受到道德審判。例如，黃雅雯在論壇中提到，她曾因搭公車遭拒載而在社群媒體上發文，隨即引發了激烈討論，有人指責公車司機不應該拒載，也有人批評黃雅雯「過度反應」，甚至認為障礙者自己應該更理解司機的困難。
這種「公審」現象，在障礙者權益運動中屢見不鮮。黃雅雯指出，障礙者爭取權益時，常被指責「不自愛」或「不知感恩」，認為應滿足於現有資源，不應要求更多。這些言論反映出障礙者在追求公平時，承受著更多道德壓力，也增加抗爭的難度。
黃雅雯提到，障礙者權益運動需要年輕一代的障礙者參與和接棒，並呼籲新世代的障礙者能夠勇敢發聲，繼續為自己的權益奮鬥。她強調，障礙者運動的成功，有賴更多人的參與和支持，無論是障礙者本身，還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需要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實現一個包容的社會。
從助個案到設制度
障礙者盼無礙生活
【邱國榮專題報導】行無礙聯盟秘書長許朝富在「2024障權會身心障礙議題論壇」中指出，台灣無障礙政策雖行之有年，卻多以「慈善模式」為基礎，著重補貼與福利，而非系統性解決問題。他以公共交通為例，儘管提供身障者免費搭乘，但無障礙車輛數量不足，導致資源閒置，無法真正滿足身障者的需求，突顯政策的局限性。
許朝富指出，台灣在1980年代開始重視障礙者權益，但早期的政策更多集中在提供經濟補助，而非全面解決無障礙設施不足的問題。當時障礙者社群經歷了數次大規模抗議，迫使政府開始關注並投入資源改善無障礙設施。然而，時至今日，仍有不少基礎設施未能完全符合障礙者的需求，尤其是在公車、捷運等公共交通系統上，無障礙車輛的普及度遠遠不夠。
許朝富回顧了1980年代幾次影響深遠的抗議活動，特別是當時針對台北捷運無障礙設施的抗爭。當年，許多障礙者透過抗議行動，要求政府在公共交通系統中設置無障礙設施，這些抗爭最終促使政府改進了相關政策，並設立了法律框架以確保無障礙設施的建設。
然而，許朝富指出，這些早期運動的成果雖然顯著，但隨著時間推移，許多政策的執行力度逐漸減弱。至今，部分設施仍然缺乏足夠的維護與更新，導致許多障礙者依然面臨無法便利使用公共設施的困境。他強調，儘管過去的抗爭取得了一定勝利，現在依然需要更多的運動和倡議，推動政府持續改善障礙者的生活環境。
許朝富指出，目前台灣的公共交通、教育系統及公共設施中的無障礙設計，遠未達到理想標準。許多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仍然難以順利出行，特別是在需要使用無障礙公車、搭乘捷運或進入公共建築時，面臨許多不便。
無障礙設施的缺乏不僅阻礙了障礙者的出行自由，還進一步限制了他們的社會參與，特別是在教育與就業領域。許朝富說明，無障礙設施的缺失使得許多障礙者無法獲得與健全者同等的學習和工作機會。這一問題不僅影響障礙者個人的生活品質，也使得社會整體包容性不足，限制了多元社會的發展。
許朝富還深入探討了如何利用現代科技和社群媒體來推動障礙者運動。他指出，社群媒體的使用改變了障礙者運動的傳統形式，賦予障礙者更多的發聲管道，使他們能夠更快、更有效地傳遞需求，並與政府或政策制定者直接溝通。這種數位化的倡議模式，不僅提升了運動的能見度，也讓更多人有機會理解障礙者的處境與需求。
除了政策和設施的改善，許朝富認為，改變社會對障礙者的態度同樣重要。許多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常面臨社會對其能力的質疑與刻板印象，這些偏見進一步限制了他們的社會參與。他強調，教育和社會意識的提升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學校、社區和公共領域中，應該強化對障礙者議題的了解，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歧視性態度。
「障礙者驕傲大遊行，台灣行不行？」的成功舉辦，許朝富認為這標誌著台灣障礙者權益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儘管過去幾十年來台灣在無障礙政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距離真正的公平和包容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未來的挑戰不僅限於基礎設施的改善，還涉及社會觀念的轉變。
本專題攝影／邱國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