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國榮台北報導】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11月17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辦「真人圖書館」活動，邀請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蘇瑤崇以「歷史的虛構與錯誤記憶：談高雄學生軍與雄中自衛隊」為題，深入探討高雄地區學生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與歷史爭議。蘇教授指出，「高雄學生軍」是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虛構的故事，而「雄中自衛隊」則屬於口述歷史中典型的錯誤記憶，呼籲社會正視此類歷史現象對真相的影響。
蘇瑤崇強調，歷史虛構與錯誤記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他指出，所謂「高雄學生軍」是彭孟緝為掩蓋其在高雄的軍事鎮壓行為而捏造的藉口，目的在指控地方學生武裝對抗國軍，實則完全沒有事實依據。這一虛構故事反而成為「雄中自衛隊」錯誤記憶的根源。許多當事人或後人透過口述歷史提到雄中自衛隊的存在，然而檔案與文獻資料中並無確切證據支持這一說法。
他以高雄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特定情境為例，分析錯誤記憶如何形成。蘇瑤崇說明，高雄市採用市民代表大會的形式維持治安，而非像其他縣市成立事件處理委員會；然而彭孟緝卻以「市長組織學生軍對抗國軍」為由，發動軍事行動鎮壓市政府，並殺害多名市民代表。這種虛構說法被某些口述歷史錯誤接受，包括1993 年行政院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導致後人誤以為「雄中自衛隊」曾經存在，甚至以此補充「學生軍」的故事。
蘇瑤崇提到，他在研究過程中訪談了多位當事人，並對比相關檔案資料，發現口述記憶與歷史文獻之間充滿矛盾。例如，有口述記錄提到雄中自衛隊保護許多外省人免於受害，甚至提供食物；但檔案顯示外省人當時多被集中在高雄要塞，僅有六名外省教師被保護在校園。蘇教授形容這種現象為「羅生門現象」，即不同當事人對同一事件的敘述互相矛盾，難以確認事實。
此外，檔案中記載的事實與當事人記憶也存在重大差異。例如，一些受訪者提到的事件時間和地點在檔案中找不到對應的記錄；蘇教授舉例，雄中校友顏再策被認為在衝突中英勇犧牲，但實際的檔案資料顯示，他死於火車站的軍隊襲擊，與所謂「雄中自衛隊的戰鬥」毫無關聯。這些矛盾凸顯了歷史研究中必須謹慎處理口述與文獻的差異。
在演講中，蘇瑤崇多次強調歷史研究的複雜性。他指出，口述歷史與文獻資料都有其限制，無論是當事人的記憶偏差，還是檔案記錄中的錯漏，都可能導致對事件的誤解。他坦承，歷史研究者本身也可能因個人認知局限而出現偏誤，正因如此，歷史學的核心在於不斷懷疑與驗證，藉由多方資料的對比和邏輯推演來尋求最接近事實的結論。
蘇瑤崇特別提到，當前台灣的轉型正義工作雖然邁出重要一步，但在歷史定位的框架上仍有值得改進之處。例如，政府的相關報告將1945年8月15日定為轉型正義的起點，但蘇瑤崇認為，1945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接管台灣才是更合適的時點。他指出，轉型正義針對的是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期間的作為；8月15日當時仍屬日本總督府管轄，以此為起點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在活動的問答環節，一名雄中自衛隊後代提出疑問，若雄中自衛隊不存在，為何政府頒發平反證書以恢復其父親的名譽？蘇瑤崇解釋，平反的依據主要是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的通緝名單，而非直接證明雄中自衛隊的存在。檔案顯示，高雄確有部分學生遭到通緝，但並未提及雄中自衛隊的具體行動；這一回答引發現場的深入討論。
蘇瑤崇最後表示，隨著更多歷史資料的公開與整理，台灣歷史研究正邁向更高階段，唯有超越過去對虛構與錯誤記憶的局限性，學術研究才能持續進步。他強調，歷史研究不僅是事實的考證，也是對邏輯與真相的探索。唯有精確、謹慎地處理每一個細節，才能避免歷史被扭曲或簡化，進一步促進社會對歷史的反思與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