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走廊】放大檢視後的疑惑

紀錄片《靠近維梅爾》

◎荊墨

提起17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畫家維梅爾(Vermeer,1632~1675年),今人可能直接想到《戴珍珠耳環的少女》(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倒牛奶的女僕》(The Milkmaid)等傳世名作。但相較於同時期的林布蘭(Rembrandt,1606~1669年)留下上百幅自畫像,讓後人得以一睹畫家各個時期的面貌,維梅爾不僅沒有留下文獻,可能也沒有留下任何自畫像供人緬懷。

維梅爾稱不上是多產的畫家,迄今為止,流傳於世的畫作僅有30餘幅確定出自他手。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2023年2月10日至6月4日舉行的特展《維梅爾》,展出了其中28幅畫作,是有史以來最盛大的維梅爾作品展。而2023年首映的紀錄片《靠近維梅爾》(Close to Vermeer),則記錄了《維梅爾》這個展覽幕後的點點滴滴,譬如策展團隊對維梅爾畫作與展覽呈現方式的想法,以及對畫作真偽的考證,當然,解析維梅爾經典之作的特點及技法亦是不可少的環節。

紀錄片的鏡頭環繞著策展人葛瑞格‧韋伯(Gregor JM Weber)、策展人彼特‧烏洛夫斯(Pieter Roelofs)、美國畫家強納生‧詹森(Jonathan Janson)、繪畫修復師安娜‧柯瑞科勒(Anna Krekeler)、繪畫修復師艾比‧凡迪維爾(Abbie Vandivere)等人,揭露他們如何一步步「靠近維梅爾」。

鉅細靡遺觀看經典

根據《靠近維梅爾》的介紹,維梅爾的畫作多數聚焦在房間一隅,營造日常生活的氛圍。他經常以女性為創作主體,且不拘地位尊卑,這點吸引後世的女性主義者研究。他擅長光影表現,習慣以綠色等冷色系呈現陰影。此外,他似乎沒有用草稿構圖,而是直接作畫,並以點畫法呈現細節與光影。之所以沒有草稿、運用點畫法,可能是因為他用暗箱作為輔助工具。這種可視為照相機前身的光學儀器,可將影像投影在螢幕上,協助維梅爾畫出獨特的光影與質感。為此,策展團隊也嘗試使用暗箱,重現當年維梅爾所見影像。

除了使用傳統工具回溯維梅爾的繪畫方法,影片還記錄了策展團隊運用現代設備分析維梅爾畫作的過程。透過高倍率顯微鏡,柯瑞科勒被《小街》(The Little Street)的細膩吸引,紅磚牆即使在鏡頭下放大數倍,看起來仍不會感到粗糙,有若把實物留在畫布,讓人難以想像。同樣教人驚嘆的還有《台夫特風景》(View of Delft),畫作即使在鏡頭下放大數倍,維梅爾故鄉的風情依舊靜謐地展現在人們眼前,栩栩如生。

策展團隊也嘗試使用儀器檢視一幅畫作的作畫順序,如《坐在維金納琴前的年輕女子》(A Young Woman Seated at the Virginals),女子的黃色披肩應為最後描繪的物件。而根據儀器檢驗的結果,《中止奏樂的女孩》(Girl Interrupted at Her Music)中,窗邊的鳥籠並非出自維梅爾的手筆,而是後人添加。至於何人所為、目的為何?就不得而知了。

策展過程中,韋伯期許策展團隊運用各樣的方法增加對維梅爾乃至其畫作的認識,使展覽不單陳列經典之作,也使人們能夠藉著展覽改變既有觀點,增進對經典之作的理解。

重返祖國一波三折

透過《靠近維梅爾》的視角,我們亦看見集結分散各地的畫作不易,與收藏者斡旋是大工程。韋伯與烏洛夫斯走訪美國、德國,力促收藏的個人或美術館讓維梅爾的畫作回到他的國家展出。收藏《坐在維金納琴前的年輕女子》的企業家欣然允諾,並且侃侃而談當年取得畫作時的激動。有些美術館則認為維梅爾的畫作是該館的「朝聖之作」,人們造訪的目的就是來欣賞這些畫作,如果要出借,必須用交換的方式。

此外,有些畫作當初被捐贈給美術館時,捐贈者的條件是畫作不能離開該美術館;有些畫作則因為本身已有損毀,不適合搬動;還有些美術館表示維梅爾的畫作是重要館藏,語氣溫和但立場堅定地拒絕了。

風格不一真假存疑

根據《靠近維梅爾》的紀錄,策展團隊鑑別維梅爾的畫作時,發現有兩幅畫作可能不是出於維梅爾之手。其中一幅是《坐在維金納琴前的年輕女子》,策展的團隊發現這幅畫作的構圖,與《坐在維金納琴前的女士》(Lady Seated at a Virginal)如出一轍,女子的捲髮也與《鑲邊工》(The Lacemaker)幾乎相同。韋伯等人認為,維梅爾不太可能創作構圖、內容相同的作品,加上披肩的筆觸和其他作品有異,因此他們懷疑這幅畫作不是維梅爾的畫作。他們認為,就算是他人所繪,也必然是熟悉維梅爾的人,只是目前佐證資料缺乏,使得這個假說現階段難以證實。

另一幅畫作《持長笛的女孩》(Girl with a Flute)也引起研究者的爭論。有研究者認為,這幅作品用了太多綠色當作陰影,感覺甚是粗糙,因而質疑這幅作品不是維梅爾的創作。本身是畫家的詹森對這論點持保留態度,他認為若要依這個原則判斷,那麼《戴紅帽的女孩》(Girl with a Red Hat)也有同樣的特點。最後,策展團隊決議仍展出畫作,但在畫作說明並列兩個互斥的論點。

韋伯承認,面對這些爭議,他有科學研究者和藝術愛好者兩個身分的衝突。會不會這些引發爭議的點,是因為維梅爾想要嘗試新的技法,或者他無法維持之前的創作水平?韋伯的結論和策展團隊其他人相同,缺乏文獻的支持,難有確實的答案。

研究歷史,因著新挖掘出來的史料推翻之前的看法,並非少見。古與今,在影片中有了交會;真與假,引發今人爭辯。慶幸的是,無論那些畫作是否為維梅爾真跡,皆無關乎真理。真理即真實,關於上帝,人需要具備的所有認知已盡數記載在聖經,毋須增添、不可減少,而且無謬無誤、亙古常新。


本文配圖為紀錄片《靠近維梅爾》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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