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國榮台北報導】國家人權博物館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攜手合作「台灣白色恐怖歷史概覽編纂計畫」，於1月9、10日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會議室舉行「2025白色恐怖歷史工作坊」，9日舉行座談會，10日進行論文發表，邀請政治受難者、家屬及學者專家共同探討，分享經驗與研究成果，呈現計畫的階段性進展。
中研院台史所所長鍾淑敏致詞時表示，編纂白色恐怖歷史的相關辭條，目的在呈現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的相關知識，以便成為社會大眾認識台灣白色恐怖的基礎知識來源，進而作為推動轉型正義的基礎工作之一。歷年所完成的辭條，大多已被放入人權館的「人權記憶庫」，公開給民眾參考利用。9日上午第一場政治案件受害者的生命故事，邀請美麗島事件後因藏匿施明德而入獄的許晴富，和1991年獨台會案的林銀福分享；第二場政治案件受害者家屬分享，邀請到《番薯仔哀歌》作者蔡德本的兒女，及軍法官顧樸先的女兒顧珮箴前來。
9日下午的座談會主題則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遭監控的經驗」，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主委王昭文主持，邀請前玉山神學院副院長陳南州牧師、人權及社會工作者林美瑢、長老教會總會研發中心主任黃哲彥牧師等三位講者分享各自經歷。
王昭文在主持中指出，長老教會之所以成為國民黨政府在白色恐怖時期的監控目標，主要原因包括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國際聯繫。原本是由英國傳教士引入台灣，並逐步建立起具有民主議會制特徵的教會治理結構。與此同時，長老教會長期以來與台灣在地社會密切結合，其信徒多為1949年以前即居住在台灣的本地居民，這種根植本土的特性使其對台灣認同尤為強烈。
王昭文表示，長老教會自加入普世教協以來，因該組織包含東歐國家的教會成員，而遭國民黨政府視為「親共」傾向的組織而產生不信任感。這種國際聯繫原本有助於提升臺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但在反共氣氛高漲的年代，反而成為政府打壓的藉口。她進一步指出，1970年代後，長老教會陸續發表多項重要宣言，強調民主化與台灣本土化的價值觀。例如1977年的《人權宣言》呼籲台灣成為一個新的獨立國家，這一立場被當時的國民黨政權視為嚴重威脅，導致政府將教會列為政治監控的重點對象。王昭文特別提及，已故的高俊明牧師在白色恐怖時期擔任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因積極推動相關議題而成為政府的針對目標。
陳南州分享時則表示，他第一次明確感受到監控，是在1971年底，長老教會發表《國是聲明》後不久。這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1971年12月29日發表的重要文件，強調台灣的前途應由台灣人民自決，並提出國會全面改選等訴求。當時陳為台南神學院與中興大學研究所的學生，經常往返台中與台南。一天，他在家中發現一名警察上門，詢問他為何回到台南，甚至提到台中外事警察局要求掌握他的行蹤。陳南州據此推測，可能與他在台中大專學生中心及該中心當時在美國新聞處舉辦聖誕節畫展有關。該畫展中，他以拼貼報紙手法表達對戰爭與社會的反思，或因此引起注意。
陳南州表示，在完成神學院學業後，他被派至玉山神學院擔任教師。然而，他發現有警察以借閱存在主義書籍為由定期拜訪他，並詢問教會的社會關懷工作。他也得知，部分學生為換取生活補助，向國民黨政權報告學校活動、進行監控。他指出，這些監控行為多與長老教會推動社會關懷與人權議題有關。他透露，在他的政治檔案中包含曾經監控他的線民的名字。然而，他也表示，截至目前，並未向外界透露這些線民的身份。
陳南州提到，1979年他在長老教會總會擔任青年幹事，負責全台的青年與大專學生工作。然而，同年發生的美麗島事件，讓監控情形更加升級。他提到，經常有警察明目張膽地坐在時任總幹事高俊明牧師的辦公室內。總會事務所內的電話遭到竊聽，許多內部會議內容被外界掌握。
他回憶一個案例，某次參與一場討論，會議室內有高俊明，其中談到有誰可以將一條藥膏交給施明德；後來這段談話竟出現在審判紀錄中，進一步證實總會內部裝有竊聽設備。他也舉例，自己在文化長青團契演講時，也曾有警察闖入會場，要求主辦方補辦流動戶口登記，並透露早已掌握陳南州演講地點。他分析，這與總會事務所的電話遭監聽有密切關係。
林美瑢則表示，她出生於1951年，父親為台鐵火車司機，家庭生活簡樸卻不平凡。由於鄰居是與白色恐怖相關的鐵路局政治犯，她從小便對國家高壓政策有切身感受，甚至認識因政治原因流亡的彭明敏家族。林美瑢表示，「白色恐怖的陰影不只是新聞，對我們家來說是生活的日常。」
林美瑢也提到，自己進入台灣長老教會總會事務所後，擔任主日學教材編輯，這也成為她首度被國民黨政府監控的起點。她指出，她的政治檔案超過70件，詳細記錄工作內容及家人戶籍資料，這讓她感到內疚與痛心。她指出，1985年至1991年間，她投入長老教會的海員／漁民服務中心，關注台灣漁民的權益，將相關報告帶到韓國、日本等地的國際會議，揭露漁民在海外被扣押的問題，引起普世教協的關注。這段經歷使她見證亞洲各地社會問題，也深刻影響她的信仰與人生觀。
林美瑢也提到，關於她的政治檔案充滿錯誤與誤解，例如被記錄為台灣建國學院、加拿大草根社區組織者訓練班（Canadian Urban Training Project for Christian Services，簡稱CUT）的「榮譽幹部」或「秘書」，但她從未參與過這些組織。更令人心寒的是，連病情、禮物購買記錄等瑣碎細節，也被寫入檔案。儘管面臨長期的政治監視，她卻表示，信仰始終是她堅守的力量，「教會的支持讓我在壓力下找到平安，也讓我更有勇氣去面對不公。」
黃哲彥分享被監控經驗時表示，他自小便接觸到父親帶回家的黨外雜誌，如《美麗島》雜誌。這些刊物塑造了他對政治與社會的早熟認知。他回憶起1971年在台東的教會禮拜中，教會被警察包圍的震撼場景。1984年，黃哲彥考入台南神學院，但因其背景而被憲兵單位接觸，試圖吸收他成為情報線人。他提到，當時對方以優渥的金錢條件誘惑他，但他沒有接受。這段經歷帶給他不小的壓力，甚至曾尋求校方牧師黃伯和的建議，以應對這種特殊情境。
黃哲彥還展示當時警總留下的監控檔案，詳細記錄他與其他神學生參與讀書會的活動。這些檔案顯示，政府對教會與學術界的讀書會抱持高度戒備，甚至將部分學生與教會人士列為重點監控對象。他也分享1985年他19歲生日當天收到的「特殊禮物」，一份以他為名的監控檔案：「黃哲彥案」，記錄他當年在鹽水教會講道後的相關情況。他強調，這些經歷不僅揭露了戒嚴時期的社會現實，也彰顯宗教信仰與良心堅持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