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專題劇照取自《聽海湧》臉書粉絲專頁


【林婉婷採訪報導】日前立法院審查2025年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國國民黨立委陳玉珍曾以包含「不願謙卑面對《聽海湧》竄改歷史、毀人名節的嚴重爭議」等理由,提案全數刪除文化部編列對「公共電視文化事業」捐助經費新台幣23億元預算,引發影視界反彈。後經國民黨黨團協商結果,改為刪減1%、即2300萬元。而1月21日三讀通過的版本為刪減2300萬元,並凍結25%(約5.7億元)。

除個人提案預算全刪,後續陳玉珍在文化發展補助相關討論的社群媒體貼文下回覆「丟掉那隻要飯的碗」等言論,亦引起影視工作者不滿。本報專訪《聽海湧》導演孫介珩,請他分享歷史劇在研究與取材上的審慎考量,以及創作過程中對公視價值的深刻體悟。此外,他也針對近期「文化如何發展」的種種討論,提出自身的觀點與見解。

(攝影/林婉婷)

歷史研究與影像創作的交會

曾就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後又前往紐約電影學院進修電影製作學程的孫介珩,曾想過以研究助理為業、最終卻走上導演之路,不變的是對「歷史」的喜愛與熱情。

1985年出生的孫介珩表示,自己是教育改革第一代學生,學校課本終於收錄台灣歷史,而自己本身也喜歡聽故事、對歷史感興趣,並深信既然生活在台灣,所接觸的、所學習的,不論是歷史或地理,都應該要是跟自己所身處的土地習習相關。另外在國高中時期,他也開始拿家裡的DV隨手拍攝,甚至到大學也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拍攝、製作影片。

在進入研究所前的夏天,孫介珩於澎湖縣望安鄉參與綠蠵龜保育工作,對海洋、環境政策的關心延續到研究所期間、亦發表相關論文。但放不下對影像創作的夢想,於是又到紐約電影學院進修,在那時確立「影視」是自己願意投入一生的志業。而後透過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創人才回流計畫」正式進駐高雄市、成立「看不見電影工作室」,至今已有九年。

歷史戲劇取材與創作的原則

事實上在陳玉珍引發的相關討論之前,就有人針對《聽海湧》的「史觀」提出異議。一齣取材真實歷史、虛構人物與情節的歷史劇中,創作者採納、取捨與最終選擇的呈現方式究竟經過哪些考量?孫介珩說明,「閱讀大量史料」是最基礎的功課,重點在於從中找出「歷史事實」,包含:在日本殖民時期,有許多台灣人被徵召為日本軍隊的士兵;有許多日本律師參與戰後辯護;有澳洲檢察官調查台籍日本兵的罪行;戰爭期間有盟軍的外交人員和家屬被關在戰俘營但獲得台灣兵接濟。

在這些歷史事實以外的,就是「虛構創作」領域;如何設計與呈現,則需回歸「創作初衷」。《聽海湧》一大重點是台籍日本兵(台籍戰俘監視員)的處境和認同掙扎;孫介珩強調,雖然戲劇裡,不同角色有各自的背景與際遇,但歷史資料裡都可以看見台籍日本兵許多「普遍性」的經歷,這其中有人性的光輝,例如拿食物幫助俘虜,但也有殘忍的選擇,例如槍殺戰俘。

孫介珩坦言,觀眾或許會因為自己的喜好而認為一齣歷史劇是「取材」還是「竄改」。但對創作者來說,「差異其實很明確。」因為「改編真實人物故事」需要經過嚴謹的流程,包含取得授權、同意,針對該人物從事多方、多面調查。而《聽海湧》是取材真實歷史、不是改編某位人物,角色都是虛構的,在歷史上找不到同名同姓、背景與經歷符合的真實人物。

孫介珩也補充,《聽海湧》不是單一著作的改編,創作團隊拜訪多位相關學者,也感謝他們努力研究、保存二戰台籍日本兵的故事。「這是一群人集體研究成果,不應該被視為單一成果。」他也強調,每次的拜訪都是懷抱滿心的感謝,而不是其他意圖。

孫介珩點出,台灣的歷史並不是線性、單一的,而是經歷多元移民、多次殖民,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史觀」;但他盼望透過虛構角色與其際遇,讓觀眾看見、想起某些人物或事件,引發好奇後去調查史實,從而對這段過去有更多、更深的認識,「這才是歷史劇的理想狀態,透過虛構進入真實。」

然現實卻是部分觀眾因為戲劇內容不符合他們所認為的歷史,而進一步質疑創作團隊的取材和詮釋。孫介珩認為這也反映出台灣目前對於「認同」仍然沒有共識,也無法接受多元;他坦言,看見這個現象讓他感到驚訝與遺憾。

共創讓世界認識台灣的作品

談到《聽海湧》入選公視迷你劇集徵案的過程,孫介珩表示,期間經歷內部審查和外部審查,評審們皆為業界前輩,對於歷史劇題材的拍攝成本高昂、成果品質難以掌控,都十分清楚。再加上自己沒有長片作品,帶領的團隊也算是新手,因此評審們都審慎評估。然而,這也證明評審制度的公平性,因為他們願意給予機會,而非如部分網友所言,是「靠關係」或「補助只給特定團隊與主題」。

孫介珩回顧,由於《聽海湧》拍攝期間遇到疫情三級警戒,必然無法依合約如期完成拍攝,公視提醒創作團隊先「解約」以免違約,「身為新手團隊,我們當時確實很挫折。」

沒想到疫情趨緩後,公視主動表達希望重新簽約;當時,公視節目部經理於蓓華更表示,不希望創作團隊忙著找投資,最終受限投資方意見而不得不修改劇本,也強調支持這類型與台灣歷史相關的作品是公視的任務,也只有公視可以做到,理當與創作團隊攜手同行。

孫介珩坦言,自己過去並沒有特別意識到公視存在的價值,但親身經歷這些事,他深深感受到擁有「公共電視」對一個國家而言是多麽難能可貴。他也相信公視所傳遞的資訊是足夠多元的,以影視作品來說,除了《聽海湧》,還有《一把青》《斯卡羅》《天橋上的魔術師》和《茶金》。這些作品的主題涵蓋不同時間、族群和語言,這就是多元的體現。

孫介珩分享與公視的合作感受,「公視會關心拍攝進度,但不會干涉內容,合作過程讓人感覺很舒服。」後來,公視節目《我在工場拍拍手》也有到《聽海湧》片場拍攝、記錄影視產業工作環境;另《聽海湧》的電影節首映和馬拉松觀影等行銷活動,公視也有參與其中。

對於立法院刪除公視補助預算一事,孫介珩強調自己不能代表整個影視產業發聲,此外,身為創作者,目前亦還無法具體想像預算刪減會造成哪些影響。「但即便經費減少影響不如預期嚴重,那種不被尊重與信任的感覺,卻是強烈且真實的。」他直言,就刪除理由和手段看來,部分立委似乎並無意與業界溝通,也未展現改善台灣影視環境的誠意,更未對創作者抱持期待,希望他們能推出更優秀的作品。

孫介珩指出,如果刪除理由是詳實列舉列出台灣影視作品的現行問題與改善建議,那麼沒有人會否認立委是藉由預算審查監督行政單位的正當性,但關鍵在於,目前提出的刪減理由是否符合刪除與凍結預算的比例原則?他說明,「合乎比例」才代表這是理性討論,唯有如此,才有繼續對話的可能、必要與空間。

(攝影/林婉婷)

作品要跨文化輸出需要支持

而在「丟掉那隻要飯的碗」所延伸出來的「影視是否需要補助」相關討論中,有網友引用日韓做法,強調影視產業(甚至更廣泛的文化發展)需要挹注資源;但也有網友認為「外國電影都是靠票房、沒有靠補助」和「補助這麼久在知名度上也沒有超過日韓、沒有具體成效」等等。

對於這些論點,孫介珩首先說明,「電影」和「影集(戲劇)」的獲利模式不同,電影主要依靠票房和分潤,但影集在電視台時代是靠「廣告」,進入串流時代是靠平台投資;然而,若平台發現作品反響不如預期,就不會繼續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創作便更加需要多方補助與投資。換言之,影集的成功與否不能單純以票房來衡量。

孫介珩指出,每種文化產業都有自己的創作脈絡、銷售途徑,甚至對於何謂「成功」的定義都不太一樣,若僅以粗糙模糊、缺乏深入檢視的論述來評判,對台灣文化產業進步並沒有益處。另一方面,「補助」的影響力也取決於資源分配的規模和時程,例如韓國投入在文化產業的補助資源和長期規劃,是台灣的好幾倍。他也提醒,影視要「跨文化」輸出並不容易,需要克服不同語言、文化習慣的差異,真的需要資源投入和公部門推動。

至於還有網友認為「補助都是給予特定人士或特定題材」和「台灣作品不好看,不應該繼續補助」,孫介珩直言,若要質疑補助的公平性,應當拿出具體證據,例如分析近五年的評選結果等數據,而非僅憑感覺下結論。此外,單純以「個人喜好」作為判斷文化產業應否發展的依據,也難以展開理性討論與充分對話。

從理解不同立場開始找共識

《聽海湧》展現出不同背景、立場的人怎麼看「正義」;而台灣也正經歷從去年中旬延燒至今、從立法院擴散出來種種爭議。談及怎麼看待社會當前衝突,孫介珩認為還是需要時間,「台灣還處在認同高度分歧的狀態,我們還未找到能夠對話的方式。」

孫介珩希望《聽海湧》能夠讓讓不認同這段歷史的人,試著理解認同它的人在想什麼,讓沒有這段經歷的人,能夠體會曾經歷此事者的感受。「去理解彼此在意的是什麼。」他說,「我們還是可以不認同,但終究要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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