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在轉型正義工程裡，政治檔案的解密，對於社會理解威權統治真相和究責相當重要。不過在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主辦、2月27日晚間進行的「揭開白色恐怖歷史面紗：政治檔案的出土與解讀」講座上，主講人、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研究員陳昱齊提醒，政治檔案是威權統治者、國家視角的文件，因此除了解讀檔案本身，研究時也應要參考其他資料，與檔案對照、考證。
陳昱齊在講座中首先分享德國的例子。東德倒台前銷毀大量政治檔案，這些檔案堆疊後高度111公里，光是索引卡就有4100萬張；破碎的檔案裝滿1.6萬個袋子。為了還原東德歷史，德國政府特別設立史塔西檔案館，每年投入大量經費在修復與解密這些破碎的紙本檔案。運作31年後完成階段性任務，該機構併入國家檔案檔。
對於為何要耗費高成本人力、物力來修復檔案，史塔西檔案局第一任局長高克牧師（Joachim Gauck）曾強調：「只有當我們知道實際上曾經發生過什麼，我們才知道應該原諒什麼。」在史塔西檔案局運作期間，有735萬人次申請閱覽檔案，以確認自己過去遭受不當對待（解僱、逮捕等）的原因，並發現揭發自己的線民可能就是自己的朋友、甚至家人。
說謊與銷毀 不被公開的檔案
在台灣，1960年10月8日下午，雜誌《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被宣判有期徒刑十年。但透過政治檔案的揭露，可以確定同日上午，蔣中正就已在總統府內機密會議中裁示：雷震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自由中國要撤銷登記、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政治檔案讓蔣中正與國民黨高層介入雷震案並「未審先判」的過程得以為後世所知。
事實上，1987年解嚴前的二二八平反運動、解嚴後的白色恐怖平反運動，民間都曾呼籲要公布政治檔案。但國家安全局等單位卻宣稱「並未存檔」，例如1993年的陳文成命案、1997年的林宅血案皆如此；但在2018年，國家安全局又交出上述兩案的檔案，證實當年「沒有檔案」是說謊。更甚者，還有私下銷毀檔案的案例，如前述的雷震案。
雷震入獄後仍在獄中書寫回憶錄，但原稿在出獄時被強行沒收；1988年4月14日，雷震的夫人宋英以監察委員身分要求重新調查雷震案，並歸還遭扣押物品；時任國防部部長鄭為元在4月30日接受立委質詢時稱雷震獄中手稿保存良好，但直到監察院在7月前往新店監獄調查，才發現這份超過2萬9000頁的手稿，早在4月30日就遭獄方銷毀，僅留下部分複印稿。
讀政治檔案 再思審判的過程
根據國家檔案局在2025年1月公告之最新統計，截至2024年底，檔案局典藏堆疊高度約31公里、約相當於60座台北101，其中政治類占9.47%。基於政治檔案對轉型正義工程的重要性，立法院於2019年通過《政治檔案條例》。
過去政治檔案的揭露，受限於《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2條、《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第2項第2點，因此很多時候關鍵內容遭到塗銷、無法辨識。所幸立法院在2023年修法，將《國家機密保護法》第12條的「永久保密」改為「定期檢討」，後者則刪除。新制於去年2月28日正式上路。
威權時期的政治案件判決，層層過程留下的相關檔案，都是研究的資料。陳昱齊依序說明：在保安司令部初審後，判決書交由軍政長官核定與覆議，先給參謀總長、總統府幕僚，最後是總統（蔣中正）。判決確定後執行；死刑通知家屬來領回遺體，有期徒刑則沒收財產、入獄服刑。因為政治犯財產部分作為檢舉人和辦案人獎金，因此也有貪圖錢財而發生的冤案。
有期徒刑不只是依判決結果，還會因為獄中考核分數不佳，在未經額外判決下就增加刑期；出獄後還會遭到情治單位監控。例如出身高雄的文學家、政治受難者柯旗化，原本被判有期徒刑12年，後以感訓為由再關押三年；在1976年出獄後，仍被持續監控至1996年。
塗鴉到化名 檔案隱藏的訊息
陳昱齊帶領與會者閱讀政治檔案，點出解讀檔案需要有好眼力、觀察力和聯想力。需要好眼力是因為很多檔案是手寫，有層層塗改和刪修痕跡，並不是那麼容易閱讀。而觀察力與聯想力，則是幫助研究者「看懂」這些檔案被歸入「政治檔案」的原因。
例如一張塗鴉、一張廣告，就因為圖畫上有一顆「紅色五角星星」，被視為影射中國的「五星旗」，於是被收入政治檔案。而調查站與調查局為保密通訊，曾於信件中使用化名，例如鄭實樸先生、高立誠先生指「調查局」，劉保章先生、魯復南先生分別指「彰化」和「南投」的調查站。
問答時間，眾人討論到「檔案揭密」與「個人隱私」的問題。陳昱齊指出，《政治檔案條例》有規定，當檔案局發現檔案內容涉及高度個人隱私，在公開前應聯繫、告知當事人，使其能就開放應用表示意見；若當事人已死亡，根據條例第8條第7項，繼承人可以對檔案內容加註補充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