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二二八事件不是僅發生在某一天、某一地點的單一事件，全台灣各地都有自己的「二二八」。78年前3月6日的高雄，國民黨軍隊屠殺市議員、血腥鎮壓市區民眾，無數生命隕落於刺刀和槍口下，後續還有漫長的白色恐怖，讓人們對政治議題噤若寒蟬。這幾年來，高雄市政府都會在這一天於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也就是過去的高雄市役所、屠殺發生地，舉辦獻花紀念活動。今年在獻花後，特別邀請水質學家、政治受難者家屬黃春蘭分享自己去年出版的新書《黃春蘭的逆襲人生：遲來的遺書》。
1952年，父親黃溫恭被逮捕時，黃春蘭還在母親楊清蓮的腹中，但黃溫恭已經知道自己有個即將出生的女兒；而他被槍決時，黃春蘭只有五個月大。楊清蓮是路竹國小的老師，在丈夫離世後撐起整個家，並且讓兒子黃大一、大女兒黃鈴蘭、小女兒黃春蘭接受良好教育。楊清蓮不是基督徒，但當年為了避免進入青春期的黃大一走偏，特別將他送到教會。
黃溫恭是牙醫師。黃春蘭表示，自己最感動的是，父親在臨終前於遺書中寫下捐出遺體、為醫學生解剖和學習做出最後貢獻的願望，可惜當年資訊傳遞緩慢，家屬沒有來得及去取回父親的屍體，只能草草掩埋於六張犁公墓。父親的遺願無法實現，但哥哥在2023年離世後將遺體捐出，完成父親的遺願。
黃春蘭指出，根據台灣轉型正義資料庫統計和相關學者分析，「蔣中正介入」是政治犯生死的關鍵。有介入者近三成被判死刑、逾三成有期徒刑高於十年；沒介入則3.7%死刑、75%有期徒刑低於十年。黃溫恭原判有期徒刑15年，因為蔣中正大筆一揮，改判死刑。
黃春蘭坦言，雖然家境不殷實，但因為家人們滿滿的疼愛，她不像哥哥、姊姊，沒有太多關於政治受難者家屬被歧視的記憶。直到大學申請赴美留學獎學金，卻無法獲准出國、耽誤整整一年，那是影響她生命的重大挫折。
在1992年、解嚴後五年，黃春蘭取得國立高雄海事專科學校（現在的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職缺，但聘書還要經過「安全調查」、開學前三日才取得，差點失去工作和來不及搬家。後來她透過查閱政治檔案，發現自己最早在高中三年級就被監控；監控長達數十年且鉅細靡遺，甚至某次相親的對話也被記錄在檔案中。
在這場分享會中，黃春蘭娓娓道來自己有家人疼惜、與土地親近的童年，婚後如何兼顧自己的學業、家庭和工作，以及致力水質研究和教學的經歷，也暢談自己以演講、展覽、紀錄片、表演藝術等方式參與人權教育，並重申「清除威權象徵」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