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婉婷高雄報導】今年適逢台灣文學家「葉石濤」百歲誕辰紀念，高雄文學館與國立台灣文學館、葉石濤紀念館共同串聯辦理系列活動。在6月15日下午，高雄文學館、鍾理和紀念館聯合主辦「葉石濤的南方文學地圖」講座，邀請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退休教授彭瑞金擔任分享人。高雄市圖書館館長李金鴦、葉石濤的兒子葉松齡先生、鍾理和的女兒鍾鐵英女士、春暉出版社社長陳坤崙等親自出席。
彭瑞金娓娓道來兩位文學家的個人生命、創作養成、走過殖民政權對台灣本土文化與認同影響等歷程。1915年出生的鍾理和，與1925年出生的葉石濤，都是在青少年時期就有志成為文學家；鍾理和在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接受私塾教育，學習漢文、閱讀漢文小說與詩詞，17歲開始隨著父親處理農場事務，也認識妻子鍾台妹。
因為「同姓之婚」不受到旁人認同，鍾理和在1940年帶著妻子前往滿洲國，隔年遷居北平；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後，面對複雜的身分認同與現實生活的歧視問題，鍾理和一家於1946年返回台灣。沒多久被檢查罹患肺病。
葉石濤16歲就開始小說創作，曾在西川滿門下學習。終戰後，台灣文壇面臨著語言轉換的挑戰，當時《中華日報》有「日文專欄」，是不少出生於日治、習慣日文創作的台灣本土作家少數可以發揮的舞台，這當中包含葉石濤。然而國民黨很快施行威權統治，葉石濤因為參加讀書會、被以「知匪不報」為由逮捕入獄，原本專注於文學創作的生活因此改變。
出獄後，政治受難者被規定要定期到派出所報到；在警察冷處理自己時，葉石濤看到報紙上有嘉義縣小學代課老師招聘廣告，於是前往應徵。彭瑞金談到，他能獲得這份工作，是因為當時男性多不願當小學老師，另外該學校地處偏遠。葉石濤在兩年後取得正式老師資格、調回高雄，生活較穩定後終於步入婚姻。
彭瑞金說明，葉石濤曾強調小說是自己的本業，而成為文學評論家，是因為看見那個時代的台灣本土作家在文壇被邊緣化，只因為對華文的掌握和語感，和當權派作家所喜愛的不一樣，於是發表〈台灣的鄉土文學〉等評論文章。
關於鍾理和與葉石濤這兩位文學家的對遇，大致有三階段轉變。在1950年代，鍾理和健康不佳又居住在美濃，但透過鍾肇政發起的「文友通訊」進而接觸其他作家，為他帶來莫大的支持與安慰。在這個時期，葉石濤因為前政治犯的身分，正忙於生活重建。
兩人接觸是葉石濤認識鍾鐵民、又與鍾肇政來往，因此認識鍾理和。最初葉石濤看見鍾肇政在出院後所撰寫那些聚焦生命感悟的作品，對他的最初印象是創作以情感為主，但不夠有知識性啟發。
然而看見鍾理和的「故鄉四部」：〈竹頭庄〉、〈山火〉、〈阿煌叔〉和〈親家與山歌〉後，葉石濤對他的評價翻轉；鍾理和的文章細膩且真實描繪出農耕文化沒落的光景，並帶有嚴厲批判。彭瑞金說明，葉石濤看重創作的知性，就像他自己經常透過作品提醒社會去察覺、省思那些被忽略的事，例如政治犯處境、西拉雅族文化、性別不平等。
葉石濤也參與鍾理和紀念館的興建。葉石濤認為，鍾理和的作品以土地為根基，他的文字透露出人民的智慧，這樣的文學有連結讀者的力量；由於當時還處於戒嚴時期，葉石濤清楚強調該紀念館一定要以「民間力量」去興建才有意義。
關於戒嚴，彭瑞金分享另一個故事：當年在《文學界》雜誌連載的《鄉土文學史綱》，要出版時定名為《台灣文學史綱》。葉石濤聽到要改名便感到猶豫，坦言：「我不想再進去（坐牢）。」經作家鄭炯明和彭瑞金不斷勸說後才答應。但也因為當年的堅持與同意，才讓台灣人、中國人乃至於世界，如今能看見由「台灣人」去詮釋的「台灣文學」，不只有中國人以血緣、種族等脈絡去論述的台灣文學。
不過《台灣文學史綱》中有一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不可分割的一支」，這句話若結合上下脈絡來看，是完全獨立、突然出現的一句話。彭瑞金指出，畢竟是在戒嚴時期，那句話其實是煙霧彈、是用來「保平安」的；整本書真正要讓讀者們知道的是：「台灣文學需要有堅定的台灣意識」。
高雄文學館整修後重新開放，現在館內有多場展覽，包含「造書者：高雄文學出版三家」特展、「文學的光影：高雄文學社群百年映像」特展、「複寫拾光：高雄青年文學獎20週年」特展、「棲地共生：高雄文學的地方想像」常設展、「書寫與城市的共生：高雄文學主題導讀」常設展，展覽資訊與「葉石濤」百歲紀念系列活動消息，歡迎關注「高雄文學館」網站與臉書粉絲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