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墨
2015年上映、以真實事件改編的戰爭電影《拆彈少年》（Under sandet），沒有戰場前線的衝鋒陷陣，沒有烽火連天下的兒女情長，沒有可歌可泣的英雄，有的只是一片幾無人煙、海天一線的丹麥海灘，十幾名狼狽不堪、惶惶不安的德國年輕戰俘，還有卡爾，一位討厭德國人的丹麥中士。然而，這部電影之所以為戰爭電影，不是因為他們的軍人身分，而是他們的任務──清除美麗沙灘下多達上萬顆的地雷，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在丹麥留下來的遺產。
整個丹麥西海岸共有上百萬顆地雷，是納粹德國占領丹麥時，為要阻擋盟軍登陸而布置的雷池，直到2012年5月，丹麥才真正全數清除這些地雷。
馬丁．贊李維特（Martin Zandvliet）導演、羅蘭．穆勒（Roland Møller）主演的《拆彈少年》，圍繞著卡爾與這些未脫稚氣的少年展開故事。二戰後期納粹德國窮途末路之時，與盟國日本一樣陷入困獸之鬥，也一樣都動員了尚未成年的男孩投入戰場，他們的青春年華從此被硝煙彈雨籠罩。
戰爭之後的遺緒
這種類型的電影並不多見，既沒有戰前的風雨欲來，也沒有戰時的生死一瞬，卻探討很現實、嚴肅的戰後處置問題。以調性、節奏而言，這部電影無疑是沉悶的，卻呼應這沒有鎂光燈聚焦的主題，反映了戰後百廢待舉的無奈。
劇組有意識地淡化拆彈過程中醜惡、衝擊的一面，德國少年受到的凌辱、誤觸地雷的爆炸、痛失手足後的自我了斷，均以平淡的手法、旁觀的角度處理，甚至少有劇中人物出於主觀感受的對白。這留給觀眾空間，以理性思考箇中緣由、揣測劇中人物的困境與感受，而非受人物的情緒牽動。
《拆彈少年》提醒人們，戰爭不僅只是兩軍交戰，槍砲使無數人魂斷沙場，即或宣布戰爭結束、簽署了和平條約，戰爭的陰霾仍糾纏存活的人們。正如蟄伏在那片丹麥海灘下伺機而動的殺人武器，有形的地雷、無形的仇恨，皆是烽火連天之後的遺緒。
其影響之深遠，令我們視之平凡的生活，顯得奢侈，視之無趣的日常，顯得珍貴，因為這些皆是戰禍之下可望而不可即的幸福。少年們憧憬著平常的日子，一邊拆解著地雷，一邊在生死徘徊間勾勒著稀鬆平常的生活，相信終有一天任務結束，他們可以回家。
死生不容怠慢
他們是否能如願，自己也說不準，只是若不這樣想，日子會更加難熬，尤其是同僚的死亡，尖銳地暗示他們可能就是下一位。當一群少年人將拆解後的地雷搬運上車，一面如往常談論著排雷任務結束後的生活，不意竟是他們的遺言，一個撞擊觸發了引信，近百顆地雷同時引爆，濃煙、火焰伴隨著巨響直衝天際，少年們無一倖免。這一幕極具衝擊，即或這群少年已經熟稔拆彈的每個步驟，稱得上是這領域的專家，但專業素養或許能降低意外發生的機率，卻無法消滅意外的存在。
我們這一代人未曾經歷戰爭，有時聽到一些輕忽戰爭的言論，以為可以控制戰爭，以戰爭遂行政治目的，殊不知當戰爭一啟動，就脫離人的控制，一個失誤、一個意外，便足以叫局勢一發不可收拾，如同少年們駕輕就熟，仍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兩千餘年前，孫武定義戰爭是：「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因為涉及死生存亡，不容我們怠慢，不容我們不察。
仇恨如何消失？
《拆彈少年》呈現了另一個更深的議題，提升電影的層次。劇中有三個丹麥人對德國人抱持強烈的敵意，分別是卡爾中士、艾布中尉及鄰家農婦。
農婦的敵意來自過去被占領的陰影，她對德國少年的受苦幸災樂禍，其實不難理解。艾布中尉的敵意，與其說是個人因素，更多是來自社會群體意志，清除地雷成為報復手段，「人們希望他們死得像蒼蠅。」他殘酷的話反映了丹麥人恨不得地雷清除萬惡的德國人。然而，討回公道的作為本身，卻反證了丹麥的錯誤，《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第32條便明訂：「禁止將戰俘用於不健康或危險的工作。」
《拆彈少年》試著提出的解方，不外乎相處、理解與接納。農婦的怒目相向，在女兒被少年營救後，趨於平和。同樣憎惡德國人的卡爾中士，在相處的過程中，從仇視到理解，認知到少年們也是人，是一群會因缺少食物而飢餓、因恐懼死亡而顫抖、因想念家人而哭泣、想像無限可能的未來的人，甚且仍少不更事。他試著與少年們建立信任關係，雖然過程曲折幾欲瓦解了信任，但至終他選擇善待這群年輕人，或許有愧於一身軍服，卻無愧於良心。
誰有責任拆地雷？
少年們，讓人聯想現代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正如埋地雷的並不是少年，少年卻必須負責清理；發動世界大戰的也不是這一代人，但他們卻承擔上一代人留下的戰爭遺害。
同為軸心國，德國不同於日本，直至今日，日本國內仍有人憧憬大東亞共榮、緬懷帝國皇威；德國卻很清楚父執輩造成何等禍患，銘刻在心，並做出各種補償。除了總理曾為納粹惡行下跪道歉（註），也有意識地限制軍備，壓縮極右派的生存空間，今日的德國，可說竭力改善、維繫歐洲秩序，對國際社會盡一己之力；年輕的德國，正努力拆除昔時納粹德國留下的地雷。
地雷拆完了嗎？至少，這部由德國、丹麥合作拍攝的電影，反映他們正視歷史，而非一昧批鬥或抹滅事實。
《拆彈少年》毫不掩飾地呈現戰爭另一種醜惡，當我們認知時代與環境的無奈時，更是默然無語。無疑地，戰爭對人性的扭曲，使得這場爭鬥沒有勝利者可言，戰敗國的戰俘固然承擔羞辱逼迫，戰勝國的人們亦受到仇恨驅使，犯下平時不認同的罪行而不自知。我們很難苛責備丹麥，因為在丹麥人心中埋下地雷的始作俑者畢竟是納粹；但這讓我們警醒，隱晦於人心的地雷，延續著1945年結束的戰爭，隨時可能引爆。
我們再延伸而論，名為仇恨、憎嫌的地雷，其實於我們並不陌生，差異只在我們擁有的力量不夠，不足以發展成戰爭，但它是存在的。當我們容讓這些晦暗的事深植滋長，無論是否爆發，我們都已忘卻，我們眥目而視之人，與我們同為按神的形像所造，「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神形像被造的人。」（雅各書3章9節）我們當謹記，免得我們得罪人，也得罪造我們、恩待我們的主。
註：1970年西德總理威廉．勃蘭特在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獻花後下跪，被稱為華沙之跪（Warschauer Knief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