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ul嘉義報導】為了引導大眾認識嘉義在地的歷史，台灣圖書室於2月28日舉辦「二二八，一起把嘉義的歷史說清楚」對談，邀請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王昭文與受難者家屬杜銘哲，分別從政治架構與家族記憶視角，探討白色恐怖對嘉義及原住民族的影響。
王昭文表示，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的軍民衝突，白色恐怖則是後續長達數十年的制度性社會壓制。戒嚴體制下，國家利用凍結法律與特務監控，瓦解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王昭文指出，針對阿里山鄒族菁英的迫害，核心目標在於打壓原住民自治意識。當時領袖如Uyongʉ Yatauyungana（高一生）、Yapasuyongʉ Yulunana（湯守仁）被捕後，當權者採取陰險手段，不只以「叛亂罪」論處，更刻意編造「貪汙」罪名，指控挪用發展族群經濟的「新美農場」資金。這種做法意在族人面前將領袖污名化，利用道德摧毀切斷領袖與部落連結，對信譽的破壞力遠勝生理監禁。
杜銘哲從生命經驗談起，父親Boyu Tosku（博尤・特士庫，杜孝生）醫師當年案發後遭部落排斥，導致全家人長期遠離族人生活。杜銘哲感嘆，台灣社會看似逐漸泯滅內部的族群差異，但原住民身分卻承載截然不同的歷史經驗。
杜銘哲認為，原住民的創傷並非始於1947年，而是長久累積；他20多年來未放棄爭取平反，終在社會風氣轉變、條件到位後得到結果，這不僅為父平冤，更是重拾原住民在台灣漫長歷史中的主體性。他也回憶平反之路極其艱辛，自2002年起，家屬兩度申請補償，卻因判決書登載為「貪汙罪」而非「叛亂罪」遭駁回；以刑事罪名包裝政治迫害的手法，成為轉型正義最大阻礙。
轉機出現在2016年，「模擬憲法法庭」重新檢視此案，揭露國家利用法律工具進行政治清洗；2020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式認定此案屬於「司法不法」，撤銷判決處分。王昭文對此表示，歷史上的不正義非常多，但轉型正義必須專注處理威權統治造成的問題；雖然促轉會採用的「國家不法」模式是目前簡便方式，但社會對歷史解釋的期待，或許仍待更深層對話才能滿足。
現場聽眾詢問面對網路惡意留言或冷漠的應對之道，杜銘哲回應，同理心因人而異，需要時間與機會，這20多年來看見社會正朝向開闊視野轉變，對民主社會應有信心。針對如何看待當時「地下黨人」（共產黨員）與是否無辜的提問，王昭文回應，平反核心在於「司法不法」，即當時軍事審判未賦予被告憲法權利，判決過程本身即違法。
王昭文舉「鹿窟事件」為例，當時體制常出現「核心組織者倖存，受感召基層農民卻被判死」的扭曲現象。她強調，不應以現在政治實況評斷當時，應回到當時處境看待人的「選擇」與背後歷史脈絡；歷史不應只有單一標籤，而應是具體、立體且人性化的圖像。
杜銘哲期許，台灣應成為容納不同聲音、具備「修復性」的場域，讓過去傷痕不再是不可言說的禁忌，而是不同族群重新齊心、邁向未來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