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助理教授，現於比利時魯汶大學進修）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猶太大屠殺，奪去六百萬人的性命，這是猶太人忘不了的過去，也是歐洲不可抹滅的歷史。然而，記憶於此，也涉及政治。德國資本家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救助猶太人事蹟，已藉書籍、電影與紀念活動而永垂不朽；但穆斯林援救猶太人的事蹟，卻長期於主流大屠殺敘事中遭到邊緣化。
大屠殺歷史中失落的故事
這並非偶然，而是由戰後歷史、政治與學術等多重因素交織而成的。早期猶太大屠殺研究與紀念活動，深受歐洲中心主義影響，焦點多集中歐洲發生的人、事及具基督教背景之救助者。這使北非地區（特別是在維希法國及納粹德國勢力影響下）猶太人之遭遇，及個別穆斯林救助猶太人的故事被忽略。1948年以降，阿拉伯與以色列的衝突，更進一步讓歷史記憶複雜化，諸多阿拉伯或穆斯林救助者及其後裔，深恐公開當初的救助行動會被視為表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另一方面，部分猶太敘事，則傾向淡化非歐洲之歷史脈絡。直至20世紀晚期及21世紀初，才有學者如羅伯特・薩特洛夫（Robert Satloff）等刻意將這類故事發掘出來，以對抗伊斯蘭世界中否定大屠殺存在的言論，進而促進跨宗教理解。
薩特洛夫於2006年出版的Among the Righteous: Lost Stories from the Holocaust’s Long Reach into Arab Lands（直譯「與正義同行：阿拉伯地區大屠殺籠罩下失落的故事」）記錄了北非地區阿拉伯救助者的事蹟，凸顯了當時納粹的迫害如何延伸至維希法國及軸心國控制的其他地區。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直譯為「紀念與姓名」）迄今已認定多達70位的穆斯林為「國際義人」，大多數是遵循其文化規範「貝薩」（Besa，意指榮譽與守諾）的阿爾巴尼亞人。伊朗穆斯林外交官阿卜杜勒・侯賽因・薩達里（Abdol Hossein Sardari），常被譽為「伊朗的辛德勒」。其故事不僅體現低調的無私義行，更突顯遲來的歷史追認所蘊含之悲劇性諷刺。
以機智對抗納粹的外交官
薩達里生於1914年，出身伊朗貴族世家，先於日內瓦大學攻讀法律，後來在外交部門任職。1940年，他被外派成為巴黎低階領事。在納粹德國占領法國之際，由於伊朗採取中立態度，使館仍可繼續運作，高級職員為了安全紛紛撤離，只留下薩達里獨自負責簽證等事宜。薩達里果斷採取行動保護在法的伊朗猶太人，他巧妙利用納粹對「雅利安」種族純粹性之迷思，主張伊朗猶太人並非出自閃族的血統，而是古代遵循摩西律法的伊朗人，種族上來說，他們是「朱古滕」（Juguten），且已遭波斯文化同化。透過其「偽人類學」的論述包裝，成功說服德國官員，伊朗籍猶太人得以豁免佩戴黃星、免遭財產沒收，乃至被驅逐出境的命運。薩達里不惜違反規定，先是簽發數百份新伊朗護照，省略宗教標記，後來更將這樣的援助延伸至非伊朗籍猶太人，估計在其幫助下，有2000至3000人得以逃離。
在戰後，薩達里堅決拒絕一切酬謝，謙卑地表示這一切不過在盡他身為領事的職責。1978年，他這樣回覆以色列政府的詢問：「如閣下所知，我於德軍占領法國期間，有幸擔任伊朗駐巴黎領事，職責所在，理當拯救所有伊朗人，包括伊朗籍猶太人在內。」事實上，薩達里的行為是有風險的，一來，他那時並未獲政府授權，而且在1942年伊朗參戰後，他喪失外交豁免權後，仍持續私下援助。
戰後被湮沒的義行與悲劇
薩達里返回伊朗後，因未經上級授權而擅自簽發護照（包括非伊朗籍者），被視為違抗命令與濫權，遭受調查、短期拘禁約十日，使其外交仕途受重創。直至1955年才恢復名譽，嗣後，他便退休移居英國。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作為貴族後裔暨前政權的外交官，薩達里在德黑蘭的財產遭到悉數沒收，連他的退休金亦被剝奪。1981年，他在孤獨貧困中辭世。
不像辛德勒，獲救的猶太人並未對薩達里提供經濟援助，可能是他的事蹟直至2000年後方才因歷史學者法里博爾茲・莫赫塔里（Fariboz Mokhtari）的著作In the Lion’s Shadow: The Iranian Schindler and His Homel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直譯「在獅子的陰影下：伊朗的辛德勒和其祖國在二戰中的故事」）得以曝光，也可能是因為他救助的猶太人後來散居全球，但或許更多是出於薩達里的謙遜，他從未主動求助或聲張自己當年的行為。直至今日，薩達里沒有獲得以色列政府頒發「國際義人」的頭銜。
二戰期間國民黨政府派駐在維也納的外交官何鳳山，同樣派發護照給猶太人，在2000年經以色列認定為「國際義人」，對比薩達里的差別待遇，不免令人不解。伊朗裔導演馬赫迪耶・扎雷・扎爾迪尼（Mahdieh Zare Zardiny）於2017年開始著手拍攝紀錄片Sardari’s Enigma（直譯「薩達里之謎」），費時數年收集相關的檔案與倖存者的證言，試圖為薩達里爭取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的認可。影片取名為「Enigma」係指其未獲認可的原因成謎：究竟是因證據不足（外交地位減輕風險）？還是缺乏以色列方面的提名？
又或者，這反映了革命後伊朗猶太社群的尷尬處境：他們一方面感激歷史恩情，另一方面又因中東政治的複雜，使得他們與廣大的以色列猶太社群疏離。同樣的情況可能也出現在伊朗人身上，在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猶太人人口達8萬至10萬人，是中東最富裕、受教育程度最高、最融入主流社會的猶太社群之一。伊朗甚至一度是以色列的密切盟友（1979年前）。但在何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成為反以色列的強硬政權，將以色列視為「小撒但」（美國為大撒但），導致大量伊朗猶太人移民，人口銳減到如今約8000至1萬人。
拓展更廣闊的歷史記憶
人們對伊斯蘭教往往有著不寬容的刻板印象，穆斯林常被聯想為恐怖分子，然而，在德國等地一些基督徒把猶太人抹黑為「殺害基督」的人時，一些穆斯林卻出於宗教寬容、友愛鄰人的責任伸出了援手。薩達里，只是許多穆斯林救助者其中之一。在阿爾巴尼亞這個穆斯林國家，貝薩（Besa，意指誓言）規範驅使民眾積極庇護猶太人，致使其戰後的猶太人口不減反增，成為極獨特的現象。
穆斯林救助者在歷史記憶中的邊緣化，不但致使大屠殺歷史敘事殘缺不全，更在當代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中，助長了種族乃至宗教信仰的堅壁清野。正如薩特洛夫所說，承認這些政治不正確的義人之存在，挑戰了亞伯拉罕宗教間敵對的偏見，進而有助於創傷與復原的宗教對話。
薩達里死了，但他的故事流傳了下來。記得他，就記得了即便在世局丕變的時代洪流中，智慧與良知是可以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道德勇氣本應超越信仰或國籍，並且再怎麼微小的個人，總有其能力所及、可以做的正確之事。 （待續）
相片提供／陳文珊、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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