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珊（玉山神學院助理教授，現於比利時魯汶大學進修）
「國際義人」的篩選，依據1953年《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法》，必須由「義人指定委員會」執行。委員會應由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擔任主席，大屠殺倖存者及歷史專家多人組成。除了附帶的程序性要件，即提名僅限猶太方（獲救者或其家屬）提出外，其審核條件主要包括四點：1.是否有積極且實質的救助行為；2.自身承受致命風險；3.純粹人道主義動機；4.確鑿證據。所以，若救助者的行為無顯著風險，或出於其他動機──如欲使人改宗、收養或經濟獲利，或僅是一般反納粹的抵抗行為，皆不符資格。而援助戰前已皈依基督教之猶太人或其親屬，通常不予認定。另外，結果如何並不在評估要項中，也就是說，即使救助行動最終以失敗告終，救助者亦能獲得承認。
唯一的阿拉伯「國際義人」
2013年，首位且迄今唯一獲此崇高榮銜之阿拉伯人，是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柏林行醫的埃及醫師穆罕默德・赫爾米（Dr. Mohamed Helmy）。赫爾米於1901年7月25日在當時由英國和埃及共管的蘇丹首都喀土穆出生，父母皆為埃及穆斯林。21歲時，他赴德國攻讀醫學，後定居柏林，專攻泌尿外科，並擔任醫院泌尿科主任。隨後，他邂逅護士艾米・恩斯特（Emmi Ernst），並與她訂婚。不料，納粹於1933年掌權後，赫爾米被歸類為「含米特人」（Hamite），非雅利安種族，不僅婚事不成，1937年還遭到醫院革除職務，1938與1939年更先後遭蓋世太保逮捕拘禁過。
赫爾米醫師最早有檔案佐證之救助行動，始於1942年。在納粹統治時期，一位赫米爾先前的病患──21歲的猶太女子安娜・博洛斯（Anna Boros）向他求助，赫爾米遂將安娜隱匿於柏林郊外的偏僻小屋。後來，赫爾米為進一步保護安娜，想辦法偽造證件，稱她為自己僱用的穆斯林護士娜迪婭，公開帶她出入，以消弭旁人的猜疑。不只如此，他更協助將安娜的母親、繼父和外祖母分別藏匿於多處，直至1945年柏林解放。赫爾米與艾米‧恩斯特的感情歷經多年波折，終於得以順利成婚，後於1982年辭世。
反映地緣政治的一波三折
為什麼認定首例阿拉伯人為「國際義人」，會事隔這樣久？其中有意外的成分，例如：倖存者安娜於戰後移居美國，雖曾於1950至1960年間寫信給柏林參議院，請求表彰赫爾米，但直到2010年前後，柏林檔案館才發現安娜的信件與請願書，轉交給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
現實上也不全是意外。例如：安娜為何沒有直接向大屠殺紀念館申請表彰赫爾米？學者如羅伯特‧薩特洛夫（Robert Satloff）等便質疑，大屠殺紀念館對阿拉伯的救助案例，或指「占領時間短」，或以「風險不足」為由拒絕，審核過於嚴苛。在赫爾米獲認可前，大屠殺紀念館雖早已表彰逾70位穆斯林義人，但多為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是長期掛零的。曾經藏匿一家猶太人在其農莊上的阿拉伯裔突尼西亞人阿卜杜勒－瓦哈卜（Abdul-Wahab），在2007與2010年兩度獲提名「國際義人」，均遭大屠殺紀念館駁回，便被薩特洛夫認為是「雙重標準」的實證。這或多或少反映了地緣政治的影響。
在1948年後，埃及作為阿拉伯聯盟之領導國家，視以色列之成立為對阿拉伯民族尊嚴與巴勒斯坦土地之侵犯，故曾與以色列爆發四次大規模戰爭。1948年以色列獨立宣言次日，埃及聯合約旦、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國發動入侵。1956年埃及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並封鎖蒂朗海峽阻斷以色列航運，引爆戰火。第三次戰爭又被稱為六日戰爭，1967年，埃及與敘利亞、約旦締結防禦同盟，以色列六日內摧毀埃及空軍，占領整個西奈半島與加薩走廊、約旦河西岸（含東耶路撒冷）及戈蘭高地。就是在這次戰役之後，加薩淪為以色列統治的地區，造成巴勒斯坦人大流亡。1973年贖罪日戰爭，又稱齋月戰爭，起因於在猶太贖罪日當天，埃及與敘利亞發動突襲。直至1979年後，以埃方簽定和平條約，嗣後雙方便維持著一種「冷和平」（cold peace）狀態──外交與安全層面之務實合作，但民間層面卻持久疏離、猜忌與偶發緊張。
這樣的歷史恩怨糾葛，反映在頒獎的波折上。由於赫爾米夫妻並無孩子，以色列政府轉而連絡他住在開羅的親屬前來領獎。2013年，阿拉伯之春後，赫爾米的親屬仍以政治敏感為由拒絕領獎。甚至有一位親屬公開向媒體表示，若是他國表彰則樂於接受。經多年努力，以色列終於尋得願意代領的親屬，但頒獎地點不在以色列。2017年，同為醫生的納賽爾‧科特比（Nasser Kotby）赴柏林德國外交部，自以色列大使手中領取勳章與證書。
大屠殺可否成為共同的歷史記憶？
埃及政府對於大屠殺的敘事，傾向於「冷處理」。埃及前總統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曾在1964年接受德國媒體訪問時，質疑「600萬猶太人被殺」的數字，稱其為「謊言」。200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1月27日定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 IHRD）時，埃及代表便持著保留意見，認為決議未充分承認導致大屠殺的「種族主義及其他原因」，並強調應同等關注其他歷史悲劇。
2009年，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計畫在加薩學校的人權課程中引入大屠殺內容，更遭到哈馬斯的強烈反對，指大屠殺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編造的謊言」（a lie made up by the Zionists），要求立即刪除相關內容。
這些在在突顯，赫爾米的歷史事蹟在促進跨宗教對談、乃至族群復和上的重要性。德國記者羅南・史坦格（Ronen Steinke）2021年出版了《穆斯林與猶太少女：柏林納粹時代的救援紀實》（Der Muslim und die Jüdin: Die Geschichte einer Rettung in Berlin），依據檔案、訪談（包括安娜家族），生動描繪赫爾米個人的勇氣與人道精神，以及在魏瑪與納粹時期阿拉伯－猶太族群互動的時代脈絡，並推崇赫爾米為「手術室之辛德勒」。
2022年，埃及開羅首次舉辦官方性質的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由美國駐埃及大使館與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SHMM）共同主辦。參與者包括埃及官員、美國學者、外國外交官，以及開羅猶太社群領袖瑪格達・哈倫（Magda Haroun）。活動表彰阿拉伯人在二戰期間救助猶太人的故事，如埃及醫生穆罕默德・赫爾米。這是埃及歷史上首次有官方參與的紀念活動，也宣告了埃及官方「否定大屠殺」的說法正式告終。 （完）
相片提供／陳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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